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虚无主义倾向的“质疑”不是历史的态度 不管我们以什么样的方式、什么样的目的来认识历史，历史永远具有客观实在的一面，这是历史自身的规律性。所以，一切带有虚无主义倾向的“质疑”与“还原”都不是一种历史的态度，都是对历史的不同形态、不同方式的误读与肢解。目前，这种“误读”与“肢解”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其一是“审美斜视”，对真实涌现或经艺术塑造的英雄形象拒绝认同，强行以所谓的“生活逻辑”与“国民性反思”来质疑其真实性。如有人认为刘胡兰年龄那么小，何以能经受住死亡的考验？这样的形象是不是刻意为之的艺术修辞？还有人认为，刘胡兰不是被敌人杀害的，行刑的恰是同乡的群众。且不说这样的质疑有无对英雄的基本敬畏，单就是这样的解读视角就让人匪夷所思。革命战争年代是英雄辈出的时代，也是英雄急速成长的时代，怎能以我们现在的心理特征与行为特征来强行规约刘胡兰？何况，刘胡兰之所以是英雄，就在于体现出同龄人所难以达到的心理承受能力和精神成长高度，只有这样的人物才能从历史的幅面上凸显出来，成为凸显本民族最“新鲜的激情和行动”的“这一个”。否则，英雄又与普通人何异？再者说，少年英雄在中外历史上并不少见。那么，是不是就应该把这些少年英雄全部否定？如果这样持论，我们又该如何理解战国时期12岁的使臣甘罗、明末少年英雄夏完淳？又何以理解布鲁塞尔的小于连与法国民族英雄贞德呢？ 其二是“偏向还原”，即在一种理性强推的逻辑下，以历史肌理的内在丰富性为借口，片面认为历史结果的形成是多元路径交汇的产物，是无数历史线索偶然碰撞所致，从而达到颠覆英雄、污化英雄的目的。如这两年网络媒体上对“狼牙山五壮士”的质疑，就是典型。先是污蔑这些英雄形象并非跳崖而死，再是诋毁这些英雄形象的作风军纪，如偷拔过老乡的萝卜。再是以补充历史细节为由，对狼牙山五壮士的史实真实性进行旁敲侧击，如班长有没有主动请战；留下的到底是五个还是六个；走上绝境是有意为之，还是偶然为之；跳崖前有无喊口号；围拢上来的日军有没有鞠躬致敬，等等。这样的质疑至少在认识历史真实性上有三个误区。首先，缺乏看待历史事件的整体视野。尽管构成历史事件的活动是多元的，但这些活动中必然有一种核心力量，正是这种核心力量的存在，才使得历史事件以这样而不是以其他的方式展现出来。反映在狼牙山五壮士这个历史事件上，这种核心力量就是抵御外侮的民族血性。其次，缺乏审视英雄形象的辩证态度。英雄并不是脱离人间烟火的固化标签，同样也是有血有肉、要吃饭要饮水的普通人，只要他在历史行进的关键之处，做出了常人所不能想象、也难以做出的行为，就能成为一个时期民族精神的标杆。如果置历史事件的根本结果不论，单在一些细节上大加苛责，狭隘地认为英雄的一切必须绝对完美，必然会陷入另一种意义上的教条主义。再次，缺乏评价历史事件的客观立场。从各种历史材料来看，狼牙山五壮士是真实的历史事件，五个战士的身份、弹尽粮绝的事实，及最后跳崖而亡的壮举，都经得起文献的佐证和历史的考量。如果置基本的历史事实于不顾，单纯放大一些根本无法撼动历史事件基本结果的偶然性元素，显然不是一种客观公正的态度，而是一种只见斜枝不见主干、只见泡沫不见河流的认识倒置与精神偏狭。 其三是“肆意解构”，即以主观臆断的方式，在历史题材文学创作中对已有的英雄形象与革命叙事进行肆意解构，消解英雄身上的庄严色彩，横加填塞世俗化的叙事元素，致使英雄完全沦为浑噩之徒。这类典型莫过于《江南》杂志上发表的小说《沙家浜》。现代京剧《沙家浜》中的阿庆嫂本是党的地下交通员，又是春来茶馆的女老板，为保护新四军伤病员，利用自己的特殊身份，与伪军巧妙周旋，体现出极高的生存胆略和艺术魅力。而同名小说《沙家浜》则把阿庆嫂设定为一个与伪军司令胡传魁、新四军指战员郭建光两边都有私情的江湖人。于是，春来茶馆变成了藏娇楼，胡传魁与郭建光变成了采芳客。现代京剧《沙家浜》中从未出现的阿庆，变成了默守在茶馆里一心一意服侍茶客的“多余人”。 这样毫无道德底线的解构，凭借的是取消历史阶段性特征、荡涤英雄主义精神的泛人性主义的逻辑，体现出对历史和英雄个体的极端无知与轻慢。且不说，作者应该尊重《沙家浜》在受众中已经形成的认知定位与心理期待，单就是在改写过程中，即使要丰富英雄形象的人性色彩，作者也应该首先尊重历史内容与历史叙事之间的基本逻辑关系。而且，就人性而言，“红色经典”的英雄叙事多在风云激荡的历史阶段展开，叙事的主体内容是刻画民族存亡之际民众的艰苦抗争，其叙事的主轴在战场，叙事的中心是英雄，人性的体现是气节和风骨。如果让雷刚与柯湘眉目传情，喜儿与王大春卿卿我我，杨子荣与小白鸽雪夜幽会，是否就揭示出了人性的丰富性呢？显然不是如此。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