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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上通州的书院有以下几个鲜明特点： 第一，明朝时期的通州书院存在时间都较短。这除去私人创办、财力不足的原因以外，还和明朝统治者的书院政策不稳定与统治阶级内部斗争有关，如嘉靖、万历年间，统治阶级内部尔虞我诈，当权者往往通过禁毁书院，来打击反对派，在这种环境下，马经纶、杨行中和李三才因得罪权贵而回归乡里创办的书院，很难延续下去。清朝时期的书院政策比较稳定，有利于书院的发展，虽然潞河书院多次迁址重修，但还是顽强地向前发展。 第二，从数量上来看，历史上通州一共有5所书院，相较于北京其他地区来说，书院的数量也是比较多的。通州位于京杭大运河的北端，著名的漕运码头所在地，明清两朝均在此设立仓场总督，这里商贾云集，是北方地区的交通枢纽、商贸中心，经济发展水平相当高，这是历史上通州书院数量较多的重要原因。北京的书院大多分布在郊区，少者1所，多者5所。市中心的书院数量并不多，共有3所。这种现象说明，明清时期北京地区书院教育资源比较均衡，并且达到普及的程度。 第三，通州书院和大运河关系密切。从东便门大通桥至通州北运河这段河道称为通惠河，明代的巡仓御史阮鹗在通惠河畔创办书院，故名通惠书院。还有张家湾的双鹤书院，也是建在运河旁边。清代的潞河书院也与运河有关联。 历史上通州的书院，推动了北京东部地区文化和教育事业的发展，为社会培养了人才，潞河书院还从事修书和刻书活动。潞河书院于乾隆四年（1739）刊刻了清人张叙撰写的《孝经精义》，光绪九年(1883)又出版了《(通州)州治图》。大运河文化带拥有丰富的文化资源，深入挖掘和研究通州书院文化，对于建设富有文化蕴涵的城市副中心具有重要意义。 （作者单位：北京联合大学）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