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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经有不少人认为是“日本当局救了上海犹太人” 文汇报：上世纪三、四十年代是一段写满伤痛的岁月,对于中国人和犹太人来说,都是如此。然而，任何苦难都没能阻止上海成为犹太难民的“诺亚方舟”。究竟是谁接纳了来华犹太难民？关于这个问题，学界似乎还有争论。 潘光：事实上，这个问题的本质是话语权的问题。由于种种复杂原因，改革开放前国内学界对这个问题的研究是缺位的，这就给一些别有用心的人钻了空子。于是，国外有些声音便说，当犹太难民涌入上海时，是日本人占领着上海，因此“是日本当局救了犹太人”。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我访问国外一些大学和博物馆时，经常听到这种说法。甚至有人问我，“既然日本是希特勒的盟友， 为什么他们还要救犹太人？”在一家国际知名犹太博物馆内有一幅“全球救助犹太难民图”，其中在“上海”这个黑点上注明救了25000犹太人，但却插了一面日本国旗。后来，在我们的一再要求下，这面旗帜才被挪走。无疑，这种“日本当局救了犹太人”的说法是完全错误的。 在中国的土地上、在中国人生活的弄堂里，无疑是中国人民接纳了来华犹太难民。中国驻维也纳总领事何凤山给犹太难民发了数千张签证，让他们能逃离纳粹占领区，其中许多人来到了上海。 当时日本侵略者控制了上海的一部分领土，在一段时间里没有拒绝犹太难民的进入。但是，到了1939年8月，日本当局便对犹太难民进入上海设置了重重障碍。到了1943年2月，日本当局又设立了虹口隔离区，强迫2万余犹太难民迁入该区，不得自由出入。应该指出，有少数日本官员是同情犹太人的，如当时日本驻上海副领事柴田，就暗中帮助犹太人，被日本当局逮捕，遭严刑拷打后押送回日本。 令人欣慰的是，经过这些年来中国学术界的勤奋研究和耐心宣讲，“日本当局救了犹太人”这种说法基本已消失了。 文汇报：另一个学界争论不休的问题：当时，到底有多少犹太难民避难上海？ 潘光：确切地说，这里有三个统计数字：第一个是三万多，这是指从1933年到1941年，所有在上海停留过的犹太难民，包括途经上海或在上海短暂停留后又去第三地的犹太难民，总计三万余人；第二个数字是二万五千人，指的是除去途经上海的人，到1941年12月珍珠港事变导致上海对外海路交通断绝后仍留在上海，直至1945年9月二战结束才离开上海的犹太难民；第三个数字是两万，指的是1938年后进入虹口地区，特别是1943年2月后被迫进入虹口隔离区的犹太难民。 第三个数字与很多当年生活在虹口的犹太难民的回忆相吻合，因为他们只对于自己居住的虹口的情况有所了解，对于上海犹太难民的整体情况和途经上海的犹太难民的情况则不甚知晓。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他们看不懂中文资料，因此对于《申报》等中文报刊，以及中国政府、汪伪政府的中文统计数字和相关档案，想必是没有办法阅读的。 文汇报：《犹太人在中国》一书被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原主任赵启正称为讲好中国故事、促进公共外交的成功案例，可否请您谈谈在来华犹太人研究过程中，对于建立我们自己话语体系有何体会？ 潘光：如前面提到的究竟是谁救了来沪犹太人，来华犹太难民究竟有多少人等问题，本身并不难回答，因为历史总归会回归其本来面目。然而，问题核心是话语体系的问题。如果我们不主动、积极、实事求是地去研究，话语权就可能落到了人家手中。 再举一个例子，到2000年，全世界有两万多人因为解救过犹太人，而被以色列授予“国际义人”称号，其中却不见中国人的身影。我们觉得这是不可思议的。二战期间，上海被称为犹太难民的“诺亚方舟”，难道当年就没有中国义人，冒着生命危险搭救犹太难民？在国际犹太组织的帮助下，我和我的同事们寻找了许多年，终于发现前国民政府驻维也纳总领事何凤山曾通过发签证救助了数千犹太难民。经过艰苦细致的调查研究，我们把所有资料交以色列相关部门审核。最终，何凤山被以色列政府授予“国际义人”的称号，他的名字被刻入以色列大屠杀纪念馆的“国际义人园”里。 由此我深深体会，中国人的义举，中国人自己不去研究、宣传，还能够指望谁来研究、宣传？重要的是，讲好中国故事，首先要搞清楚故事的始末。2010年，“来华犹太难民研究”被确定为国家社科基金重大课题，由我担任首席专家，其主要目的就是抢救口述史料。在史学界，我们称之为“口述史学”。现在，亲历者正一天天远去，抢救工作时不我待。我们还原历史，然后从理论上进行分析，进而总结犹太避难史上的中国模式或特色。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