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吴晗关注的重点虽是朝鲜、建州与明的史料,但对《李朝实录》中有关日本、琉球及部分东南亚国家的史料亦加以辑录。限于篇幅,本文仅以明代抗倭援朝战争史料略加说明。明中叶之“南倭北虏”问题,困扰明朝多年。“倭患”平息不久,万历二十年(1592年)四月,日本关白丰臣秀吉在统一日本之后,发动了侵朝战争,严重威胁着明朝的安全,明朝派兵前往援朝。这场战争时战时和,从万历二十年(1592年)到万历二十六年(1598年),持续七年之久。明朝“几举海内之全力”,前后用兵数十万,费银近八百万两,最终击败日寇,赢得了胜利。在古代东亚历史上,这场三国间的战争,持续时间最长,影响最为深远。 然而关于这场战争史实的记载,中、日、韩三国史料多有出入,不仅详略有异,甚至基本事实皆出现牴牾。对于明朝派往朝鲜的东征人士,如兵部尚书石星、经略宋应昌、兵部尚书邢玠等援朝战役中的重要人物,《明史》中都未曾立传,对于他们在此战中的作用,亦未有详细记载,有的甚至在《明史》中的形象和《李朝实录》中的完全相反(42)。对于上述内容,《李朝实录》记载颇详,而《史料》多辑录出来。从战争开始的1592年到战争结束的1598年,《史料》辑录无一月缺漏,《史料》全书5314页,共12卷,辑录元至正十四年(1354年)到清光绪二十年(1894年)共540年间史实,而对于壬辰战争(1592-1598年)的记载,从1543页至2579页,几乎占全书总篇幅的五分之一,足见吴晗对这场战争的重视。这场战争的史实,主要记载于《宣祖实录》与《宣祖改修实录》,《史料》对二书同时抄录,以《宣祖改修实录》补《宣祖实录》的不足。可见,吴晗对《李朝实录》中相关资料,进行了详细的抄录。 这场长达七年的战争,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从1592年4月到1593年7月,明军收复平壤,取得初步胜利,但在1593年正月,碧蹄馆战事中进攻受挫,双方战事进入胶着状态。第二阶段,从1593年7月到1596年年底,明和日本之间的议和、封贡,终因双方要求相差太远,负责议和之人故意隐瞒事实而失败。第三阶段,因议和封贡失败,丰臣秀吉发动第二次侵朝战争,从1597年1月到1599年4月,日军被击败回国,明凯旋班师,战事结束(43)。对于这场战争的过程,尤其是战争中几次重要的战役,平壤大捷、碧蹄馆之役等,《史料》一书尤为重视,进行了全面而详细的辑录。 第二,朝鲜对于中国明清政治的关注、猜测与臆想。 朝鲜王朝每年都多次派使前往中国,除正使、副使之外,还有一名书状官,专职负责记录沿途所见所闻,回国向国王汇报,其中有许多关于明清政治、社会的观察与描述,当然其中也有不少是想象、臆测甚至歪曲的,但这些都是明清史研究的重要参考材料。《史料》一书,对这些材料进行大量辑录,为研究明清史提供了重要的参考史料。限于篇幅,本文仅以朝鲜君臣对“三藩之乱”和康熙帝的印象为例,说明《史料》一书的特点与辑录原则。 1644年,清朝统治者入主中原,明清更替,日本称之为“华夷变态”,作为清朝藩国的朝鲜王朝,始终不认同清朝的中华正统地位。在反清复明的期望下,朝鲜始终对“三藩之乱”心存幻想,对清朝一再贬低(44)。据《史料》一书记载,朝鲜使者在回国后汇报“三藩之乱”的战况时多言清朝失利,较少提到清军的胜利,这就是故意歪曲的体现。如康熙十四年十月甲子,李佖、李之翼、闵黯回国,朝鲜国王召见。李之翼、闵黯汇报:“吴三桂在沣州,八月潜师渡江,大破清兵,顺治王率兵屯扎,三桂累胜,而王辅臣勇将称马鸡(鹞)子者,方战于潼关,清兵数败。张勇在西安,其子在北京,虽名仕宦,实质子也。刘进忠亦大破尚可喜之兵。郑锦与耿精忠合攻绍兴,此即杭州地也。清人以王辅臣为切忧矣。”紧接着李佖汇报说:“臣于壬子赴燕时,车马连属于道路,今则十室九空。蒙古亦多可忧之端,我国之忧,亦岂小哉!”(45)可见,朝鲜君臣对当时清朝政局的臆想。实际上,朝鲜使臣的汇报夸大了清朝形势的严峻。尤其是康熙十七年以后,清军已经基本控制了战局的发展,但直到“三藩之乱”已经平定后的康熙二十一年,朝鲜使者还对“三藩之乱”的影响心存幻想,希望清朝由此一蹶不振。《史料》中记载了朝鲜使臣的汇报:“沈阳则城郭完全,人民富盛。而山海关以北,抚宁、永平、通州等处,则城郭邑舍之颓毁者,全然抛弃。北京城门及太和殿亦皆颓破而不为修葺。盖将有退守之计,故关内诸处,置之度外。专意于沈阳、宁古塔,以为根本之地。以此观之,南方平定之说,未可取信。”(46)实与事实不符。 再如关于康熙帝的形象问题,众所周知,康熙帝是中国历史上杰出的政治家,尤其是“三藩之乱”期间,他励精图治,勤政的例子很多,但朝鲜使者较少提及,而多言其腐败,明显带有偏见。《史料》中记载,康熙十五年十二月辛未,辨诬使福善君柟、副使郑晢回国。辨诬使别单云:“陕西王辅臣已于九月剃发,降款于清国……清皇不恤国事,淫嬉日甚,每往哭沙河宫殡后之所。货赂公行,衙译辈言及辨诬事曰:‘非二万金决不成’云。”(47)康熙十六年九月庚寅,归国使者权大载汇报说:“闻其政令举措,有同屯聚无赖之盗,皇帝率蝦辈常同浴于太液池,游泳为戏;且耽乐游观,出入无节,与蝦同其服色,而并骑驰逐,人不知何者为皇帝。其无度如此,而下未有谏之者。自执政大臣以下,贪黩成风,贿赂公行,皇帝只知清书,不解文字,故凡干文书,漫不省何事,一任该部之低昂云。是安能久有天下乎?南方事情,虽未能详知,而国内形势,似不得长久矣。”(48)从朝鲜回国使臣的汇报中可见,当时的清朝完全是一幅皇帝不问国事只知享乐,大臣贪污索贿,国家将亡的景象,这和事实存在很大的差异。实际上,这种与事实不符的资料,《史料》中还有很多,限于篇幅,本文不再列举。这些明显和历史事实不符的资料,吴晗都大量抄录下来,这说明他不以自己的主观判断事实的真伪,尽量将资料客观地呈现出来;另一方面,也体现出《史料》一书的辑录原则与特点。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