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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引介西方理论拯救中国历史：新史学和新史观的出现 中国古代的史学家是在一个几千年来未曾间断、高度同质化的文明体系中构建他们对过去的书写和理解模式的。第一次鸦片战争后，这一坚固的和以自我为中心的文明体系开始逐渐坍塌。在国际关系体系和全球贸易体系中的迅速边缘化，尤其是中日甲午战争所带来的严重的挫败感，让包括历史学家在内的知识分子不得不从各个层面去反思中国失败的原因。对历史学家而言，创建一种新的史学或史学观念，是拯救中国未来的希望。新史学的首创者梁启超痛陈中国传统史学的四大弊病：“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国家”、“知有个人而不知有群体”、“知有陈迹而不知有今务”、“知有事实而不知有理想”，进而发出“史界革命不起，则吾国遂不可救”的疾呼(23)。至于什么是新史学，梁启超认为，其要务在于研究人类社会的进化并找出其中的原因。显然，梁启超的新史学建立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传入中国的达尔文进化论的基础上。尽管梁启超对达尔文的进化观念有所误读，比如，他将进化与进步完全混为一谈(24)，但这并不妨碍他把西方的线性进步历史观引入到亟须变革和追赶现代西方的中国。 与中国传统的循环史观相比，线性历史观明确了历史是进化的或进步的，它包含着西方社会获得成功的经验，因而是一种真正的历史观。这种历史观的缺失，正是“吾国进化迟缓之一原因也”(25)。其实，梁启超并不否认中国丰富的历史文化，但认为中国没有世界史，世界史是属于白种人尤其是条顿人的。这里的世界史既是扩张性的，同时也呈现出进步性，为那些尚未进入世界史的国家和民族起到了示范的作用，用梁启超的话说就是：“文化武力之所及，不仅在本国境内……而扩之充之以及于外，使全世界之人类，受其影响，以助其发达进步”(26)。梁启超以一种萨义德所谓的“自我东方化”(self-orientalization)的形式(27)，将中国的历史发展放在了一个进步的世界史框架中，尽管这种世界史是欧洲中心主义的，甚至是种族中心主义的。不过，我们并不能因此将梁启超视为西方帝国主义或殖民主义的共谋。实际上，梁启超希望借助这种新的进化史观来重构中国的过去，目的在于使国人获得一种新的历史意识和在世界史中求得一席之地所必需的民族认同，最终以一种独立和平等的意识步入现代。 与进化史观类似，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或唯物史观也迎合了当时中国人改造旧史学，建立新史学的愿望。唯物史观在中国的出现与俄国十月革命的发生、中国人反抗帝国主义和创建民族国家的革命运动有着直接的联系。但是，对唯物史观的接受，并不仅仅因为它是一种革命的意识形态或政治运动的延伸，更因为它对中国历史前所未有的解释力和为中国历史研究带来的范式变革。王汎森指出，梁启超所倡导的新史学旨在界定“什么是历史”，而马克思主义史学的重心则在于“解释历史”(28)。首次对唯物史观作出系统阐释的李大钊在《史学要论》中指出，史学的要义不应仅限于考证个别的事实，探索其相互联系和因果关系，更要从全部的历史事实中寻求“普遍的理法”，并作“一般的解释”(29)。在李大钊看来，唯物史观就是要探求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寻找社会演进的根本原因。不过，李大钊将唯物史观化约为一种经济史观，即以经济为中心来考察社会变革。这种对唯物史观的理解虽然有些片面，但从经济的角度来解释历史，较之中国的传统史观以及西方的宗教史观、政治史观和唯心史观，已经大为不同，因为它能够理解历史的“全部真实”，是一种对整个“社会”的“进化研究”(30)。 李大钊在这里展示了在唯物史观指导下创建一种整体史的可能性，这种历史涵盖了一切社会现象，它在本质上显然是进步的，以现实的、物质的和社会的历史观取代了具有落后或循环倾向的、神权的、精神的和个人的历史观(31)。不过，与进化史观相比，唯物史观更为明确地提出了研究历史和解释历史的方法论问题，它试图将中国传统的历史撰述——被理解为只是对过去的记录，缺乏对历史解释的追求——上升到理论的高度。与已有的任何一种历史理论不同的是，唯物史观更加重视社会在历史研究中的作用，并在逻辑上优先考虑那些与经济活动有着最直接联系的社会因素。唯物史观改变了历史研究的范围，表现出对于历史解释的复杂性的全新意识，因而是一种“新史观”。李大钊进一步指出，现代历史学家的责任就是要依据这种新史观并结合新史料，对旧历史进行全部改写(32)。唯物史观对中国历史的解释力很快就在20世纪30年代前后有关中国社会性质的大论战中得到彰显。 这场关于中国社会性质的论战发生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后不久，目的是通过论证中国社会的性质，为未来的革命制定目标。正如何干之所指出的： 社会史，社会性质，农村社会性质的论战，可说是关于一个问题的多方面的探讨。为着彻底认清目下的中国社会，决定我们对未来社会的追求，迫着我们不得不生出清算过去社会的要求。中国社会性质，社会史的论战，正是这种认识过去，现在，与追求未来的准备工夫。(33) 论战主要集中在以下三个问题上：第一，中国历史上是否存在奴隶社会；第二，中国封建社会的起止时间和特征；第三，马克思所说的亚细亚生产方式在中国历史上是否出现过。对于上述问题，参与这场论战的派别因政治立场不同而持截然对立的观点，但争论的焦点都是围绕马克思的人类社会发展模式是否能应用于中国历史而展开。论战的各方也根据他们所理解的当下中国社会的性质，提出了不同的革命方案。比如，国民党左派的历史学家认为，当前的要务是进行一场社会革命，赢得国家的独立和政治的统一；共产党的历史学家则主张发动一场阶级斗争，消灭与帝国主义相勾结的地主阶级和资产阶级。这种对于革命的不同理解，最终造成了中国革命在后来的分野。 论战因1937年抗战的爆发而终止，对于所争论的问题也未形成定论。从史学的角度看，关于中国社会性质的论战开启了以西方理论来解释中国历史的新局面，它推动了唯物史观在中国的传播，并为其后来在历史研究中正统地位的确立奠定了基础。作为一种无所不包的理论模式，唯物史观虽然开创了研究中国历史的新视角，但也面临着在实践中能否适用于中国历史的问题。由于将这种源于欧洲经验的历史理论当作一种普遍真理直接应用于中国历史，其后果要么是掩盖中国历史的特殊性以适应这种理论，要么是将唯物史观加以曲解来牵强地解释中国历史的复杂性。更为重要的是，对理论固执的坚守，执着于用一套因果关系揭示历史的进程，反而限制了历史学家对历史发展规律的发现。翦伯赞在1938年就批评了理论凌驾于历史之上的弊端：“争辩的双方，都只以引经据典为能事，不以事实去说明历史，而以公式去推论历史，从而，这一为了解决现实的革命问题而引发的历史研讨，反而离开现实，变成经院派的空谈”(34)。 不论是进化史观还是唯物史观，都是西方在现代性进程中产生的现代史学理论。现代性史学开创了一种新的时间概念，它摆脱了时间与过去的固有关系而使之与未来联系在一起。莱因哈特·柯塞勒克指出，在现代的历史时间中，过去连续性的“经验的空间”(space of experience)发生了断裂，并由此产生出一种新的世俗化的“期待的视阈”(horizon of expectation)，未来与过去因而发生了对立与分离，这便是新时代(neuzeit)或现代的特征(35)。现代的历史观因而也是一种以未来为导向的历史观，它赋予历史发展一种明确的目的，使之得以摆脱过去的束缚，迈向一个更为美好的未来；同时，历史研究的意义不再是从过去汲取服务于当下的经验，而成为一种对未来的期待和憧憬。在中国，对历史的理解也发生了同样的变化。梁启超强调：“历史者，以过去之进化，导未来之进化。”(36)李大钊也认为：“历史……实是一个亘过去、现在、未来的全人类社会……是一直向前进的……我们既认定世界是进步的，历史是进步的……即不应该悲观，不应该拜古……前途有我们的光明，将来有我们的黄金世界。”(37)这种以未来为导向的历史观，必然导致对过去的否认。受进化史观影响，以“疑古派”著称的顾颉刚提出了一个有名的假设：“古史是层累地造成的，发生的次序和排列的系统恰是一个反背”(38)。顾颉刚不再将战国、秦、汉以来古书中记述的历史视为一个有意义的实体，而认为它们是由不同时代的神话和传说一层一层积累起来造成的，这些神话和传说发生的先后次序与古代史书中所记载的次序恰恰相反。顾颉刚的观点对于建立一种新的科学的史学有其重要价值，但他忽视了神话或集体记忆在赋予历史以意义中的积极作用(39)，也没有很好地利用新发现的考古材料。而对那些持唯物史观的历史学家来说，无论其政治立场如何(如代表国民党的陶希圣、代表共产党的郭沫若)，他们都以生产方式的普遍性取代了以其他概念，比如文化，来分析中国历史的可能性。这种新的解释中国历史的模式在给中国史学带来巨大冲击的同时，也对中国的过去予以激进的否定，并以生产方式的递进否定了以儒家传统为代表的“一乱一治”的循环历史观。阿里夫·德里克指出，到马克思主义所引发的社会史论战时，中国传统的历史观开始真正面临致命的挑战(40)。 一方面力图建立一种面向未来的新史学和新史观，另一方面又竭力否认象征着落后和前现代的过去，这让原本具有内在一致性的中国历史面临着一种帕沙·查特吉(Partha Chatterjee)所谓的“叙事的断裂”(41)，即以西方的历史经验将非西方的历史纳入到前者的普遍主义框架中，从而抹杀了非西方历史特有的内容和意义。不过，这种断裂的叙事很快就被那种指向一个美好未来的新的叙事所弥合，它使得中国人可以忘记历史的重负而向前行进。与其他非西方国家的同道一样，20世纪初中国历史学家引入建立在西方经验之上的新史学的目的，是为了改造中国的旧传统，建构一个有资格进入现代社会的民族国家。但是，中国历史学家很快就陷入西方理论与中国历史的紧张关系之中，这种紧张关系以及由之所产生的焦虑感，伴随着直到今天的大多数中国历史学家，并深刻影响着他们对历史的理论思考和写作实践。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