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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社会生活与日常生活 社会生活是近代中国社会史研究的基本内容之一。近30年来，学术界在此领域作了多方面研究，但多着眼于一时一地一事的讨论，缺乏贯通而系统的考察。李长莉等合著的《中国近代社会生活史》填补了这一空白，是首部研究中国近代社会生活变迁历程的通史著作，较为系统地记述了1840-1949年中国社会生活变迁的历史过程与全景画面。该书以社会整体变革下社会生活发生的新变化为重点，以中国社会近代转型与社会生活的互动为主线，着重呈现社会生活受西潮、新潮与战争影响而出现的新变动、新景象，特别是那些代表中国社会生活近代转型的新现象。其历史叙事采用了社会文化史的视角，从而使这部生活史呈现为“民众的历史”。尽管“社会生活”的概念尚无定论，但该书作者认为“社会生活”以衣食住行、社会风习和休闲娱乐等日常生活为主，旁及生活环境、婚姻家庭、社会交往、社会流动等内容。 “日常生活史”是近年开始热起来的一个新论题，虽然学术界尚未在学术意义上对“日常生活史”与“社会生活史”两个概念作出公认的区分界定，但“日常生活史”以其更加贴近民众日常生活、更趋细化而渐显其特色，一些学者也开始在这一方向上提倡与深耕。前述常建华与李金铮从社会史研究方法上的层面讨论了日常生活的问题。实证研究方面，有学者从中国近代日常生活的具体情境中观察社会变迁的细节和一些容易被忽略的特质。杜丽红《制度与日常生活：近代北京的公共卫生》(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年版)既从国家和社会的角度阐述制度变迁的过程，也从日常生活的角度分析制度在社会中的实际运作，旨在探讨20世纪初北京公共卫生制度演变及社会化过程的基本脉络与问题。程为坤《劳作的女人：20世纪初北京的城市空间和底层女性的日常生活》(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5年版)细致考察了20世纪初北京底层普通劳动女性的日常生活，重点介绍了女手艺人、女佣、女乞丐、女演员等城市底层劳动女性，指出她们不仅走上了城市公共空间，还将其变成自身日常空间，并以之来增加个人机会和影响。城市空间虽然给女性提供了追寻自由的舞台，但让她们遭受到了歧视和压迫。徐鹤涛考察了晚清民国时期日常生活中的北京小贩与城市警察之间的关系。他注意到，清末北京出现了以警察为核心的小贩管理体制，形成了警察与小贩和谐相处的新的城市秩序。他由此指出，不应把“国家—社会”关系仅仅理解为一种抽象结构，而注意到它其实是具体的管理者与被管理者间的日常互动；现代国家建设并非必然落入“政权内卷化”或“社会规训化”，日常生活中各方的不同选择会产生很不一样的后果[20]。这启发研究者改变以往单一的结构化视角，真正进入日常生活，或许才能发现一些之前未注意的东西，甚至可能会对近代中国有一个不同于以往的认识。日常生活研究的魅力当在于此。 五、民间信仰与社会心理 中国近代社会史学界关于近代民间信仰的研究有了新收获。近代北京香会是民俗学界关注的老问题，张青仁运用了区域社会史的视野，认为北京香会出现“井”字里外的等级分化及其地域特征的形成是多元文化交融的产物，亦是政治秩序对地方社会渗透的过程[21]。张佳考察了近代上海中国济生会的济公扶乩信仰活动，认为近代绅商居士信仰扶乩化与佛教现代化的张力在慈善事业上得到一定程度的消解[22]。邹立波认为，近代康区的城镇空间布局在国家力量的介入下发生较大转变，主要体现在本土政治力量与国家力量的消长，汉式民间信仰空间被挤占和挪用，以及藏人传统宗教空间的保留[23]。当前学术界讨论近代民间信仰存在着一些需要突破的局限。李俊领认为，学术界对近代中国民间信仰的研究遇到了“瓶颈”，需要在理论方面讨论民间信仰是民俗还是风俗、礼俗，民间信仰是不是“迷信”，民间信仰是不是宗教等问题[24]。 “社会心理分析—心态史”是中国近代社会史研究的一种方法，也是一个重要领域。社会底层民众心理的变化体现了社会转型的深层结构。刘斌注意到，晚清时期特殊的灾荒环境加上西学东渐的影响，导致直隶民众迷信崇拜心理进一步发展，也造成了“安土重迁”心理与社会秩序观念的变迁[25]。胡俊修、高洁分析了近代城市民众集体抗争的行为逻辑与心理特征，认为他们的心理依然保守，权威信仰与“清官”情结仍然浓厚，正统主义观念根深蒂固[26]。这些讨论表明，近代社会底层民众心理变化缓慢，在很大程度上仍停留在前现代化时期。 近代社会底层民众心理的前现代性意味着“地方”民众在思想、文化、精神、心灵、信仰等层次的空虚、茫然、不安定，但“地方”也有历史，有他们表达思考的方式。王汎森指出，地方社会往往也是一个无声的世界，历史研究者可以透过民众日常生活中的象征行动和一系列的“寓意/比喻系统”来探究其自我形象的塑造和集体心态的变化。民众的生活象征行为对于分析民众心理(心态)具有不可忽视的作用。若只注重整体的历史大框架，往往会忽略地方社会的多元性和独特性，但也不能局限于地方之见，应在两者之间反复观看，才能丰富研究的视野[27]。这对于从“地方”、“民间”自下而上地观察近代社会变迁的层次性与多面性确有启发。 近代学校教育有力塑造了学生的政治观念与文化观念。毕苑通过考察近代教科书认为，现代国家观念是一个逐渐成熟的过程，其在教育方面的表现也是多种因素互动促成的结果[28]。朱发建、张晶萍分析称，在爱国先爱邦、谋国先谋邦的理念指导下，清末各省留日学生均强调本省对全国关系之重，他们一方面认同本省文化、赋予其正面价值，另一方面又对地域文化中不适应社会竞争、不符合自治需要的成分进行反思与批判，警醒同胞谋求革新[29]。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