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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缘等级制度的废除不仅改变了中国的政治制度和国家权力结构，也催生了民间社会的平等精神。战国时期各国变法之后，民间社会的平等精神日趋成长。除了皇室，中国民间社会的财产继承基本采取诸子均分家产的析产制，到了宋代，中国的财产继承进一步平等化，有些地区已经出嫁的妇女和非婚的私生子也可以合法继承一部分家产。这种平等观念极强的财产继承制度导致中国社会的豪门大户难以形成世袭垄断，极大地促进了社会的流动性。 可见，中国古代基本形成了君主、平民（包括朝廷百官）社会的二元构架。土地私有化摧毁了由血缘和出身垄断土地的等级制度，推动了社会成员全国性的流动和土地的自由流转；以郡县制为基础的科层化官僚制度把平民的流动性引入政治，官职由君主任命而无法世袭，贵族政治传统退出了历史舞台；科举制设定了平民进入国家管理部门的普遍统一标准，“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在中国古代社会成为可能；析产继承制决定了中国社会难以形成代代世袭的地方豪强，社会难以形成固化的等级。这四个因素使得平等精神成了中华民族最强大的历史基因。古代中国的平等精神虽然不同于社会主义的平等观，但却为后来中国接受社会主义奠定了深厚的历史基础。 二、维系民生是中国社会的悠久传统 由于春秋战国时期形成的土地私有制和人员的流动性，中国在秦王朝统一之前已经有非常发达的商业，当时的齐国和隶属秦国的蜀地就出现很多富商巨贾。秦王朝统一中国后，全国逐渐形成统一的货币和商品市场。到了宋代，中国甚至出现了纸币“交子”。由于商业的发达，中国古代的很多城市人口都超过数十万，有的朝代京城人口已经超过百万。 然而，民间土地的自由买卖和兴盛的商品市场同时也导致了社会的贫富悬殊，社会的公平正义由此受到严重挑战。鉴于此，中国的历代王朝为了长治久安，不得不采取一些行政干预的手段以缓解社会的两极分化。 首先，防止土地兼并。为了防止因土地兼并造成大量“穷无立锥之地”的流民，中国历代王朝都采取了一些措施来保障无地的农民。汉代的“假公田”政策，北魏和隋唐的“均田制”等，都是在试图减缓土地兼并造成的恶果。有的朝代甚至进行了激烈的土地改革，但由于官僚制度下利益集团的相互掣肘，不少措施与改革不一定都有效，甚至也不一定都于民有利，但其维系社会平等的初衷值得肯定。 其次，平抑物价以保民生。在古代中国，历代王朝为了维系粮价的稳定，推出了平籴、平粜和常平仓等政策。春秋时期的政治家管仲、范蠡，战国时期的改革家李悝等人都提出过类似思想，在之后的两千多年间，常平仓一直是历代王朝调节市场、维系粮价稳定的一个有力措施。20世纪美国罗斯福新政中的农业政策就曾借鉴过中国宋代王安石新政中的常平仓政策。这也成为美国保守主义指责罗斯福“新政”具有社会主义色彩的依据之一。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