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作者简介：孙正军，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 无论赞成还是反对，史料批判研究已然成为当下中古史研究的热点，这一点已无可置疑。围绕此主题的著述陆续刊出，以此为议题组织的学术会议受到关注，甚至年度学术热点的评选，史料批判也赫然在列。不过，与风生水起的个案式考察相比，相关理论思考却略显迟滞。管见所及，仅安部聪一郎曾对史料批判研究的定义和渊源有所陈述(《三国西晋史研究的新动向》，《中国中古史研究》第1卷，中华书局，2011年，文中称“史料论研究”)，以及笔者曾回顾和反思其兴起背景及贡献得失(《魏晋南北朝史研究中的史料批判研究》，《文史哲》2016年第1期)，对这一影响日广的研究范式来说，显然是不够的。以下笔者即以此前研究为例，尝试对史料批判研究的途径和要旨略作梳理。 一、史料批判研究之取径 史料批判研究应如何展开，不同研究者有不同的研究取径，概括而言，主要集中在以下四点。 1.史料来源。史籍文本源自何处，这是一个很早即为史家所关注的话题，很多史传在纂修时，都会或详或略地说明记述依据。20世纪三四十年代，陈垣更是提出“史源学”概念，提倡通过探究史传文献或史学著述的史源，考正讹误，评判价值。至今史料来源仍受到研究者的重视，并成为史料批判研究的重要研究取径。 关于从史料来源切入的研究，首先值得一提的是近年来引起广泛争议的辛德勇《制造汉武帝：由汉武帝晚年政治形象的塑造看〈资治通鉴〉的历史构建》(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5年)一书。书中针对市村瓒次郎、田余庆等揭橥的汉武帝晚年由横征暴敛、穷兵黩武到“守文”的政策转向，提出其主要依据仅见于《资治通鉴》，而《资治通鉴》记载出自犹如小说的《汉武故事》，不足采信，因此汉武帝晚年并未发生根本性的政策转向。尽管对汉武帝晚年是否曾调整政策，我们还可有其他理解，但辛书所展示的通过考察关键史料的文本来源，挑战前贤建构的经典历史理解图式，在研究方法上无疑具有借鉴意义。 除了史料来源的不可靠外，史料文本与史料来源之间的差异，同样也可构成研究展开的线索。笔者曾注意到《汉书·百官公卿表上》叙述上古官制的一段文字出自《左传》，唯《左传》依次列叙黄帝、炎帝(神农)、共工、太皞(伏羲)、少皞，而《百官公卿表》仅余黄帝、神农、伏羲、少皞，唯独遗漏了共工。对于其间差异，固然可以用《百官公卿表》编纂不审来解释，不过笔者分析后发现，共工在汉代以后逐步负面化、妖魔化，恐怕才是《百官公卿表》将其剔除的真正原因(《〈汉书·百官公卿表〉为何不载“共工”》，《中华文史论丛》2014年第2期)。这里，史料来源作为线索，触发了对《百官公卿表》生成语境的讨论。 要之，以史料来源为取径的史料批判研究，往往瞩目于史料来源的“不合理”之处。这种“不合理”既包括史源自身的“不合理”，也包括史源与史料文本间的“不合理”。以这些“不合理”为线索，梳理史料的形成过程，进而探究在此过程中从史学到史学之外的种种问题。 2.书写体例。书写体例也是传统史学史研究的常见议题，举凡史书体裁是纪传体还是编年体，纪传如何设置，篇章如何命名，顺序如何排列，行文如何遣词造句等，都属于书写体例，影响和制约着史料文本的最终形态。另一方面，书写体例也会受到政治、社会、文化的影响，故史料采用何种书写体例，往往也能成为解析史料形成环境的线索。 笔者有两文从书写体例角度对史书“模式”作了考察：在《中古良吏书写的两种模式》(《历史研究》2014年第3期)中，笔者注意到自东汉以后长期流行两种形塑地方良吏的模式——猛虎渡河和飞蝗出境，推测二者出现和流衍与灾异祥瑞论的盛行相关；《中国古代良吏书写模式的确立》(《中国学术年刊》第38期，2016年)瞩目于良吏模式群在“前三史”中的演变，指出《史记》书写良吏尚不成熟，《汉书》则以理想良吏为基准确立一整套良吏书写模式，《后汉书》在此基础上又增加了德感自然模式，由此形成历代沿用的良吏书写模式。这里虽然较多是从社会文化背景对模式书写的影响进行论述，不过另一方面，毋宁说模式演变也在一定程度上成为显现社会文化背景的重要标识。 胡鸿对异族传在正史中编次位置的解读亦可归入此类，其《中古前期有关异族的知识建构——正史异族传的基础性研究》(《中国中古史研究》第4卷，中华书局，2014年)指出：《史记》关注帝国秩序的形成，编次以事件为中心，故将异族传与朝臣传记混编在一起；《汉书》旨在树立帝国典范，编次以身份为中心，异族传遂被置于类传之末；而以范晔《后汉书》为代表、以“四夷”理念编次异族的方式则是受到经学的影响。可以看到，在这个讨论中，书写体例亦成为研究者揭示政治理念、文化氛围的重要线索。 整体上看，从书写体例切入的研究主要关注影响体例形成、变异的历史背景，在这类研究中，书写体例作为历史背景显露在外的标识，就像悬于水面的鱼浮，其上下摇动直接指向了平静水面下的暗流涌动。由此，考察书写体例的使用、变异，也就成了追索围绕于此的政治、社会、文化背景的“神兵利器”。 3.成书背景。在上一类研究中，成书背景乃是研究所要追踪的对象，还有一类研究，则是直接取径成书背景。这类研究极为丰富，这里仅以安部聪一郎和佐川英治对各类《后汉书》及《魏书》成书背景的考察为例。 众所周知，以范晔《后汉书》为代表的各类《后汉书》是记载东汉历史的重要史籍，研究者多据以复原东汉历史。不过安部聪一郎却意识到，这些成书于魏晋以下的《后汉书》往往融入了时人对东汉历史的认识，亦即魏晋南北朝时代的东汉历史观被史家或有意或无意地接受，由此影响了东汉史事的书写。譬如他对郭泰形象的考察，即具体而微地展现了这一影响。在《〈后汉书〉郭太列传の构成过程——人物批评家としての郭泰像の成立》(《金沢大学文学部论集 史学·考古学·地理学篇》第28号，2008年)一文中，安部注意到郭泰形象在不同时期的传记中有一个不断变化、丰富的过程，突出一点便是隐逸者形象和人物品评家形象的此消彼长，郭泰形象的历时性变化反映了东汉以后士大夫对郭泰评价的变化。显然在这个研究中，成书背景成为制约郭泰形象书写的决定性因素，无论史家多么求真求实，却难摆脱时人尤其是士大夫阶层对郭泰的认识，因此其所构建的郭泰，与其说是真实存在的郭泰，毋宁说是各个时代所期许的郭泰。 如果说安部聪一郎所揭示的各类《后汉书》的成书背景是社会性的，那么佐川英治更多是从政治氛围阐释《魏书》的成书。其《东魏北齐革命と〈魏书〉の编纂》(《东洋史研究》第64卷第1号，2005年)通过分析北魏国史的编纂过程指出，《魏书》是在代人、汉人历史观对立的背景下，基于山东士族立场撰述而成，其契机是魏齐鼎革后北齐试图标榜继承北魏孝文帝汉化政策以争夺正统，促成汉人掌握“监修国史”之权。这里，王朝革命、胡汉角逐、法统归依等各种政治因素纠缠在一起，混合成一幕厚重的政治背景，制约着《魏书》从撰述宗旨到具体内容的形成。 以上两项研究都是取径成书背景较好的例子，不过另一方面，一些自成书背景切入的研究却也存在将背景与史籍泛化甚至盲目联系的倾向。背景是否、如何，以及多大程度上影响历史书写，往往存在较大不确定性，需要研究者仔细分析、斟酌，恰如其分地建构二者之间的联系，如果只是泛泛而论、大而化之，其结果只会削弱或模糊成书背景与史料之间的联系。 4.撰述意图。和成书背景一样，撰述意图也是研究者较多采取的一个视角。事实上对于撰述意图古人很早就有关注，如古代史家提出的曲笔、以史为鉴等，均已在一定程度上触及史料的撰述意图。而受后现代史学文本观的冲击，史料的客观性备受质疑，史料背后的撰述意图也得到研究者越来越多的关注。 无待赘言，徐冲《中古时代的历史书写与皇帝权力起源》(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迄今仍是史料批判研究最具创见性的成果之一，其中“起元”和“开国群雄传”两个单元便主要着眼于国史书写的撰述意图，指出中古国史中“起元”和“开国群雄传”犹如一组联动装置，共同服务于皇帝权力起源的正当化、合法化，其中魏晋至刘宋前期，采取“禅让后起元+开国群雄传”，意在凸显本朝君主的“前朝功臣”身份是获得“正当性”的必要条件；刘宋后期至唐前期，转而采用“禅让前起元—开国群雄传”，则旨在强调本朝君主的“创业之主”身份是皇帝权力起源的新起点。要之，在徐冲看来，“起元”和“开国群雄传”的变化并不只是简单的书写体例问题，而是政治问题，有着明确的政治意图，这个意图即是要将本朝皇帝权力正当化、合法化。 同样基于历史书写服务于皇帝权力的考虑，胡鸿对十六国国史书写的华夏化现象进行了探讨，其《十六国的华夏化：“史相”与“史实”之间》(《中国史研究》2015年第1期)指出，君主被塑造成华夏文化素养深厚、生而具有华夏圣王的种种神异和奇表的人物，十六国历史通过“模式化叙述”与汉魏历史融合为一，这些十六国国史书写中的特殊表现，都有着特定的政治诉求，即试图通过构建华夏式政权的“史相”，论证自身统治的合法性。这里，史书的撰述意图同样被指向皇帝权力。 当然，史书的撰述意图未必总是服务于皇帝，如前引《制造汉武帝》，即论证司马光援引小说入史是为了证释和阐扬政治主张，打击政敌，笔者对史志不载龙舟的考察也指出这是基于士大夫的立场，不过总体上看，撰述意图多被与政治相联系却是毋庸置疑的，这或许与中国古代史书编撰往往具有较强的政治性密切相关。 以上我们通过一些具体研究，简要介绍了当前史料批判研究常用的四个研究取径。需要说明的是，这四个研究取径也非截然区分，在一些具体研究中，毋宁说几个取径是复合使用的。譬如《制造汉武帝》，既有对史料来源的追溯，也有对撰述意图的考索；又如徐冲对历史书写与皇帝权力的讨论，固然以撰述意图为讨论中心，但也涉及书写体例和成书背景。这也就意味着，当我们面对某一史料文本时，有时候可能四个维度都需要留意。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