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平壤战役 平壤战役是甲午战争陆战中的关键一战，对于战局的影响十分深远。早在开战之前，清廷庙堂之上就存在争议，掌握军权李鸿章主和，因此备受言论的攻击。后来清军进入朝鲜，由于后勤、军纪等众多原因备受困扰，淮军卫汝贵部成为争论的对象，战败之后更成为众矢之的。 关于甲战争前后的政治局势，石泉在其《甲午战争前后之晚清政局》一书中剖析颇详，尤其是将视野拓展至甲午战前数十年洋务、清流以及宫廷、朝臣等方方面面，其对开战前夕和战争初期朝中主战、主和舆论以及中枢、北洋等关系把握亦相当到位。至于甲午战争中的平壤战役，除了各种甲午战争史书籍有所涉及外，还有孙克复等人的专篇论文，多以讨论作战为何失败为主旨。本文目的并非检讨甲午平壤之役过程和失败原因，而在于将前敌后勤、作战与后方政局和舆论等因素同时纳入研究视野，并通过对战局和后勤等方面细节的考察，来探究战前用人择将争议、战役过程以及战败后责任追究、战役历史书写的互动情况，从而展现一个更为立体丰富的甲午平壤之役。 一、开战前针对淮军集团的言路攻击 军机大臣翁同龢与直隶总督北洋大臣李鸿章可以说是当时朝廷内外位最高、权最重的汉臣，他们之间的恩怨也为人津津乐道。据说，李鸿章初入曾幕时，以进士妙笔代曾国藩参奏翁同龢之兄翁同书，两人便已结怨。当然，这段双方私人恩怨的故事可靠程度有着不小的争议，但也有人认为此事“自为甲午至戊戌之间一大公案，直关士气与国运之兴衰，非止谈掌故也”。除开这段颇有争议的私人恩怨之外，翁、李分别是当日朝中两大派别的领袖。翁同龢为士林风向，门下有众多名士，如南通状元张謇、两妃之兄志锐以及文廷式等。李鸿章乃洋务主将，不仅主持对外交涉，铁路、电线、矿务、铁甲舰诸端亦多出自李氏之手。抛开守旧趋新之异不论，士林清流和洋务派在言辞上相互攻击，以至于在各种事务上交加肘掣，为晚清政局重要一幕。以李鸿章为首的淮军集团把持北洋军事与洋务事业多年，自然成为士林非议对象，更何况李鸿章的用人原则和淮军集团整体品质偏差也难免成为众矢之的之命运。 至甲午年中日关系紧张，在和、战国策上，李鸿章一意主和，而朝中以翁为首成主战舆论。以青年才俊为主的科道言官和各部小京官纷纷上奏言战，此前力陈停办船械的翁同龢口出“今北洋海陆两军，如火如荼，岂不堪一战耶”之言。翁同龢一意主战的表态，被认为有驱李鸿章入虎口之意，恐怕难逃倾轧误国之责。战前士大夫尤以甲申战事为据，虽承认海军不如人，却颇自负于陆军。如御史庞鸿书于光绪二十年六月十九日( 距丰岛开战仅四日) 上奏以为： “现在与战于朝鲜，正可由陆地进兵，舍我所短，而用我所长。前者越南之役，以法人之桀黠，而镇南关一战，斩首敌酋，军威大振，此前事之可见者也。” 然而，尽管对陆战充满信心，主战派却发现主和持重的李鸿章实为备战之一大障碍。盖因李坐镇北洋二十余年，可以一战的战守常备淮军多在其麾下。掌兵者主和，是主战官员群体必须解决的困境。战端未开时，即有吏科给事中余联沅保举刘铭传、刘锦棠、刘永福、陈湜。除称病在乡的刘铭传外，其他几人均非淮系人马，主战派意在倒淮用湘，利用湘淮矛盾达到抑制李鸿章和积极备战的目的。六月二十日，侍读学士准良称赞宋庆毅军八营“素精训练”，左宝贵“年富力强，不避险阻”，聂桂林“纪律最严，胆气尤壮”。由工部尚书怀塔布代递的郎中端方条陈，明言刘锦棠可用，“殆非刘铭传所可比”。宣战后，又有编修张百熙请刘锦棠以及御史安维峻推荐李秉衡、冯子材、刘铭传、董福祥、刘锦棠等折片。可见，除了甲申抵御法军的刘铭传外，当时北洋陆军主力淮军将领在他们眼中皆不可恃。有的折片还直接参奏淮系人员，比如御史钟德祥六月廿一日有参劾驻日公使汪凤藻的附片。珍妃之兄，与翁氏过从甚密的礼部侍郎志锐，七月初三日有《奏请将丁汝昌等拿交刑部审明正法片》，举荐方伯谦代替丁汝昌统率北洋舰队。若以日后丰岛、大东沟海战中方伯谦临阵脱逃的表现来看，这一主张实属保举非人。刑部侍郎龙湛霖在七月初五日所陈方略四条中之“选将领”一条，言刘锦棠、黄少春、陈湜、魏光焘等湘军将领可用，后又附片参劾刘铭传、丁汝昌。次日，翁同龢的门生、侍读学士文廷式有《奏请将丁汝昌革职拿问治罪片》。七月初九日，御史安维峻在《请饬督臣详查海陆各军目前实情折》中，将丁、刘、叶、卫等前敌后方的陆海淮各军将领议论一过，其奏章遥指的是“督臣”李鸿章。 在战氛渐浓的情况下，士林对于李鸿章早已不能信任。七月初三日，即宣战后二日，户部侍郎长麟上折希望能够特诏恭亲王奕?来主持军国大计。即使在平壤之役和大东沟海战前久，另觅大员替代李鸿章主持对日大计的主张也不少见。七月十七日，有御史王鹏运《奏请任恭亲王总统海疆军务折》。同日，御史钟德祥上奏，称“为今日策胜算……请特旨别授一资望宿旧大臣出而临边”，并在附片中放言：“所最宜急者，似在我皇上之简将帅，使指顾之顷重帅大将络绎奉命骏发，将四裔咸晓然于中国之能筹边者，不在一李鸿章之宿重名也，中国之能破虏者，更不数淮军之毫不济事也。”字里行间将扬抑之心意表露无遗。以上表态还系旁敲侧击，有的奏章更不加遮掩直奔主题，要求对李鸿章加以严惩。七月初三日，由吏部尚书代呈的编修丁立钧《讨日五条折》，直言： “李鸿章调度乖方，请旨严予处分。”七月十六日，王鹏运的《奏陈军务片》一针见血地指出： “李鸿章狃于和议，著著落后，坐失事机……”。七月廿三日，志上奏《敌情诈伪及李鸿章衰病无能请简派重臣赴津视查折》，用语尚客气。三天后，自请北上抗日的湘抚吴大澂，指摘起老前辈李鸿章来丝毫不见其身为督抚的沉稳，“鸿章之老成恃重，虑损军威，虑损国威耳”。 战端未开之际，主战派的弹章攻势已经直指李鸿章及其淮系集团，当日作为中国海陆军主力的北洋舰队和淮军统领都遭到了不同程度的质疑和攻击。李鸿章既拥重兵，又在外交事务上有很大的发言权，但其主和的态度和战备的不力，都令朝中清议和主战舆论不满。故而，朝野以湘代淮及寻干员代李的呼声和划不曾间断。 二、清军入朝与平壤之战 在言路奏章交劾和主战的帝意之下，李鸿章调度四路大军跨越鸭绿江入朝应援叶志超和聂士成统率的牙山孤军，分别为：马玉崑所率毅军4营2000人，卫汝贵的盛军13营6000人，副都统丰升阿带领的奉天盛字练军马、步各2营共1500人，丰岛海战当天起行的左宝贵的奉军马2步6共8营3500余人，内有靖边军5营归聂桂林分统。其中，马玉崑和卫汝贵两军最先入朝，七月初四日抵达平壤，丰升阿、左宝贵、聂桂林等部七月初六日抵达平壤。 入朝部队的后勤状况不尽如人意，除了每营必备的军械、帐篷及应急粮饷等分别由海陆起运之外，后勤保障还遭遇到两个困难。首先是粮食供应问题。由于运力有限，清军粮食供应部分靠就地采买。然而，“韩地瘠苦”，加上当时朝鲜正处于秋收前之缺粮时段，新谷还未登场，平壤一带更是粮食缺乏，即便前平安、黄海、咸镜等道搜集，陆路运输也非易事。第二个困难更为严重，甚至很大程度上也是导致买粮不顺的重要原因，即朝鲜本国钱少银贱之金融状况。据晚清驻外使节报告，全球各国官方不铸银钱( 即银币) 的国家只有中国和朝鲜。而且，相对于中国的银两和制钱双本位制，朝鲜则基本上只使用铜钱作为通货。这就导致了银在朝鲜并无通地位，故而价值不高。朝鲜的这种金融状况，早在壬午和甲申两次兵变之后，已给驻扎朝鲜的清军造成了困难。如李鸿章在光绪十年( 1884)上奏称：因为“朝鲜银贱钱荒，百物昂贵”，导致在朝“将弁士卒艰苦万状”。次年，他在《议覆开源节流折》所附条议清单中也提到了“派防朝鲜各营”由于“该国银贱物贵，月饷不敷日用”。不仅在朝清军受“银贱”影响，饷银不敷使用，中国方面代管的朝鲜电报局经费也因此捉襟见肘。时在朝鲜办理交涉通商等事的袁世凯，曾经向李鸿章报告：“盖因朝鲜各物皆贵，银价极贱，虽竭力节省，仍较中国电局费用为多。”由此可见朝鲜“银贱”问题困扰驻朝鲜的中国人员已久。这一问题在承平之日尚不至于造成严重后果，在战时则大大影响清军后勤保障。由于使用和携带方便，清军的军饷和外务费用一般使用银两及进口银元作为支付手段，然而进驻朝鲜的清军则必须使用铜钱交易，这就增加了以银两换铜钱这一步骤。根据叶志超的电报，朝鲜银与钱的兑换比例很低，“以银易钱，库平百两作九十五两，每两合钱七百五十文”；与之相比，此时天津的银钱比价则为“每两约合制钱一千四百余文”，即白银一两在天津可换得的铜钱几乎是朝鲜可兑换的一倍；清军入朝以后，发到士兵手中的饷银，兑换成日常购物所用之铜钱，竟然缩水一半，难怪叶志超有言“官兵一月应领之饷不敷半月之用”。基于此，兵发朝鲜的清军不得不使用大批车辆装载铜钱运往前线，致使不明就里的法国驻华公使施阿兰(1894年1月至1897年7月期间为法国驻华公使)目睹“清军用一队队车队为军队运送作为军饷和作战费用的铜钱”后，将之称为“古怪现象”。不过，即便耗费了大量的运力运送铜钱，仍然不能解决“东钱缺少，无从预筹”的困境，李鸿章等人甚至准备将铜铅等原料直接运送至朝鲜开炉铸钱。朝鲜本地的金融状况，虽似与军情无关，但实际上给入朝清军带来了极大的麻烦，不仅占用了运力，迟滞更多军用物资的转运，而且使前线军心不稳，引发了军纪、士气等其他降低战斗力的问题。 受到后勤等因素困扰的清军，在抵达平壤后的月余时间内，除了一次贸然出击和击退日军小股先头部队外，基本上没有什么作为。至日军进逼，因谎报战功而任诸军总统的叶志超才仓促部署防御： 现奉征倭事宜总办李钦差传谕：倭情诡诈，必须严防。现在战守布置，既经会议定局，彼此令互相援。查南门外江南，马总统(玉崑) 与盛军一营共扎浮桥； 倘有缓急，马总统一营、聂统领(桂林) 一营可派队速令应援。自大西门至盛军孙镇(显寅) 与马总统营处交界方向，倘有缓急，可使盛军应援。北门外山上，江统领(自康) 驻两营； 倘有缓急，可使丰总统(升阿) 队速援之。从大西门至七星门(静海门) 其间，芦榆及山海关戍兵，即正定练军及武毅军古北口练军各营防守之；倘有缓急，盛军卫总统(汝贵)队可速援之。不论何军何营，倘有疏失，一经查出，立照军法惩办! 作战部署中独不见左宝贵及其统领的奉军较为可怪。戚其章的解释是： “以左宝贵驻城北山顶，仍守玄武门，故命令中未曾提及。”其实，在如此紧张的情况下，按照驻地划分防区理所当然，岂有以“仍守玄武门”而不见于防御命令之理。此说若通，则表明其他诸军皆临敌换防，断无可能。其间还有一事蹊跷，叶志超在前敌曾经发电报言：左宝贵“右偏中风，不能起床”。李鸿章亲信盛宣怀也去电旅顺告知宋庆，“贯廷中风，卧不能起”；同日，他又电询平壤的洪熙：“左贯翁病能治否?”后方的淮系人员似深信之，并非唬弄总理衙门； 且去电前线询问，又似非叶志超从中捣鬼。李鸿章报告总署称：此事得知于叶志超元申电，即十三日傍晚来电。根据《甲午战争史》所引《清日战争实记》，上述临敌布防命令是西历9月13日( 即八月十四) 发布的。如果叶电属实，左宝贵应在病榻上，可能不及与会。同时，翻检史料发现，叶、左交往还颇有值得玩味处。在诸军抵达平壤时，叶志超本就“与盛毅诸将平日分属等夷，今膺总统，同人中或各存意见，不服调度”；左宝贵则早以“素号英勇”闻名，且同时“大军云集，器械鲜明，士饱马腾，大有指日成功之望”。诸军之中也数“马、左营规较为整肃，迭论战事，其气甚壮”；而叶以牙山败军“散漫奔驰……奔波一月余，流离数百里”，绕道而至，情形萎顿，自与奉军等气势呈现天壤之别。叶志超于“敌人之强弱虚实，早已洞悉于胸”；而“宝贵狃于捕马贼之功，颇轻敌”。在随后的一次会商守撤去从的诸将会议上，叶志超建议撤退，左宝贵则力言坚守，豪言：“若不战而退，何以对朝鲜而报效国家? 大丈夫建功立业在此一举，至于成败利钝暂时不必计也。”叶、左之话不投机可见一斑。及至开战之后，左宝贵有“以兵守志超勿令逸”的言辞。所以，叶志超所发布的命令中，没有关于奉军的内容，或许是左宝贵卧病在床而未能与议，或许是此时的叶志超已经差遣不了奉军。 在清军纷扰逡巡之际，日军已形成对平壤围攻之势。大岛义昌领第九混成旅团3600余人，挟牙山胜利之余威，突击大同江南清军阵地，攻打平壤南门，其面对的是盛军主力和毅军的共同防线。立见尚文领朔宁支队2400余人，攻平壤东北； 从平壤东面登陆的元山支队4700余人，绕道进攻平壤西北；这两支队避开城北的江自康及丰升阿部，专攻左宝贵军。以野津道贯亲领的第五师团本部约5400余人，过大同江从西面发起冲击，彼处驻军为盛军另一部和从牙山撤回的芦榆防军。日军投入进攻兵力共16000余人，较清军为众。 战斗概要大致如下：城南日军先攻清军江南阵地，盛、毅军防守得力，还曾组织反攻，卫、马两总兵皆在此指挥；城西日军师团主力因路上耽搁，较晚到达，攻击未几，即遇清军骑兵出击，清军进攻也不利，双方僵持，又因大雨， 遂停战，所以伤亡很小； 城北元山支队先进攻，朔宁支队即投入，连下城外堡垒、牡丹台及外城玄武门，左宝贵死之，日军不能近内城，暂时驻足不前，战斗即结束。 以战果论： 城南日军混成旅团死130人(将校6人、士兵124人)，伤290人(将校17人、士兵273人)； 城西日军第五师团主力死6人(均为士兵)，伤26人(将校2人、士兵24人)，7人失踪； 城北日军元山支队死36人(将校2人、士兵34人)、伤144人(将校6人、士兵138人)，日军朔宁支队死8人(均为士兵)、伤46人(将校3人、士兵43人)、5人失踪，城北日军共计死44人、伤190人。 无论从战况还是战果来看，城南的战斗是最为成功的，清军在战斗结束时还处于进攻态势，其中战后屡被指为未战先逃的卫汝贵曾亲率士兵过江作战，发起反攻，毙伤日军数最多；城西战场清军骑兵冲击不当，伤亡较大，但好歹“盛军死力拒守，如铁壁铜墙”，迫使日军停止进攻；恰恰是左宝贵镇守的北面成为日军的突破口，在一上午的战斗中就失门殇将，导致后路见阻，全军士气崩溃，无心恋战，溃围而走。 三、战后评价与追责 平壤失守的消息传到北京，朝廷震动，未几黄海战罢，水师大损，烽火蔓延入境，满清“龙兴”之地危急，大为震惊的言官们愤不可抑，言路奏章攻势渐入高潮，矛头直指淮军将领卫汝贵。 九月初三日，《请饬下宋庆破除情面严查卫汝贵临敌先窜情由片》宣称： “卫汝贵统带盛军观望不前。敌势汹汹，又复首先逃窜，以致一队奔溃，千军摇心。”此后，卫汝贵未战先溃渐渐成为统一口径。御史高燮曾于初六日上奏言： “叶志超、卫汝贵两军不战而溃，诸将相率奔逃。”两片相同之处是左宝贵和马玉崑都成为其对立面，其中且有“左宝贵军火不足，赴该军求援，卫汝贵等复置之不顾”的说法。这是不知从何处道听途说的言辞，其实，当左宝贵在北门殉国时，卫汝贵尚在城南与日军激战。一天后，一份由吏部尚书麟书和徐桐代呈的请罢斥李鸿章的奏折上达天听。在此折中，李鸿章首当其冲，被描述为权奸叛徒似的人物，不仅“比年以来，天下之利权李鸿章绾之，天下之兵权李鸿章主之。朝廷倚李鸿章为长城，李鸿章广蓄私人，以欺罔朝廷”，而且还有“倭米船则放之，倭运开平煤则听之”，私放日本间谍等事。其子李经方“又在日本各岛开设洋行三所”等诸多叛国行径，奏折中甚至称李“闻败则喜，闻胜则忧”，有“虽食李鸿章之肉于事奚裨”之论，其意不仅仅在“迅赐罢斥”甚明。卫汝贵也未逃众怒，被目为李鸿章爪牙之一，称其“望风先逃”，被视作溃逃的始作俑者，就连叶志超也不过是“继之”之从犯，又历数“种种罪状，罄竹难书”，与丁汝昌并列“两巨奸者”。同日，又有高燮曾要求将卫汝贵、叶志超分别治罪的附片。主战领袖张謇的条陈则先讲卫汝贵得官不正，“卫汝贵之统领，以贿李经迈得之”，又指其诸多劣迹，似从源头上找根源。到九月初十日，御史陈其璋奏请将丁汝昌、卫汝贵、孙显寅三人法办的条陈附片，明言“斩此三人”。 将前敌之败归咎于淮军，将淮军之不利归咎于李氏，而左、卫两将则成为勇怯之标志性人物，甲午平壤战役评价的基调已定。舆论造势之大，使得西方观战者在完全没有搞清楚中日军队作战部署的情况下，就以为“华统领卫汝贵闻日兵之至，先已抱头鼠窜”，根本没有参加战斗。至清廷为左宝贵立祠、卫汝贵被斩首后，人人皆知左宝贵为殉国捐躯之英雄，卫汝贵则为未战先逃的懦夫。 其实，单就平壤守城战来说，先溃的反而是左宝贵奉军。时左宝贵“登城指挥，中炮踣，尤能言，及城下，始殒，其部将负尸开城走，遇日军，又弃之，于是诸军皆溃”。随军的栾述善称：“奉军正在惊恐之际，见队伍如飞而至，遂成败兵，全军慌乱，轰然溃散。”根据日军的记录，平壤城北玄武门破时，西、南两方还毫不知情，仍处于苦战之中。此时，指挥城西战斗的日军最高指挥官野津道贯，亦不知玄武门已破、城头有白旗悬起的情况，他所接到的报告都称平壤坚固、清军善战，故而发出“若不幸失败，平壤城下乃我的坟墓”之誓言。日军从被俘清军口中得到的情报是：左宝贵战死后，其“部下亲兵马队抢先逃跑”。这也证实了城北奉军率先溃逃。由此可见，李鸿章在战后一周所奏《临阵脱逃官弁请予严拿正法》一电，参奉军三名营官“首先开城脱逃”，虽有推诿之嫌，却也是实情，况且此电也提淮军的江自康、孙显寅脱逃之事。只是不久后，言路大潮涌动，李鸿章自顾不暇，也就无力维护手下了。 卫汝贵经刑部审判和光绪降旨，于甲午年末被依律问斩。关于此案是否存在冤杀成分，学界有不同意见。但是，正反双方都以为卫汝贵在平壤战役中的表现并没有问题，刑部所拟罪状不合实情。卫汝贵之有克扣军饷和军纪不严，此事即便李鸿章也有所耳闻，其出征前就曾劝诫，盛军到达朝鲜后又多次电告。不过，情况也并非全如物议。卫汝贵曾致信盛宣怀，称“韩地瘠苦……兵勇之寻柴觅水亦事之常”，这显然与入朝军队的后勤保障以及朝鲜当地的物资、金融状况有关。参照上节分析，可知情况属实，并非辩解和托辞。卫汝贵还说：“丰军亦名盛军，敝军又较他军稍大，以致众恶皆归”，也可谓在理。其时，丰升阿军的确纪律不佳，前线发回的电报称：“丰带旗兵不甚精炼，且有骚扰”；“丰都统为人长厚，所部各营，骚扰百姓异常”。丰升阿所率领的盛字练军与卫汝贵统带的盛军，名号接近，或许也有张冠李戴的情况，导致“众恶皆归”。关于卫汝贵被杀，《异辞录》中记录有一段袁世凯为丁汝昌请求抚恤不成之感言庶几近情： 甲午之役，吾身在军中，闻溃卒言： 汝贵持刀立阵前，督军力战，日人颇失利； 未几，援军大至，势不可当。其败也，譬如机器，以引擎、锅炉、马达速率之不敌，出货固宜不若。仅归咎于出货之一部，谁任其咎？以余观之，朝廷赏罚之公，虽汝贵亦应赐恤，遑论乎汝昌！ 另外，如将平壤之役前后，朝野对于淮军集团的口诛笔伐，与之后湘军败绩对比，多少也显示出宽紧不公来。湘军一些部队的作战之勇，或许还不及盛军，却鲜有如此湘军一些部队的作战之勇，或许还不及盛军，却鲜有如此咬牙切齿的奏章和舆论攻击。 甲午战争，除中日军事交锋外，还有以翁同龢为首的主战清流与李鸿章为首的淮系集团之间的矛盾。有评价称：“惜乎松禅老人(即翁同龢———笔者按)，读词不熟，昧于乡先生之绪论，不为清廷立自治之策，而徒以觝排合肥(即李鸿章———笔者按) 为能事也。平壤之战即发生于两派斗争的大背景下。战前，李鸿章、卫汝贵、丁汝昌等人就遭到了种种质疑和指摘。清军入朝以后，由于后勤和朝鲜实际情况等因素，处境艰苦，不能自持，一定程度上引起了军纪松懈，进而成方舆论、奏章攻击的材料。平壤一战，城南尚能相持，北门过早失守，因退路被切断而引发溃退，国内舆论更是口诛笔伐，将矛头集中于率领淮系盛军的卫汝贵，不少文字基于义愤，歪曲了战役过程的事实真相，影响了日后关于此战的历史书写。 张晓川，原题：《言路与后勤：甲午平壤战役再研究》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