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风先生是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国内重要书评家。近年来，常风的作品又日渐引起学界注意，但就其成就和贡献而言，远未得到足够的重视与应有的评价。与常风同时代的诸如沈从文、朱光潜、李健吾等人在文学批评方面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已为世人知晓并赢得盛名，但常风似乎一度被遗忘了。客观而言，常风自有其独特风格与成就，同样为促进现代中国文学的批评与创作作出了不可替代的贡献。
    常风，生于1910年9月26日，原名常凤瑑，字镂青，山西榆次人。1929年秋，他考入清华大学外文系，读书期间结识钱锺书、李健吾等，并受老师叶公超的鼓励和关怀，开始书评写作。1934年9月，经叶公超推荐，他的第一篇新文学书评《论老舍〈离婚〉》发表于天津著名的《大公报·文艺》上，沈从文在按语中赞其“批评态度与见解，皆可注意”。此后，常风陆续写下大量书评，发表在《大公报·文艺》《国闻周报》《武汉日报·现代文艺》等报刊上。
    结缘于写作，常风与沈从文、周作人、朱光潜、萧乾等日渐熟悉，过从甚密。朱光潜主编京派重要刊物《文学杂志》时，曾两度邀请常风出任助理编辑。而常风协编《文学杂志》时，也在杂志上发表了大量书评。老舍、张天翼、朱自清、李健吾、巴金、鲁迅、叶圣陶、艾芜、茅盾、萧军、吴组缃等诸多作家的作品，都是常风评论过的对象。常风所写的这些书评以及文艺评论，在1944年、1948年先后结集为《弃余集》和《窥天集》出版。
    有学者提出“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史上的清华学派”，认为“该学派主要成员以叶公超为中心，包括清华外文系学生钱锺书、李健吾、常风、郑朝宗和外系学生李长之等”。诚如斯言，无论是常风，还是他的好友钱锺书、李健吾等，他们后来的文学批评活动，确与清华外文系的背景及恩师叶公超有着密切关系。清华时期的叶公超曾主编后期《新月》《学文》，并极力引导学生进行创作、翻译及批评研究，帮助他们在自己主编的刊物上发表。这两份刊物在叶公超主编期间，“刊物中文学批评的比重越来越大，评论的氛围越来越浓厚”，显然不是偶然的。正是在叶公超的鼓励和指导下，常风勤于动笔，在《新月》和《学文》上发表了散文及两篇外国文学书评；又经叶公超推荐，在《大公报·文艺》发表新文学书评，从而走上了写作书评的道路。
    常风后来结识的沈从文、萧乾、朱光潜等京派作家，都非常重视书评写作。在他们主编的《大公报·文艺》的“栏目介绍”和《文学杂志》的“编后记”里，即能明显看到对于书评写作的突出强调与欢迎。由于他们热情约稿，常风笔耕不辍，所写书评产生了积极广泛的影响，“起到了针砭时弊、启迪读者的作用”，成为当时著名的京派书评家之一。以《大公报·文艺》为例，据陈子善统计，发表书评最多的作者并非最著名的京派批评家李健吾，以数量排序，依次是李影心（十七篇）、常风（十六篇），以“刘西渭”之名写作书评的李健吾（十四篇）只能屈居第三。所以陈子善说：“李影心和常风、刘西渭是《大公报·文艺》书评的三大‘台柱’。”而《文学杂志》也是几乎每期刊发常风的书评，有时甚至在一期中刊发两篇（如1937年第一卷第四期）。如此频繁地发表一系列高质量的书评，可见常风当时作为书评家的活跃状态与广泛影响。
    上世纪四十年代后期就读于北大中文系、同样写作书评的吴小如，当时就自认是常风的私淑弟子，经常到任教西语系的常风住所拜访请教，相谈甚欢。
    1952年，随着全国高校院系调整，常风由北京大学转至山西大学任教，服务乡梓，也不再从事评论与写作。由于历史和时代的原因，常风渐被人所淡忘。但在香港，司马长风在上世纪七十年代出版的《中国新文学史》中多处引用常风书评的观点，并对作为京派成员的常风给予较高评价。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随着“重写文学史”与学界对京派作家的重新重视，常风得到一些学者的关注，姜德明、陈子善、谢泳、韩石山等都拜访过常风或与之有过书信往来，也写过文章予以高度评价，使得常风及他在书评方面的成就渐为人知。李辉1989年编选《书评面面观》时，收入的常风书评与李健吾一样多。1995年，辽宁教育出版社将《弃余集》的全部书评，连同常风在新时期所撰回忆师友的纪念文章结集为《逝水集》出版。1998年，陈子善为常风重新编选的《窥天集》增补本出版，搜集集外文和佚文近三十篇，吴小如作序，陈子善写《编后记》。同年，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常风的评论选集《彷徨中的冷静》。
    2002年4月11日，常风先生以九十二岁高龄在太原病逝。2010年，时值常风先生诞辰一百周年，由谢泳发起，《名作欣赏》杂志社与太原万象书城联合举办“纪念常风先生诞辰一百周年学术研讨会”，出版了《常风先生诞辰一百周年纪念文集》。
    陈子善说：“我认为像常风先生这样优秀的书评家、文学批评家，长期不为人知，实在是不公正的，是现代文学研究的严重缺陷。”诚如斯言，常风先生在半个多世纪前的工作，足以为今天的文学创作与批评提供有益的借鉴与启示。这或许正是一生默默治学、无心功名的常风先生所由衷期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