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次鸦片战争 林则徐被称为“睁眼看世界的第一人”，但林则徐究竟看到多远似乎并没有人切实地考察过。另外，有着世界眼光的林则徐定然不会任凭当时的中国落后挨打，而他也确实试图采取一些手段改变中国的思想。那么，我们如何分析林则徐在第一次鸦片战争中的作用呢？ 清道光三十年（1850年）11月22日，广东潮州普宁县，苍山如海，残阳似血。 一代名臣林则徐已处于弥留之际。他遥望京师，满目凄凉。“此生谁料，心在天山，身老沧州”，神州烽烟四起，列强虎视眈眈，大清正值多事之秋，用人之际，却不料自己会终老于这个偏远无闻的南国小县。多少襟怀抱负，都付与残山剩水。壮志未酬的林则徐满心不甘，寂然远去。 勿谈国事只为明哲保身？ 1841年9月3日，道光以办理禁烟不善为由，将林则徐和闽浙总督邓廷桢交部严加议处，随之革职。次年五月，盛怒之下的道光帝因为广东战败，归咎于前任，林则徐被革去四品卿衔，充军伊犁。发配新疆之前，林则徐再度上书道光帝，力言必须禁烟和重视海防，却被道光帝斥为一派胡言。以他和邓廷桢为首的抵抗派饱受排挤打击，“徒有救国之志，而无尺寸之权”。 此时形同屠杀的战争仍在继续。英军破一岛则一省震动，骚扰一省则各省惊恐。天朝上下，充满了一种末日来临的紧张情绪。 作为“引发”这场战争的当事人，林则徐痛心疾首，寝食难安。 1842年，在流放伊犁的途中，他给友人信中的一段话，道出了不为人知的心声：“敌人的大炮射程远达十里内外，我方炮弹打不到他们，他们已经先打到我方，这是武器不如人之处；敌人放炮如放连排枪，可连续不断，而我方则是放一炮后再装填一发，辗转费时，这是技术不如人处。敌方胜过我方，就是武器精良，技术精湛……因此要战胜敌人，第一要务就是拥有他们那样厉害的炮。舍此而外，即使岳韩在世，也束手无策，徒唤奈何！” 奇怪的是，在给友人的这封信中，林则徐明明知道大清的长矛弓箭不是船坚炮利的英国人的对手，却小心翼翼地千叮万嘱，请朋友务必严守秘密，绝不能将他这一看法透露给别人。这和那个铁骨铮铮，苦胆忧天，“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的林则徐相比，实在令人难以置信。 林则徐已饱经宦海沉浮，开始变得瞻前顾后，忧谗畏讥。他从此不再轻易表达忧国忧民的真实想法，而将自己深深裹进明哲保身的安全外壳，以免再引起保守派官僚的攻击。连民国时期的著名史学家蒋廷黻，对此都失望地说：“难怪他后来虽又做陕甘总督和云贵总督，他总不肯公开提倡改革。他让主持清议的士大夫睡在梦中，他让国家日趋衰弱，而不肯牺牲自己的名誉去与时人奋斗。林文忠公无疑是中国旧文化最好的产品。他尚以自己的名誉比国事重要，别人更不必说了。” 然而，没有人知道，林则徐经历了怎样一番痛苦难熬的精神苦旅。 禁烟以来，最难琢磨的是皇上的心思。想当初，他深受道光帝器重，以汉人身份被破格封为钦差大臣，皇上八次召见，嘱托殷殷。隆遇之盛，实为“国初以来未有之旷典”。道光明确表示一切由他全权处置，“断不遥制”。面对皇上如此的重托殷望，他热血沸腾，宵衣旰食，掷地有声表示“若鸦片一日未绝，本大臣一日不回，誓与此事相始终”。 后来才知道，鸦片“绝不绝”，自己“回不回”，不是他说了算，是皇上说了算。而皇上内心究竟作何打算，他似乎从未真正弄明白过。当他虎门销烟初战告捷时，道光帝大喜过望，在他的奏折上朱批大加褒奖：“卿之忠心爱国皎然于域中化外矣”；而当战端突起，定海失守，道光又在上谕中怒骂林则徐：“不但终无实际，反而生出许多波澜。思之曷胜愤懑，看汝以何词对朕也！”皇上的心思就是六月的天气，“忽剿忽抚，总无定见”。最终道光还是归罪于林则徐处置失当，开罪英国，才导致后果不可收拾。捉鬼的是钟馗，放鬼的也是钟馗，总之天子圣明，臣罪当诛。到头来，他这个坚决执行圣意的耿耿臣子，反倒成了有罪之人，“从重发往伊犁效力赎罪”，以平息英人怒火。 尤其令人寒心的是，就在林赴疆就罪的途中，黄河泛滥，在军机大臣王鼎的保荐下，林则徐被派赴黄河戴罪治水。他尽心尽力苦干半年，满心希望会免于暮年戍边之苦，谁知等到东河河工告竣，所有人都论功行赏，唯独他得到的是一道“仍往伊犁”的冰冷谕旨。众情难平之时，须发皆白的王鼎伤心得泪如滂沱，深觉有负于林则徐。 一而再、再而三的打击之下，西出玉门关的林则徐的心境，正和北宋遭贬的陆游一样——“许国虽坚，朝天无路，万里凄凉谁寄音”。他的意志变得消沉起来。到了伊犁后，他开始变得只关心京城的人事变动和自己复出的可能。在西域的冰天雪地中，林则徐四处写信、寄诗，向毫不相干的人们喋喋不休地诉说自己的艰难处境，而对于东南时局，则三缄其口。 林则徐毕竟是标准的封建儒臣，他这种当时官场的职业通病也许无可厚非。然而令人难于理解的是，这样一位在中国人心中不避艰险、力主改革的中坚人物，在复出之后手握重权时，却如同完全变了一个人，将中国当时最紧迫的救亡图存任务放到一边，只一意埋首于剿匪平叛、维护大清统治的传统事务，做起了一个中规中矩的大清官僚。林则徐为何没能走得更远，难道真如蒋廷黻所说的那样，完全出于明哲保身、装聋作哑不成？ 对第一次鸦片战争该承担何种责任？ 评估问题的焦点，便是关于林则徐由来已久的一种争议：在中英第一次鸦片战争中，林则徐到底有没有存在失误，应该承担何种责任？ 有人认为第一次鸦片战争失败的结局，是以穆彰阿为首的主和派妥协投降所致，也有人认为是清廷战略模糊指挥无方所致。还有人认为，是因为林则徐操之过急，把原本可以避免的战火，从南中国点燃延烧到南京，才使清军与洋人打了一场大刀长矛对洋枪洋炮的不对称战争，最终迫使清廷五口通商门户洞开，割地赔款丧权辱国。 历史不能假设，事后诸葛亮的判断更无以服人。腐败衰弱的清王朝当时最为明智的策略，当然是尽量避免与强大的英国轻开战端。即使一战，最好也应该是在整顿军备、充实武力以后。清王朝当时也确实希望避免“衅端”，道光皇帝给林则徐明确的训令是：“鸦片务须杜绝，边衅决不可开。” 林则徐何尝不想尽量采取和平方式禁绝鸦片？道光十九年，林则徐会同闽浙总督邓廷桢、广东巡抚怡良在《会奏夷人趸船尽数呈缴烟土折》中，还向道光皇帝建议，鉴于“英夷” 远隔重洋，可能并不知悉天朝法令，现在既然遵谕全部上缴走私鸦片，即与自首无异，因此仰求皇上，法外施恩，免追既往，并对上缴鸦片的洋人进行奖励，“凡夷人名下缴出鸦片一箱者，酌赏茶叶五斤以奖其恭顺畏法之心，而坚其改悔自新之念。” 查禁鸦片原本为大清堂堂正正的国家执法行动，林则徐还想到给主动缴出鸦片的英国商人以“奖励”，如此做法，难道“天朝”还不够温和仁慈？ 然而，只有当老虎和狮子相遇时，才可能维持和平相处的均势。当雄壮的英国老虎遇到的是一瘦弱的大清黔驴，老虎又怎么可能放弃到口的鲜肉呢？对此，蒋廷黻一针见血地指出：“以中国的国力及国情，用文忠（林则徐）的方法尚有一线之望，不用则全无禁烟的希望”。美国学者张馨保则明确地指出鸦片战争的实质：“这是两种不同文化的冲突。当两种各有其特殊体制、风格和价值观念的成熟的文化相接触时，必然会发生某种冲突。” 从当时的世界大势看，为了扩充资本主义更广阔的市场，英国发动鸦片战争不可避免，并不会因为有一个善意的中国钦差大臣，而使结局发生改变。 然而，面对一场让国家付出如此惨重代价的战争，作为当事人的林则徐毕竟不可能置身事外。他究竟应该承担什么责任？ 答案很简单：对敌情的严重误判。 事实上，当虎门上空鸦片销焚的浓烟刚刚散去，大清上下以为首战告捷，正欢呼雀跃时，战争的恶魔已悄然潜至了！ 1839年10月1日，虎门销烟发生仅四个月后，英国内阁会议决定，派遣一支舰队前往中国，并训令印度总督予以合作。醉心强权主义并历来主张在对外事务中采取炮舰政策的英国外相巴麦尊，早就按捺不住了，他接连发号施令，迫不及待地催促英国海军踏上征程。甚至当英国下院的议员们还在为是否出兵磨嘴皮子时，英军的舰船和部队已从英国本土、南非和印度源源不断地驶往中国。1840年2月，英国政府任命懿律为海军统帅及全权代表，前往中国兴师问罪。这位懿律，便是被林则徐在虎门销烟中击败的英国驻华商务总监义律的堂弟。弟弟代哥哥报一箭之仇，可以想见他的心情会多么迫切坚决。 然而，对这一切，林则徐不但丝毫没有觉察，反而一如既往地以天朝的自信，对远隔重洋的“英夷”充满了轻蔑不屑。他一直认为鸦片走私是远离本土的英国商人，私自违反国令而进行的罪恶勾当，其国王等人“未必周知情状”，他们的行动肯定得不到英国国王的支持。 在真正和英国人翻脸以前，林则徐对形势的发展也不是没有自己的评估判断。1839年5月1日，正在虎门收缴鸦片的林则徐是这样向道光皇帝汇报形势的：从我到广东后观察到的情况看，洋人外表看似嚣张，内心其实怯懦。正因我大清总是担心轻启边衅，才导致养痈遗患，日积月深。接着他为皇帝分析道，首先，英国人从六万里外远涉重洋而来，主客众寡之势不言而喻，岂敢劳师袭远，轻举妄动？其二，即使其船坚炮利，亦只能取胜于外洋，而不能得逞于我内河。其三，除却鸦片一项，英国人即使老老实实做正经买卖，也可以获利三倍，何苦非要和我们过不去呢？据此，林则徐得出了结论：“知彼万不敢以侵凌他国之术窥伺中华”，至多不过是“私约夷埠一二兵船”，“未奉国主调遣，擅自粤洋游弋，虚张声势”。 至此，林则徐再也没有对英国人可能发动战争作进一步关注分析。他虽然还不时向皇帝报告英方行动的传闻，但总是认定为这是英国人的“恫吓”，并坚信“谅亦无所施其伎俩”。直到1840年6月中旬，英军抵达广东沿海的战舰已达到四艘，林则徐仍在奏折上说：“伏查英夷近日来船，所配兵械较多，实仍载运鸦片。”他竟然把一次即将到来的大规模战争，当作司空见惯的武装走私，并信誓旦旦对道光皇帝说，正如圣上英明的预见，谅英国人也不敢轻举妄动。 而就在他这份向道光报告平安的奏折离开广州不到十天，英国远征军海军司令伯麦率领第一批部队到达虎门口外；而奏折到达北京的那天，英军已占领舟山十二天了！ 战争来到了，前线的主帅不但未能及时发出战争的警报，反而在一片风平浪静中提供了麻痹大意的相反信息，这是林则徐一生中所犯的最大错误。 对敌人在战略上先输一筹了，那么在战术上又如何呢？ 面对从未交过手的英国人，林则徐在1839年9月给皇上的奏折中说：“夷兵除枪炮之外，击刺步伐俱非所娴，而腿足裹缠，结束严密，屈伸皆所不便，若至岸上更无能为，是其强非不可制也。”这实际也是当时通行的一种荒谬见解，认为洋人腿不能弯曲，故只长于海战，一登岸就无可作为。1840年8月，林则徐听到定海沦陷后，曾献策悬赏激励军民杀敌并鼓动说，英国人膝盖不能弯，“一仆不能复起”，只有任人宰割。 正是基于过分的自负和偏见，林则徐大大低估了英军的陆战能力。他在官涌主持修建的两座炮台，根本没有防御敌方从侧后发起地面攻击的措施。结果，战事一起，英军很快就在港口战舰和登陆部队的夹击下，一举攻陷炮台。事后，英军一位官员还很纳闷地在一封信里告诉友人：“真奇怪，这些炮台完全没有防御地面攻击的设施，就像是欢迎我们回家的摆设。” 更令人不可思议的是，林则徐还认为洋人嗜好吃牛羊肉，若无从大清国进口的大黄、茶叶以辅食，就都会消化不良而死。在给道光皇帝的奏稿中，他写道：“况茶叶大黄，外夷若不得此，即无以为命。”为此，他亲自写了一份准备递交给英国女王维多利亚的文书，颇为自信地强调：“大黄、茶叶、湖丝等类，皆中国宝贵之产。外国若不得此，即无以为命。”他以此发出警告，想迫使英国人遵纪守法，回到正轨上来。 “睁眼看世界”究竟看了多少？ 今天看来，这些充满错觉甚至荒谬的见解，如果放在其他蒙昧的大清官员身上尚可理解，可对于在中国近代史上被公认为“睁眼看世界第一人”的林则徐来说，无疑让人匪夷所思。他在当时的政界声望甚高，士大夫阶层对他寄望尤重。林则徐本人也对办理洋务自信十足。由于从小在福州生长，又在厦门做过事，所以他充满信心地对外国人说：“本大臣家居闽海，于外夷一切伎俩，早皆深悉其详。” 赴任广州后，面对内忧外患的压力，林则徐夜以继日地研究探求西方世界，“日日使人刺探西事，翻译西书，又购其新闻纸”，利用身为封疆大吏的有利条件，广泛招揽人才，“所得夷书，就地翻译”，并将部分内容附呈于奏折中，供道光皇帝参考。已经55岁的林则徐在极其紧张的禁烟斗争中，还亲自学习英语。当时不可能用音标的方式牢记单词的发音，林则徐就用汉字在英文单词旁写上近似的发音，如把China记为“柴诺”。他还经常向外国传教士索要地理书籍，请教国际公法。1840年，他组织人翻译了英国人慕瑞的《世界地理大全》一书，命名为《四洲志》，成为后来魏源撰写《海国图志》的珍贵底本。 但是作为孜孜不倦、独具慧眼的时代先行者，林则徐对于当时中西关系的许多判断，为何存在那么多错误狭隘之处？他对西方世界，到底了解多少？ 事实上，苛刻的历史老人并未给林则徐从容细致研究西方的机会。与日本明治维新的“黑船开国”不同，美国人最先开进日本的是商船，英国人隆隆驶进中国的却是战舰；美国人递给日本幕府的是文质彬彬的照会请求，英国人在大清海岸架起的却是黑洞洞的钢铁炮口。第一次鸦片战争爆发之前，林则徐完全没有预感到中国即将遭受一场灾难深重的持久侵略。他没有足够的缓冲时间，将昏睡中的统治者猛然摇醒，告之即将到来的千年大变局。 对此，林则徐不得不以急功近利的态度，抓紧时间从西方文化中攫取几味灵丹妙药，以救危局。由于军情危急，他只好从西学中主要拣取最先进的军事科学技术，直接应用于“驭夷”大计。他在虎门设置13座炮台，秘密购进西洋大铜炮，组织摘译有关欧式大炮瞄准发射技术的书籍，督促训练军尽快学会使用发射。外国的帆船无法引进，他便绞尽脑汁通过美国商人之手购买两只商船，千方百计进行改装，以尽快提高清军的战斗力，以对付游弋在家门口的强敌。这些短期行为，使林则徐的西学研究具有明显的实用主义倾向，无法自成系统，大大妨碍了他学习认识西方的广度和深度。 然而，忠心耿耿的臣子林则徐，不知道悲风骤至、日之将夕的末世清廷，已是腐朽不堪，纵使他有三头六臂，也难力挽狂澜。林则徐的西学实践只能就事论事，无法提升到国家战略层面的高度。他为眼前“制夷”需要而被动学习西方的狭窄动机，注定无法解决晚清社会全面爆发的社会危机。尽管他呕心沥血，亦仅收开风气先河之功，得器物皮毛之实，不能撼醒天朝迷梦，挽救这个落日残照下的王朝。诚如蒋廷黻总结：鸦片战争失败的根本理由是我们的落伍。我们的军器和军队是中古的军队，我们的政府是中古的政府，我们的人民，连士大夫阶级在内，是中古的人民。我们虽拼命抵抗但终归失败，那是自然的，逃不脱的。 天下虽云大，同声有几人？ 林则徐的西学研究未能站得更高、走得更远，首当其咎的，实则是中国历史悠久的锁国传统。自十八世纪后半期起，西学在中国的传播基本中断。直到鸦片战争前夕，中国知识界对西方事情及其变化几乎一无所知，甚至当“英夷”来袭之际，“沿海文武员并不谙夷情，震于英吉利之名，而实不知其来历。” 在清朝官方“节取其技能，而禁传其学术”的政策束缚之下，中国人无法准确理解西方的知识体系和科学体系，西方书籍在中国更是凤毛麟角。在这样闭塞落伍的环境下，作为饱受儒家思想熏陶的知识分子，林则徐也不可能完全摆脱高高在上的“华夷”观念，承认中华文化已落后于西方的残酷现实。在他的奏章、笔记中到处可见对洋人“夷”、“奸夷”、“逆夷”的种种称谓，将其比作“犬羊”、“鸡狗”一类，蔑称为“异种”。他在称呼“英吉利”、“米利坚”的国名时，一定要在每一字前冠一“口”字，以视警告与轻蔑。林则徐只承认西方的坚船利炮比中国的优越，从不认为他们的文明也比中国先进。他对西方的民主制度毫无兴趣，不屑地认为：“美利坚并无国主，只分置二十四处头人，碍难遍行传檄”。美国独立自主的各州州长，在他眼里犹如蛮夷之地的土司头人。 在“天朝上国”心态的支配下，林则徐轻敌思想在所难免。他看不到英国为了满足本国资产阶级扩大远东贸易市场的要求，将要发动对中国战争的可能性，自然就在情理之中。 然而，这笔账又岂能都记在林则徐一人头上？天下虽云大，同声有几人？包括道光帝在内的统治者又有几人足够清醒？当鸦片战争已经打响，被俘虏的英国兵被押解到北京，道光皇帝还迷惑不解地讯问道：“英吉利与俄罗斯是否接壤？”“英吉利与新疆各部有无旱路可通？”“该女主年甫二十二岁，何以推为一国之主？”而这样可笑的问题，在康熙年间早已是常识。可到了道光皇帝这里，居然不知道英吉利到底在地球的哪一端。清代康雍乾三朝，外国使者来中国者甚多，教皇也数次遣使来华，然而在长达一百三十多年中，清廷竟一次都未派遣使者考察西欧，采风问俗。自大无知的谬论让中国人画地为牢，自欺欺人，习惯了在天朝上国的迷梦里沉酣不醒。 在这样的大环境中，中国人走向世界的步履，显得无比艰难沉重。 英雄都付浪淘沙，逝者如斯总不归。苍凉的历史帷幕缓缓落下，林则徐再也不用为生前身后的宠辱悲欢而纠缠。很难想象，一个刚刚放眼天下的旧式知识分子，要扒开一间千年的铁屋，让外面照进一丝微弱的亮光，该有多么痛苦艰难。但值得欣慰的是，他终于从荆棘蛮荒之地，开辟出一条前所未有的道路。在他身后，无边的暗夜中正逐渐响起后来者的脚步声，大地召唤着黎明。 来源：凤凰历史 作者：王龙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