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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拿害民官吏从诏令，但律不许赴京越诉，所以洪武二十六年以后，《大诰》三编中的条目才不断被载入新颁的律令之中。但到三编发布时，被恶意利用的绑缚制度已十分普遍，因此在三编中特地将“臣民倚法为奸”放在第一篇，列举各种钻营绑缚条的典型案例，共计18个。案发地以江浙地区为多，还有山东、江西、南京周边等地，证明诣阙对离京师遥远之民来说，可望而不可即。从三编中的几个典型案例可以看到一个“好心办坏事”的帝王“拍脑袋”决定的后果，通过绑缚赴京建立起来的群众司法维和，根子里还是行政思维。  网络配图 朱元璋期待的绑缚进京制度的效果是“不一年之间，贪官污吏尽化为贤矣”，但显然并非如此。“恶人以为不然，仍蹈前非”，“凶顽之人，不善之心犹未向化”。更有甚者还出现民众借机公报私仇，将胥吏豪强绑缚勒索财物。 到洪武十九年初，朱元璋只发现常熟农人陈寿六谨遵圣意：“《大诰》一出，从吾命者惟常熟县陈寿六”，所以在续编中特将陈寿六浓重推介成全国优秀典型。 常熟农民陈寿六因受县吏顾瑛欺压迫害，与弟弟和外甥三人一并擒拿县吏，携带《大诰》赴京面奏。陈寿六的做法显然不符合法定程序，即没有年高耆老，也没有豪杰，而且没有邻人做证。此案竟然由朱元璋亲审，并未通过通政司，颇为奇怪。作为奖赏，朱元璋“赏钞二十锭，三人衣服各二件”，并免其杂役三年，还要求将其事迹榜谕市村;为防止官吏打击报复，特申明敢有罗织生事扰害者族诛，捏词诬陷者族诛。最后竟知照下面官吏，“陈寿六倘有过失，不许擅勾，以状来闻，然后京师差人宣至，朕亲问其由”。即使陈寿六违法，可不受一般审判程序管束，特由朱元璋自己审理。 陈寿六作为标杆榜样，当然被朱元璋大书特书，但如若都像陈寿六那样，皇帝如何应对帝国其他事务?到朱棣之子仁宗掌朝时，更是彻底放弃了绑缚之策，只许诸人首告，但须经有司拿问解京治罪。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