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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畜牧业之外，其他各章所涉及的问题，也都尽量体现了黄河上游区域的经济特性。譬如关于土地利用和农作物结构，受自然环境的制约，竟有9个不同的农业经济区，即陇南小麦水稻区、陇东南小麦玉米区、陇东小麦小米区、陇东北春小麦杂粮区、陇中春小麦杂粮烟草区、陇西南青稞林牧区、河西春麦畜牧区、宁夏春麦水稻区和西宁青稞畜牧区。在一个区域内，农业区划如此之复杂，是其他区域鲜见的。市场的结构也因此带有不同地区的交错性特征，在以农业经济为主的地区，以普通的集市贸易为主。而以牧业经济为主的少数民族地区，则主要利用寺院会集进行贸易。不仅如此，作者还注意到，近代黄河上游区域经济也有其历史纵向变化的不同特征。抗日战争时期，在长江中下游、华北以及黄淮平原等传统发达地区，遭遇空前的灾难，经济发展几乎完全处于停滞状态，但在黄河上游等区域却迎来了经济的快速发展。以农业经济为例，粮食总产量和人均产量都达到历史的最高峰，由此为支持中国抗战作出了重要贡献。这一成就的取得，既与抗战期间的发展空隙有关，也与这一时期推行开发西北政策、实施农贷、倡导农田水利建设和农业技术改良有关。 区域史研究，除了追求本地的特性以外，也不忽视与其他区域的“共性”，并为整体史的解释作出努力。该书所反映的共性，不仅仅限于经济结构上，如黄河上游区域与其他区域都涉及土地、农业、手工业、借贷、赋税以及农民生活等方面，更对其中的一些具体问题进行了深入分析，提出了不同区域都有的“共性”之见。譬如，通过对本区域地权状况的考察，作者认为，地权分配与生态环境、宗教势力有密切的关系，生态环境优越的地区地权比较集中，生态环境恶劣的地区地权比较分散；在宗教势力占绝对优势的地区地权主要集中在寺院和高级僧侣手中。这一区域的地权分配，虽然不是十分集中，但贫富阶层仍表现出一定的不平衡，一些人口没有耕地或耕地不足，仍然是农村经济发展面临的极大问题。对于手工业的发展对农村社会经济的影响，作者认为，这一发展使黄河上游区域出现了“半工业化”的新气象，无论是生产工具还是生产技术都有了明显进步；随着手工业的发展，出现了一些手工业比较发达的市镇；手工业还使农村经济结构发生了变化，手工业产值在经济总值中的地位上升。以上观点，与其他许多区域比较，都是具有“共性”的认识。其他例子尚多，不再枚举。这种实证研究，无疑为整个中国近代农村经济的基本实态和发展趋势提供了具有说服力的解释。 （作者单位：南开大学历史学院）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