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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蹇氏碑文所载“征仕郎”“介宾”考 蹇氏“恩荣寿官”碑左侧树有“例授征仕郎辛酉科选拔贡生任敬堂”所撰碑记。其文为：辛未（1871）之冬，有蹇生名步瀛者为塟伊祖考妣，丐予撰记，勒诸贞珉。予曰：尔祖考蹇公德行久己，啧啧人口矣，何待予言哉？公赋性孝友，存心忠厚，重文好义轻财以故。德大者，福亦隆粟，不祈红而红焉；贯不祈朽而朽焉；子孙不祈众且贤，而贤且多焉。高寿九旬，华祝咸集，若是者，何莫非大德所致乎？至若祖妣焦孺人，壶范示型，母仪著媺，远近闻其慈惠，戚里荷其恩谊。此尤美不胜书，更仆难终者也。何以为文？虽公与孺人之德不赖予言，而步瀛尝受业吾门，延予作序，义不容辞，因援笔而为之记。 这个“征仕郎”任敬堂先生不仅是咸丰十一年（辛酉年，1861）选拔贡生，而且后来被朝廷按照定例授予“征仕郎”之官职，品阶从七品，属荣誉性官职。由碑文看来，蹇敏老先生的儿子蹇步瀛(此处为号)因为在任敬堂门下受过教育，是师生关系，加上任敬堂（从七品）品阶高于蹇敏（八品），才有亲自为学生父亲撰写碑文的可能。从文采来看，此从七品征仕郎先生饱有文采，行文清新自然，简约不失端庄。例如文中“壶范示型，母仪著媺”二句，这两句就是康熙四十二年三月十八日封典参领兼佐领尔济图之祖母那喇氏的一道诰命中的原文，由此可见任敬堂老先生不愧是国子监贡生出身，见识广泛。 据调查，略阳嘉陵江流域北部自明朝中叶就有任、蹇、封、焦等四大家族居住，其中，任姓家族系自四川阆中一带迁移而来，焦姓家族系山西一带迁移而来。根据四川阆中任氏家族于同治十一年（1872）所续谱牒来看，略阳嘉陵江流域任氏家族乃元朝内阁学士任享泰之后。享泰生子海潮，累官都尉，明初以都宰统军治任巴北而落业河东解元坪，入籍于阆中恭思乡，取夫人廖氏，以昌字为派：长昌一其后分居保宁府鼓楼山江南南部；次昌二分居罗石铺下湾，又迁蓬州；季昌三世居住任家沟中坪；四昌四之后分居保宁府解元坪；五昌之后分迁陕西略阳白水江铁佛寺之阳。（谱牒内容由略阳任氏后裔任世阳提供影印件） 而这个元朝内阁大学士任享泰的先祖就是宋朝枢密使（类同宰相）任布，任布致仕归河南，建五知堂，曰“知恩、知道、知命、知足、知幸”天下驰名。而亲笔为蹇敏老先生撰记的仁敬堂就归属这个家族，所以以文入仕。 蹇氏“恩荣寿官”碑左侧有介宾任鸿权、介宾焦万品及其侄辈所树碑记，其文为： □啧啧人口者，必有过人之处与过人之才，不若我姑父□浑厚朴诚之人也，不矜识，不持才，克承□祖，宜尔子孙，□完而且美垂，训武兼文。其所以啧啧人口者，初不在□□，在此也，今值安塟之期，予因援笔而作诵曰：云山苍苍，□□泱泱，大人之风，山高水长。介宾任鸿权、侄生员蹇炳照 、武生蹇应昌、介宾焦万品、焦成章、孙生员维鼎（等）沐手敬撰。 就此碑文而言，不外追缅颂德之辞，倒是留名者竟然有两介宾，三秀才（两文一武）。这说更明蹇敏老先生家族在当时而言，其家族颇具实力。 至于“介宾”一称，乃是古乡饮酒礼仪式中次于“大宾”的贵宾称谓，甚为尊荣。古乡饮酒礼是周代宴饮风俗，由官员宴请乡里年高且贤的老人，向国家推荐人才。后成为《仪礼》篇名，作为乡人聚会饮酒的一种仪式，其目的在于“乡饮酒礼者，所以明长幼之序也”（《礼记·射义》）。乡饮酒礼于周代，秦、汉、唐、宋均皆设立举行，元朝在国家层面基本没有提倡，只有到了明清时期，才再次得到了国家层面的推广和弘扬，其社会功能也由向上级推荐人才和“明长幼之序”逐渐深化到“行乡饮酒礼，使知尊卑贵贱之题，岁终察其所行善恶而旌别之”（《明太祖实录》）的仪式规范。 据《明实录》记载“明洪武五年四月，戊戌，（洪武帝）诏天下举行乡饮酒礼。上以海内宴安，恩化民俗以千古，乃诏有司举行乡饮。于是礼部奏取《仪礼》及唐宋制，又采周官属民读法之旨，参定其仪，在应天府及直隶府州县每岁孟春正月、孟冬十月，有司与学官率士大夫之老者，行于学校。在处行省所属赋州县，亦皆取法于京师，其民里社一百家为一会，粮长或里长主之，百人内以年最长者为正宾，余以序齿坐，每季行于里中，大率皆本于正齿位之说，而宾兴贤能、春秋习射亦可通行焉。所用酒肴，毋致奢靡。若读律令，则以刑部所编申明戒喻书兼读之。其武职衙门，在内各衙亲军指挥使及指挥使司凡镇军官，每月朔日以大都督府所编戒谕书率僚佐读之。如此，则众皆知警而不犯法矣。” 洪武十六年（1383），明太祖颁布《乡饮酒礼图式》并在是否有官方财政支出费用上明确规定“各府州县，每岁正月十五、十月初一日，于儒学进行乡饮酒礼，酒肴于官钱约量支办，务要丰俭得宜”“里社每岁春秋社饮毕，行乡饮酒礼，所用酒肴，即一百家之内供办。”这里明确规定，县以上举办乡饮酒礼，由政府财政支出，而里社一级基层单位，则由所辖居民摊派供办所需费用。 在洪武十八年所颁行的《御制大诰》“乡饮酒礼”条中，明太祖再度强调：“朕本不才，不过申明先哲王教令而已，所以乡饮酒礼，叙长幼、论贤良、别奸顽、异罪人。其坐席间，高年有德者居于上，高年淳笃者并之，以次序齿而列。其有曾违条犯法之人，列于外坐，同类者成席，不许干于良善之席。主者若不分别，致使贵贱混淆，察知、或坐中人发觉，主者罪一违制奸顽。不由其主，紊乱正席，全家移出化外，的不虚示。……今特申明之，从者昌，否者亡。”在此可看出，朱元璋不仅继承发扬乡饮酒礼仪式，而且把其范围扩大到乡村一级，仪式也增加了学习法律法规和区别对待是否犯过罪行的乡饮长者的内容。这无疑把乡饮酒礼仪式的推广和发展推向了一个高潮。 据明李濂《嵩渚集》所记，参加乡饮酒礼的“大宾、介宾、众宾”等须具备“月旦（社会评论）之重轻，年华之高下，家世门风之清浊，著述之有无”等条件方可被推举为“大宾、介宾”等荣誉性的礼仪职务。通俗讲，要想成为乡饮酒礼仪式上的贵宾级人物，必须要社会评价高，年龄长寿，门风清白等条件才能具备入选的资格。从大宾、介宾等入选的条件看来，它不仅是乡饮酒礼仪式上的一种荣誉身份标志，更具有引领一方道德风气的作用。从国家统治来说，更是具有对上顺应国家意志，对下引导劝化的功能。从社会管理角度而言，则是充分体现了统治阶级养老，敬老，推行孝道的文化理念。这种仪礼制度在维护社会稳定，缓和阶级矛盾、统一民众思想来看非常具有积极意义。 到了满清入关，则更是需要这种拉拢人心的手段来稳定统治。清顺治元年（1644）就规定乡饮酒礼的执行办法，其目的还是“乡饮酒礼敬老遵贤,敦序长幼之节,申明朝廷之法,其有关于礼教甚巨”。顺治帝规定顺天府和各省州县每年须于正月十五、十月一日举行，仪式上设宾、介、主人和众宾之席。顺天府以府伊为主人，其他个府州县里以行政单位知府，知州、知县为主人，大宾择乡里年高有德者为之，位于西北；介宾以年级次长为之，位于西南；三宾以宾之次者为之，位宾席之西；众宾则依年齿列坐。雍正元年（1723），皇帝饬令各地加谨举行乡饮酒礼，派礼部堂官到顺天府监礼。乾隆十八年（1753），有些地方不按时举行乡饮酒礼，于是皇帝下令更定办法，令各地先期查访绅士之年高得勋为宾介，并造具姓名籍贯清册送部存案。乾隆二十五年（1760），又因有滥举乡饮宾介之弊，于是，礼部议定依京府之例，“责成布政使实报明督抚察核存案，不得其人即详明停止”（以上各例见《清朝通志》、《清朝文献通考》）。至后，乡饮酒礼及宾、介的推举逐成惯例。总的来说，乡饮酒礼仪式中的“大宾、介宾、众宾”等是代表基层社会民众和官方进行交流的，具有民间认可，官方优待的特征，其地位虽然低于“恩荣寿官”，却是一种甚为荣耀的身份。 至于蹇氏内侄“介宾焦万品”亦颇具来历。在距蹇氏“恩荣寿官”墓外几公里，发现葬于民国七年（1918）的焦万品墓所，其碑文记载，焦万品排行老三，本名廷玉，生于道光四年（1824），卒于光绪二十年（1894），同治八年（1869）被授予乡介宾，享寿七十三（虚岁），有子焦大烈，因于抗击太平军进攻汉中而受褒奖五品军功（同治二年，1863年左右）。焦万品老先生被地方政府授予“介宾”时间位于其子焦大烈获军功之后，这或许印证了在清朝中后期，本意“优老敬老、宾兴贤能”的乡饮酒礼仪式中的“宾、介”等贵宾的推举已经不是一般寿且贤的老百姓能得到的，已经转化为有经济实力，有政治背景的士绅阶层来担任了，至于是否具有较高的道德标准已经不再是考核的首要条件。 同样，根据蹇敏内侄焦万品（介宾）及侄孙焦大烈（褒奖五品军功）的身份、以及获得褒奖的时间判断，蹇敏老先生获得“恩荣寿官”的时间也许就在同治二年（1863）至同治十年（1871）间，是时蹇敏先贤年逾八十岁。在蹇敏子孙辈尚无大型功名的前提下，是否由于其侄焦万品、侄孙焦大烈的身份和政治背景而获得恩诏“寿官”的呢？在时下还无其他证据表明准确时间的情况下，不失为一种合乎逻辑的推断。 另外，在发现蹇敏先贤墓所不远一绝峰顶部，有规模不小的古石寨遗迹，呈一字排开，军事设施明显。据当地老人言及，石寨所处地方，旧属蹇姓家族所有。而对于石寨的考证，目前已有定论，乃是清嘉庆、咸丰、同治年间为堵剿和防御白莲教、捻军、太平军等进犯而修建的堡垒。其在嘉庆年间尚由官方出资修建而成，到了咸同时期，因为清廷国力衰弱，战祸连绵，内外交困而财政困难，便由官绅民间共同集资出力修建用于避险防御。在这期间，是否是因为蹇敏老先生捐资修寨有功而被恩诏为“寿官”的呢？这也不失为一种可能。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