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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简单的，我们不妨读一读唐朝杜佑的《通典》，看看古人是怎么说明中国国家体制的。这本1215年前撰就的专门研究中国历代制度演变的历史著作，第一部分叫“食货典”，从田制即土地制度讲起，研究了中国古代土地、资本、人口及赋税，讲的是传统经济制度。第二部分讲的是“选举典”和“职官典”。这部分特别值得一看，因为它可以纠正今天的一些错误认识。自春秋战国尤其秦汉以后，中国一直致力于“选贤任能”，即选举来自各阶层的社会精英，组成专业的职业官僚队伍来治理国家。所以，有那么一句名言：宰相必起于州部，将帅必发于士卒。历史上的这套治理体系，难道用一个“帝国体制”就能概括吗？ 现在有些人讲中国是“帝国体制”，摆出的一条重要理由是中国历来只有国家、没有社会。这是不了解中国真实历史的又一种表现。让我们再来看看《通典》，其中整整一百卷即全书一半篇幅都在讲“礼”，而且就紧紧接在“选举典”和“职官典”之后。我们说中国是礼仪之邦，礼治说到底就是社会的自我治理。 中国的礼治，讲的是每个人对家庭、国家、社会乃至天下如何负起责任；同时，天下、国家、社会对每个人、每个家庭又如何负起责任。这样一个庞大的社会自我治理体系，其成熟程度和实践中的有效性，已深入中国历史与现实生活的方方面面。正所谓：无声胜有声，无形胜有形。怎么能弃这样基本的事实于不顾，而用一个只有国家没有社会、“中华帝国”或“帝国体制”来概括呢？ 《通典》从“食货典”到“选举典”、“职官典”再到“礼典”，然后才讲到“兵典”“刑典”，最后讲州郡与边防。这是对中国古代国家和社会治理制度的一个完整说明，难道不比孟德斯鸠、黑格尔及现今“帝国体制”论者所说的更切合历史实际吗？ 黑格尔、亚当·斯密没有看过《通典》，孟德斯鸠也没有读过，他们当然也没有完整研究过中国的传统国家治理和社会自我治理制度。因此，不能准确认识中国的历史并不奇怪。但是，我们自己如果也不能准确认识自己的历史，尤其是不能从中国实际出发，独立自主地研究中国，那就值得深刻反省了。 在我看来，能不能真实复原我们自己的历史，能不能正确认识世界的历史，是我们哲学社会科学能不能形成中国理论体系、话语体系的基础。如果对自己的历史都搞不清楚，跟着人家背后曲解自己的历史、曲解世界的历史，没有自己的独立研究，怎么能在世界上形成真正具有影响力的中国话语权？ 还想指出的是，我们对马克思主义，必须要有更深的理解。没有哪一位学者像马克思那样重视历史研究。他花了很长的时间研究欧洲历史，研究世界其他许多地方的历史。他说：世界上只有一门科学，那就是历史科学。历史科学是一切科学的基础。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都需要以历史知识为基础。阅读马克思的著作，特别是他浩繁的手稿、笔记时，不能不为其宏大的历史视野、深邃的历史洞察力和严谨周密的研究功力所折服。马克思的研究清楚表明，要了解真实的历史，不能依靠概念演绎，也不能满足于以往的认识，而必须坚持从历史实际出发，吸取各种新的研究成果，充实和订正原先的认识，以便一步步接近历史的真相。 回头看我们今天历史学最大的问题，就是恰恰忽视了对自己历史的充分重视和独立自主研究，缺乏以自我为主体、实事求是地从根本上进行研究、总结和概括。坚持马克思主义，就要打破长期以来历史科学研究的怪状，特别要反对以欧洲为中心的历史观、发展观，反对当年极为强势的文化殖民主义对中国历史的污名化话语构建和理论构建，真正树立实事求是的科学历史观。 马克思首先让我们重视人们物质生产和物质生活的历史，同时一再强调重视人的主观能动性，不要让主观能动性为唯心主义所占领。无论中国史研究、世界史研究，还是宏观研究、微观研究，其理论体系和话语体系的创新，都不能脱离人的社会性这一本质属性，不能无视人类从产生起就结成各种各样命运共同体的基本事实。全球化时代，整个人类的命运更是休戚相关。我们要重视人的信仰、知识和审美、抒情，要重视人们的文化生活，要重视将人们的物质生产、精神生产两方面结合起来的制度创造、制度运行。我们要按照马克思作出的榜样，立体再现中国真实的历史以及世界的历史。 用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研究中国历史，还必须突破现有的从西方、日本移植回来的具有浓厚文化殖民主义色彩的论断。要创造能够准确反映中国历史实际的理论与概念，形成具有鲜明时代性的科学话语体系。对中国历史，我们有责任全面进行研究，对整个物质生产过程、精神生产过程、制度生产过程，对中国政治、中国经济、中国社会、中国文化的制度及其实际运作，对中国人的思维方式、行为方式，对中国人的审美体系、价值追求、感情表达路径，认认真真地开展自己独立的研究。只有这样，我们整个哲学社会科学，我们的话语体系、理论体系，才能坚不可摧地建立起来。 （作者为复旦大学教授）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