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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记忆遗产又称世界记忆工程或世界档案遗产，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于1992年启动的一个文献保护项目。其目的是对世界范围内正在逐渐老化、损毁、消失的文献记录，通过国际合作，使用最佳技术手段进行抢救，从而使人类的记忆更加完整。 有些记忆以文字、图画或图片的形式记载在文献中，有些记忆却是看不见、摸不着地保存在亲历者的回忆里。物是人却易非，抢救记忆时不我待。很多时候，历史学家默默做的就是这件事情。 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纳粹疯狂迫害、屠杀犹太人，欧美许多国家都对渴求“救命”的犹太难民关上了大门。三万多从纳粹屠刀下逃生的欧洲犹太人远涉重洋来到上海，其中也有数千人经上海去了第三地。上海成了犹太难民的“诺亚方舟”，接受的难民超过了加拿大、澳大利亚、印度、南非、新西兰五国当时所接纳的犹太难民的总和。直到苏德战争、太平洋战争的陆续爆发，犹太人逃亡所经由的陆路和海路先后被切断，犹太难民才难以进入中国。 当年来到上海的犹太家庭，有许多在中国度过了一两代人的时光。他们与中国人之间，形成了一种美好的、跨越文化障碍的友情，把这座遥远的东方城市视作记忆中的第二故乡，也为上海这座城市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许多犹太人还曾投身中国革命和抗日战争当中，与中国人民并肩战斗。 1963年，以色列议会通过法令，向曾经在纳粹大屠杀时期不顾个人安危，救助过犹太人的非犹太人颁发“国际义人”奖。截至1990年5月，共有8611人被授予了这一荣誉，然而令人遗憾的是，其中居然没有一个中国人。2000年7月，前国民政府驻维也纳总领事何凤山的名字被刻入犹太人纪念馆的“国际义人园”。人们后来才渐渐知道，这背后是潘光和他的同事们与国际犹太组织近十年的苦苦追寻与努力。 有人说，潘光就是那位开启犹太研究“中国篇章”的人。如何把犹太人的记忆、中国人的记忆及每一位亲历者的记忆编织在一起，还原那段属于全人类的宝贵历史？我们不妨听潘光娓娓道来。 将史学从书斋推向大众 文汇报：1995年，《犹太人在上海》出版。那一年，正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50周年。2015年，《犹太人在上海》第四版和《犹太人在中国》最新版与广大读者见面。这一年，是纪念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和中国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从《犹太人在上海》到《犹太人在中国》，其背后不只是研究范围的变化。作为主编，请您介绍一下其中鲜为人知的故事。 潘光：早在上世纪80年代，我们就想编撰一本《犹太人在上海》的画册，但是碍于经费制约，只得一再搁置。直到1995年，上海画报出版社（现更名为“上海锦绣文章出版社”）找到了我，双方一拍即合。画册力图再现上海救助犹太难民的难忘故事，推出后受到各方的广泛好评。 从《犹太人在上海》到《犹太人在中国》，我必须要介绍一下两位非常重要的支持者——老市长汪道涵和原国务院新闻办主任赵启正。1998年1月，赵启正赴京履新，随身带去了我送的那本《犹太人在上海》。他阅后问我：“为什么不把画册内容拓展到‘犹太人在中国’？”除了这个启发式的提问，启正同志和国务院新闻办还在各方面给予我们大力支持。从《犹太人在上海》到《犹太人在中国》，就要把哈尔滨犹太人、天津犹太人、开封犹太人、香港犹太人等中国其他地方犹太人的历史都纳入其中。当然，我们从1980年代初就开始进行在华犹太人研究，到了21世纪初，研究基础和资料积累做画册已不成问题，但是让人拿捏不定的却在于开封犹太人的历史——涉及比较敏感的宗教、民族政策问题。汪老非常支持我们的工作，很快把这个问题向时任国家领导人作了汇报，中央领导的回复是“让他们放心、大胆地做”，相信学人能把握好政策问题，这让我们稳稳地吃了一颗定心丸。 2001年6月，《犹太人在中国》中英文对照版面世；2003年2月，《犹太人在中国》中法文、中德文对照版同时出版。很快，经赵启正之手，300余本《犹太人在中国》便出现在了以色列前总统佩雷斯、以色列前总理奥尔默特、德国前总理施罗德、WTO美国谈判代表巴尔舍夫斯基、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美国前财政部长布鲁门撒尔及世界银行前行长沃尔芬森等各界名流的案头。 2008年以来，我们又与中国国际文化交流中心合作，把画册变成图片展览，把犹太人在中国的故事送到美国去，送到以色列去，讲给国际友人听。近年来，还出现了关于这个题材的小说、纪录片、电视剧、音乐剧等。这正是我们史学界积极促进的“公众史学”——将史学从书斋推向大众。它们唤醒了中、犹两个古老民族的记忆，同时也唤醒了全世界的记忆。忘掉这部分让人心酸、难忘却又值得庆幸的历史，将是人类历史宝库的重大损失。通过编撰画册，我深刻地体会到：记忆不只是曾经发生的过往，记忆遗产是人类共同的财富；无论快乐的记忆、痛苦的记忆，甚至是屠杀记忆；不论个体记忆，集体记忆，还是民族记忆，都是人类不可以遗忘的篇章。这大概就是中国人“以史为鉴”的智慧所在。 文汇报：半个多世纪过去了，当初的“上海犹太人”和他们的子孙如今生活在世界各地。他们纷纷回到这座城市，回到记忆中的“第二故乡”。犹太人在上海这座城市留下了什么？ 潘光：犹太人给上海留下的宝贵财富主要体现在建筑、音乐和医学三大领域。这里指的不仅是犹太难民，也包括在他们之前来到上海的塞法迪犹太人和俄国犹太人。 那些陆续迁入上海的犹太人，在上海建立了会所、教堂、学校、医院、俱乐部、公墓、商会，乃至政治团体，留下众多建筑遗产。据统计，上海现存的犹太遗址和特色建筑多达48处，且很多都仍在使用，一些甚至成为上海的地标性建筑。如坐落于延安西路64号的中国福利会少年宫，曾是英籍犹太商人嘉道理的私宅，史称大理石大厦；今天，在南京路外滩的和平饭店底层外墙黑色铸铁窗棂上，我们依然可以找到犹太富商沙逊家族的双狗族徽，从前人们称它“沙逊大厦”，是沙逊家族在远东的标志；位于长阳路62号的上海犹太难民纪念馆，1907年建造之时也是一幢私宅。后由俄罗斯犹太人集资将原来在其他地方租屋建造的摩西会堂迁入，成为一所供俄罗斯犹太人和中欧犹太人使用的宗教会堂。 如果说建筑冷眼“旁”观昨天的故事，那么音乐则以其独有的优雅与热情言说着曾经的苦难与欢乐。如果说那些地标的缔造者主要是些富甲一方的犹太商人，那么音乐与医学的传递者则多为背井离乡的犹太难民。 当时，有200多名犹太音乐家逃离柏林、维也纳等“音乐之都”，一路艰辛来到了上海。其中不乏享有盛誉的音乐家。如阿尔弗雷德·卫登堡在纳粹上台前已是驰誉德国，乃至欧洲乐坛的小提琴家和钢琴家。然而，纳粹的反犹政策使他在德国无法演奏，甚至难以生存，不得不随成千上万的犹太难民来到上海避难。在上海，他被聘为上海国立音专（现上海音乐学院）教授，培养出了一批优秀的中国学生，如谭抒真、陈宗晖、马思宏、章国灵、杨秉荪、司徒华城、李名强等。战后，他继续在中国演奏和教学，直至生命的终点。在犹太难民来沪之前，意大利犹太小提琴家、指挥家阿利国·富华，俄国犹太作曲家阿隆·阿甫夏洛穆夫就已来到上海播撒音乐的种子。阿甫夏洛穆夫还曾为后来成为国歌的《义勇军进行曲》配器。 在医学领域，必须提一下奥地利犹太人范尼·哈尔彭教授，汉名韩芬。她毕业于维也纳大学，曾受教于诺贝尔奖获得者瓦格纳-尧雷格教授和精神分析法鼻祖弗洛伊德。1933年，她来沪任教，后在上海圣约翰大学医学院担任神经系主任，开设精神学和神经学课程达10余年，还在红十字医院、中山医院、公济医院、同仁医院、仁济医院等多家大医院兼职，担任神经科主任等职，为上海医学卫生事业的发展做出了杰出贡献。她率先将精神分析法系统地介绍到中国，我国精神病医学的创始人之一栗宗 华医师就曾受教于韩芬教授，中国精神病学界的不少著名医师当年也都是韩的学生。 文汇报：有数据称，自诺贝尔奖设立以来，犹太人拿走了19%的化学奖、26%的物理奖、28%的生理与医学奖、41%的经济学奖。犹太人创造知识和财富的能力一直令世人啧啧称奇，是什么成就了犹太人所取得的成绩？ 潘光：近2000年里，犹太人失去了自己的家园，离散于世界各地，是什么让这个民族得以维系，并且重建了自己的国家？吉普赛人的遭遇似有几分相似，而今后者却如散沙一盘，失去了民族的凝聚力。我认为，犹太文明有着三个重要支柱：其一是以犹太文化传统为主体的民族认同感；其二，是以犹太教为纽带的共同信仰和价值观；其三，以家庭为基础、犹太会堂为核心的社团网络。这三个支柱是犹太人能够团结奋斗，取得成功的基础。 另一个重要原因是犹太民族非常重视家庭与教育，这点与中国文化十分相似。与中国家庭类似，犹太家庭也常常是四世同堂、三代同居。犹太人的经典《塔木德》中有许多可以在中国的《四书五经》中发现的箴言，如教导人们要孝顺父母、爱护妻儿，要注重学习，才能出人头地（“惟有读书高”）等等。 为什么我们把犹太人一起祈祷的地方翻译为“犹太会堂”，而非“犹太教堂”？因为synagogue一词除了宗教概念，还有学校的意思。犹太人除了在那里进行宗教活动，还举办各类讲座和学习班。比如在星期天，犹太会堂都有主要面向青少年的“周日讲堂”，我本人就在美国犹太会堂的“周日讲堂”做过多次讲座。 最后还有一点，就是犹太人善于把民族的灾难如纳粹大屠杀作为反面教材，以史为鉴，警醒后人。在每个犹太社区，人们都可以找到大屠杀纪念馆或教育中心。每个犹太孩子一懂事就会被带到这里接受教育。每年的纳粹大屠杀纪念日，人们都要汇聚在这里举行纪念活动，探讨如何从这一大悲剧中吸取历史教训。犹太人还特别善于向世界讲述大屠杀的悲剧故事，《辛德勒名单》等奥斯卡获奖片感动了全世界。现在，纳粹大屠杀教育已成为现代犹太教育和国际历史教学的的重要组成部分。只要犹太民族存在，纳粹大屠杀教育就会世世代代进行下去，持续不断地增强犹太民族的凝聚力。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