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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当事人对于参与天津接受日军投降仪式一事，也都有所提及。时任第十一战区司令部北平前进指挥所主任的吕文贞在1954年曾写有《中国第十一战区华北对日受降概略》一文。他在文中如此写道：“中国参加受降仪式的，除我代表第十一战区外，另一个就是天津副市长杜建时，只有我们两个中国军人。”时任天津副市长的杜建时后来写过两篇相关内容的回忆文章，一篇是《从接收天津到垮台》，其中谈到他与美军洛基中将就日军受降事宜进行商谈，但没有谈及中方参加人员情况，甚至他还将时间记错了。但在另一篇《国民党劫收平津的经过》一文中，则明确提到自己参加了天津日军受降仪式，他写道：“10月6日，天津日军驻军司令官内田银之助到美军司令部向洛基投降，美军在中国土地上举行对日受降仪式，我亦参加。”同样作为重要当事人的张廷谔，在沈云龙所作《张廷谔先生访问记录》中也没有多谈天津日军受降一事。时任国民党天津市党部宣传科干事的杨佑方在1985年所写回忆文章《日本投降后天津情况的片段回忆》，也只是说美军正规部队进驻天津前，美国战略前进指挥所有一个先遣小组代表中美双方来天津为接收和受降工作做准备。并说该小组共有八人，美方三人，中方五人，组长为凯利斯少校，副组长为国民党军统局专员赵立。但对于受降仪式情况仍旧是语焉不详。只有时任天津市警察局长的李汉元，在1963年10月所写回忆文章《抗战胜利初期我在天津的活动和见闻》一文中，比较详细地谈到了日军受降仪式的情况，他写道：“参加仪式的有骆基、瓦登，该师司令部各处处长等高级军官和翻译官周培璋，以及骆基邀约的天津市正副市长张廷谔、杜建时，天津外事处处长杨豹灵、天津警察局局长李汉元等。此外洛基还另邀请了天津‘闻人’一百余人参观。” 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与上述报纸报道出现的名单不同，这里有两个新的名字，就是翻译官周培璋和天津外事处处长杨豹灵。翻译官周培璋和前述报纸提到的外事局津沽区联络官周培章应该是同一个人，只不过名字写错了。而外事处处长杨豹灵，则为江苏吴县人，东吴大学毕业，曾赴美留学，在康奈尔和普渡大学获得土木工程师学位，1910年回国，先后在湖北都督府、外交司等部门工作，后来又在全国水利局、顺直水利委员会、海河工程局等负责水利工程等，1935年任天津市工务局局长。抗战胜利后被任命为天津外事处处长，他是否参加了受降仪式，目前还是孤证。 综上所述，根据当时的报纸报道并参考一些当事人的回忆录，我们能够确定的是张廷谔、杜建时、吕文贞、李汉元参加了天津接受日军投降仪式；施奎龄是否参加了受降仪式，尽管有一些现场目击者的佐证，但由于缺乏官方和报纸报道的佐证，目前还无法确认。至于财政部特派员张果为、天津外事处处长杨豹灵、外事局津沽区联络官（翻译官）周培章等人，由于是孤证，更是难以确认。此外，根据当时现场拍摄的照片，中方正式参加天津接受日军投降仪式的人员至少有五名，所以其他人员究竟是谁，还有待今后更多资料的公布和解密。另据阎子亨回忆，阎子亨、董其力、耀华中学校长赵天麟的儿子赵寿民、李希闽、刘洪涛、雷爱德，都曾见证了这一历史时刻。此外，时任天津市副市长杜建时、天津市党部主任委员时子周、第十一战区司令部副参谋长吕文站，还参加了1945年10月10日在北平太和殿举行的日军受降仪式。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