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张荣芳(1940- )，男，广东廉江人，中山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一、陈垣与岑仲勉学术交谊述略
    陈垣(1880-1971)是中国近现代史学大师，出生于广东新会县石头乡富冈里一个药材商人家庭。青年时期毕业于广州光华医学专门学校，并留校任教。在医学杂志上发表大量文章，宣传现代医学卫生知识及医学史。参加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从事反帝反封推翻清王朝的革命活动。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后，他当选众院员，于1913年至北京定居。他对从政不感兴趣，转而从事学术研究和教育事业。在宗教史、元史、校勘学、历史文献学等领域贡献卓著。1922年起任辅仁大学副校长、校长、北京师范大学校长，直至逝世。①
    岑仲勉(1886-1961)出生于广东省顺德县桂州里村的一户开米店的普通商人之家，自幼受中国古典文化的教育，诵读四书五经。1912年12月毕业于北京高等专门税务学校。毕业后在上海海关工作，为了反对袁世凯称帝，返广州参加倒袁工作，任两广都司令部财政科科长。其后虽在各机关任职十余年，但心中却向往教育及学术研究。1923年以后十余年间，曾业余致力于中国植物名实参订和植物分类学研究。经陈垣推荐，1937年7月，进入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48年7月，回到广州，入中山大学文学院历史学系任教，至1961年逝世。岑仲勉在隋唐史、校勘学、边疆史地与民族、中西交通史等领域作出巨大贡献。②
    陈垣和岑仲勉，这两位广东同乡，都非史学科班出身，靠自学成才，在各自的研究领域作出卓越贡献，成为史学名家。他们相交20多年，但从未晤面，他们的学术交谊是学术界的一段佳话。从现有资料看，陈垣与岑仲勉的交往开始于1933年。他们的交往是通过刘秉钧。1933年4月16日，刘秉钧致信陈垣：
    援庵夫子：昨晤仲勉(按：即岑仲勉)先生，曾将馆事向之陈述，伊甚为感谢大人引用之厚意。不过仲勉还有恳求大人者，即请大人将北平文化机关之名目及主事者详列示下，又该机关等有无支干薪者。盖仲勉先生意欲自己设法谋一兼职，使将来在平方馆事上有伸缩之馀地，非谓二百五十元以上之生活费尚不足之故也。如何，乞即示复。敬候道安。生秉钧敬启。四，十六。③据此信编者附注，刘秉钧，广东新会人。1932年辅仁大学史学系毕业。时为广州圣心中学训育主任。时岑仲勉任圣心中学教务主任兼教员。1933年5月31日，圣心中学致信陈垣：
    援庵先生大鉴：龙门名重，久切钦迟。昨由刘君(按：即刘秉钧)传示手书，奖饰过当，恭读之下，以赧以惧。敝校同人等今后自当努力上进，希于一得。惟僻在南服，时虞孤陋，终恐有负期许耳。《圣心》二卷行于暑假付刊，满欲借助鸿题，使价增十培，不情之请，先生或见许乎？专泐布臆，伫候福音。敬请道安。圣心中学校同人拜启。二十二年五月三十一日。④该年12月6日，岑仲勉致函陈垣：
    岁首邮呈敝校校刊(按：指岑仲勉当时任教的圣心中学所办的刊物《圣心》)，由刘君秉钧转传温奖，惭恧莫名。嗣以敝同人不情之请，复承慨允题签。拜赐之馀，既喜声价之借重龙门，益恐荒疏而贻讥獭祭。二期手稿，夏末早付手民，适因辍业转移，遂稽时日。顷印刷甫竣，别由邮附呈十部。故都贵僚好有不视为纸簏中物者，望为分致。浅学技痒，辄效喧呶，尚幸世而正之。⑤
    这说明1933年“岁首”，由刘秉钧把《圣心》校刊寄给陈垣，陈垣复信后，又有圣心中学致信陈垣，请陈垣为《圣心》刊物题刊名。最后才有岑仲勉于1933年12月6日致信陈垣。
    1934年1月22日，岑仲勉又致函陈垣：
    奉十二月二十日惠书，夹陈君寅恪手缄，奖誉备至，惭汗交并。适校期将届结束，未及即复。南中学务，向无起色。私立者限于经费，不能严格以求，更有得过且过之感。旧京为昔遊地，每怀曩迹，再切观光，惜一时尚未能成行耳。《圣心》业即续寄十部，想早登记室。陈君缄附缴，便祈代达感意也。⑥这说明陈垣收到岑仲勉的《圣心》刊物之后，曾转给陈寅恪阅。陈寅恪阅后，1933年12月17日致陈垣函：
    久未承教，渴念无已。岑君(按：岑仲勉)文读讫，极佩(便中乞代致景慕之意)。此君想是粤人，中国将来恐只有南学，江淮已无足言，更不论黄河流域矣。寅近作短文数篇，俟写清后呈正。所论至浅陋，不足言著述也。⑦这就是岑仲勉致陈垣函中所言“夹陈君寅恪手缄”。从此信可知，陈寅恪对岑仲勉评价甚高。
    陈垣对岑仲勉评价如何？陈垣收到岑的来信及《圣心》之后，曾于1933年12月20日致函岑仲勉，回信没有保存下来。但1933年5月24日，陈垣在致儿子陈约的信中，说及此事。
    昨日接圣心中学寄来《圣心》一册，汝见过否？其中佳作，美不胜收，尤以岑仲勉先生史地研究诸篇切实而难得。粤中有此人材，大可喜也。可惜其屈于中学耳。又见有张国华、马国维、沈谷生诸先生文艺之作，皆老手。又有黄深明先生才廿三岁，词采亦佳。谁谓粤无师友，如此诸人，不过在圣心中学，推之其他各校，则粤中实大有人在也。谓粤中无大图书馆，则岑先生又从何处阅书耶？如此看来，汝欲在圣心谋一席，恐不容易。汝如未见此册(非卖品)，当即觅一册阅之，即知其内容也。⑧由此可见，陈垣像陈寅恪一样对岑仲勉在《圣心》发表的史地研究诸篇赞赏有加，并推荐给儿子陈约阅读。1933年6月3日，陈约在致陈垣信中说“《圣心》未得见(按：陈垣25日批复日：廿四日已寄汝一册)”⑨。可见陈垣对此的重视。
    陈垣爱才若渴，把《圣心》分别寄给当时史学名家如胡适、傅斯年、顾颉刚等。胡适称“岑仲勉的《〈水经注〉卷一笺校》，当然远胜一切旧校。其附录五件，尤为有用。但其中亦有未尽人意处。”⑩顾颉刚于1934年3月19日复信陈垣说：“承赠《圣心》第二期，谢谢。岑仲勉先生地理学至深佩甚。能由先生介绍，请其为《禹贡》作文否？不胜盼切，匆上，敬请道安。”(11)而岑仲勉1934年6月22日致信陈垣云：“《禹贡》重在国地，与勉最近探讨不同，率尔操觚，恐无当处。”(12)傅斯年是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1934年2月17日，傅斯年致函陈垣：
    承赐《圣心》季刊，至佩。其第一册犹可求得否？岑君(按：指岑仲勉)僻处海南，而如此好学精进，先生何不招其来北平耶？日内当走谒侍教，专此，敬叩著安。(13)而1934年11月24日，岑仲勉致陈垣函云：
    前奉孟真(按：傅斯年字)所长弛函，以尊处《圣心》之介，来沪约见，嗣复驱车走访。临行时嘱赴宁参观图书，来月中或抽暇一走也。(14)岑仲勉1937年受聘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专职研究员。我们从岑钟勉致陈垣的书信中知道，整个过程，陈垣都参与其事。1934年12月21日信云：“在宁谭话中，孟真先生颇有援引入所之表示并询志愿，当时唯唯应之”(15)。1936年9月21日信云：“孟真先生适有书来，寄下拙著单行本，俟到时另邮呈正。傅先生意仍主勉入教育界，然此事总利害各参半，容当熟思之耳”(16)。1937年4月9日信云：“孟真先生近有书来，云得尊处推毂，约专任研究”。(17)
    我们在《傅斯年遗札》中查到了1937年4月2日傅斯年致岑仲勉的信，略云：
    数月前奉上一书，具陈弟等数年来拟约大驾到本所或其他学术机关，而谋之未成之经过，想早达左右矣。兹以本所有在国外研究满期返国者，经费上遂腾出若干可以设法周转。上周赴北平，与陈寅恪先生商量此事，皆以为当约先生惠来本所，以为弟等之光宠，以赞本所之事业，兹敢陈其梗概。
    一、此次决定聘任先生为专任研究员，此职为本院研究人员之最高级，八年以来，除一个例外不计，敝所未尝有此聘任。(外任者则有之)
    二、薪捧与同事商定为月三百五十元。本所设置之始，同人薪额皆低，以后逐渐加薪。兹以加薪一事，不易常行，故今竭其能力，定为此数，(三百元以上加薪事本极少。)以此时本所经费论，后来加薪之可能性极微，此与以前诸倒不同者也。
    三、区区之数，本不足以答高贤为学术致力之劳，然此等机关，能力有限，待遇较薄于大学，亦今日各国之通例也。若论研究之方便则非大学所能比，研究员不兼事务者，全部工夫皆是自己所有也。
    四、专任研究员之著作，除通俗文字外皆交本所发表，(亦偶有例外，则因有特殊理由，如为读者较多，有时在国外发表。)不另给酬，此本院常规之一。
    五、本所各专任职员，依院章不得兼任院外有给职务。
    ……数年积願，今日始能出之于口，幸先生鉴其愚诚，不我遐弃。又此意弟在北平时，曾以商之于援庵先生，得其同情许可。
    又专任研究员，每年度之研究计划，例与本组主任商妥后行之。第一组主任为陈寅恪先生。(18)同年5月18日岑仲勉致信陈垣云：“昨孟真先生赴陕，电约在站晤谈(按：时岑在陕西潼关任职)，备悉台从会竣返平，至慰。聘书闻下月乃可发，研究计画须与主任商定。寅恪先生常见否？便见时恳略代一探(如何方式)，俟接约后再通问也。邮寄清华想必能达”(19)。同年6月1日信云：“顷南京已寄来聘书，拟下月初就职。寅恪先生邮址，盼能日间见告”。(20)
    岑仲勉1937年7月初到南京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任职。7月14日致陈垣信云：“顷读致孟真先生书，知尊处乔迁。迩日外氛甚恶，阖潭受惊否？暑期多暇，或南行否？念念。勉五日晚即已抵京，因卜居奔走，致未修候，日间仍多在所中，赐教祈由所转更便。专此上达，顺候撰祺”。(21)
    由此可见，岑仲勉能够进入历史语言研究所，陈垣、陈寅恪在促成此事中起了巨大作用。1946年2月3日，陈垣致长子陈乐素信中有一句话：“一个人第一要有本领，第二要有人提拔。有本领而无人提拔，不能上台，有人提拔而无本领，上台亦站不住也”(22)。岑仲勉进入史语所及以后在中山大学，在学术上作出巨大贡献，证明陈垣这句话是一句至理名言。
    陈垣对岑仲勉的提携，还表现在对岑仲勉著作的发表上。陈垣任辅仁大学校长20多年，在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他对学生郑天挺、翁独健、陈述等反复讲过这样的话：“现在中外学者谈汉学，不是说巴黎如何，就是说日本如何，没有提中国的。我们应当把汉学中心夺回中国，夺回北京。”(23)陈垣在辅仁大学创办《辅仁学志》，发表高质量的学术论文，是他“把汉学中心夺回中国，夺回北京”。构想的组织部分。《辅仁学志》1928年创刊由陈垣主编，在发刊词中，首先在学术方法上，推崇中国传统的考据学，说“百年以往，乾嘉诸老努力朴学，极深研几，本实事求是之精神，为整理珍密之贡献，三古文史灿然大明。”但是，另一方面，并不因此而食古不化，相反，为了适应时代要求，又积极地鼓励学者努力发掘新材料，开辟新领域，采用新方法，提倡中外学术交流与合作。“然则欲适应时代之要求，非利用科学方法不可。欲阐发邃古之文明，非共图欧亚合作不可。昭昭然也。”“吾人既承沟通文化之使命，发扬时代精神，复冀椎轮为大辂之始，揭橥斯志甄综客观材料。”(24)把刊物的使命定位在“沟通文化”，可谓继承了辅仁大学奠基人英敛之确立的办学精神：以文会友，以友辅仁，会通中西。(25)
    《辅仁学志》自1928年12月创刊，至1947年终刊，前后近20年时间共出版15卷21期，发表论文近150篇。作者既有陈垣、沈兼士、余嘉锡、张星烺、刘复、伦明、朱希祖、杨树达、英千里、常福元等名家、大师，也有魏建功、容肇祖、唐兰、周祖谟、岑仲勉、启功、陈乐素等中青年学者。主编陈垣对论文的取舍以其是否符合刊物宗旨及论文的质量为标准。对勤奋好学的中青年学者的扶植与提携，促进他们的成长起了重大作用。岑仲勉在《辅仁学志》发表几篇高质量的学术论文，使他声名鹊起。
    1934年4月17日，岑仲勉致函陈垣：“校务琐碎，日尔鲜暇，姑就拟议中之《汉书·西域传》校释，择其稍完整者《康居》、《奄蔡》二篇，录呈斧正，复祈为分致。如其无当，覆瓿可也。”(26)我们查1934年《辅仁学志》第4卷第2期，发表岑仲勉的《汉书西域传康居校释》和《汉书西域传奄蔡校释》两文。后来，岑仲勉把他从1930-1959年间陆续写成的研究西北史地积累的成果，集成《汉书西域传地里校释》，由中华书局出版。在该书《康居·奄蔡、粟弋附》的注释中说：“拙著《汉书西域传康居校释》(《辅仁学志》四卷二期)，本篇大旨相同，惟材料已大半添易。”(27)在《奄蔡》校释中，涉及钦察族，学界争论甚大，国际汉学界如伯希和等亦参与讨论。1934年6月22日，岑仲勉致陈垣信中说：“再者，奄蔡即钦察，《黑鞑箋注》早略说明，伯希和亦谓钦察之名已见九世纪撰述，更无害于前说之成立。惟检柯史(按：指柯劭忞《新元史》)，只著库莫奚后人一语，来得太突兀，或屠记(按：屠寄《蒙兀儿史记》)更有详说(闻似在卷三)。而中大、莫氏(按：指莫伯骥)均无其本，不知除道园碑之外，更得信凭否？拟恳饬检节钞此段见示。现虽有附带论文之稿，未敢遽尔露布也。”(28)显然岑仲勉在《辅仁学志》4卷2期发表的《汉书西域传奄蔡校释》在学界引起不同反响，故致信陈垣，“恳饬检节钞此段见示”，即提供岑手头所缺之资料，以便他就不同意见进行辩驳。同年同月27日，又致信陈垣说：“上周曾复乙缄，计达左右。兹将改稿数纸另邮付呈，尚祈费神饬照删改，无任祷盼。”(29)此事应是指《再说钦察》一文。他在《汉书西域传地里校释》中说：“伯希和之Coman(冯译库蛮)考，大意以为其名不见欧洲古史，余尝辨之(自注：见拙著《再说钦察》)。”(30)
    陈垣想岑仲勉提供校勘《元和姓篡》的稿件在《辅仁学志》发表，岑仲勉1936年10月14日复函曰：
    《姓纂》稿过繁，或有妨篇幅。如不弃瓦砾，则略有数短篇可供采择，兹别附乙目……
    汉书西夜校释：此是校释之一，颇谓一得，原拟俟全书刊布。大意以为西夜即塞之异译，而乾陀罗亦见于后书。有此则佛教入华时间问题似可上推西汉，而休屠金人等可研究也。
    外蒙古地名四个：大意就于都斤、他人水等(已见《辅志》作再详细之研究。)
    新唐书(突厥传)拟注一篇：此为拙稿《突厥集史》之一篇。清儒专唐书者少，窃谓旧、新不能偏废，而新书溢出之史料似不可不先考其本据。所谓注者，即注其本据。
    再说钦察：前年寄奄蔡稿后，知伯希和主钦察(屠、柯)即库莫奚之说，即再作详细驳论。
    汉书地理志序列之臆测：《汉书集注》有此讨论否？
    已上各稿，尚须一度修正。如承摘出，稍暇当整理录呈。惟可否之间，总不必客气耳。(31)
    我们查《辅仁学志》5卷1、2合期(1936年)发表岑仲勉《再说钦察》一文，此文当然与陈垣提供材料有很大关系，姜伯勤也说：“陈垣先生对岑仲勉的工作更是十分关注，如岑先生的《再说钦察》等文，就是奉援庵先生的函诏而撰写的。”(32)1937年《辅仁学志》第6卷第1、2期合期，发表岑仲勉的《汉书西夜传校释》和《跋突厥文阙特勤碑》两文。1936年11月19日，岑仲勉致陈垣信云：“又，丁麟年《阙特勤碑释跋》，想文字无多，不审外间购得否？如尊处有庋藏，极盼赐下一读也。”(33)同年12月14日信又云：“接手示，诸荷教益。阙特勤碑跋，系据容媛金石目五，题日照丁麟年(黻臣)辑移林馆刻本。今承示东本，后署日照丁氏移林馆金石文字。盖同是一书。惟铃木跋称日照丁辅臣，辅黻相近，黼黻义近，或铃木跋有讹欤？此种拟即留下，该价多少，乞示悉奉璧。”(34)说明此文与陈垣关系很大。1946年，《辅仁学志》14卷1、2期合期发表岑氏《陈子昂及其文集之事跡》一文。
    我们还必须指出，20世纪30-40年代，日本发动对中国的侵略，辅仁大学的办学经费日趋紧张，《辅仁学志》为了节省经费，一是把每年的两期合为一期，二是几位老先生申明不要稿费。启功回忆说：“学校经费不足，《辅仁学志》将要停刊，几位老先生相约在《学志》上发表文章不收稿费。”(35)岑仲勉投稿《辅仁学志》也不收稿费。1935年10月14日致陈垣信云：“今春承惠稿费，觉有未安。……闻年来受环境影响，私校多支绌，稿费尤不愿滥领。”(36)1937年2月26日致陈垣信云：
    本日奉贵校注册课通知，有五卷一、二期(按：指《辅仁学志》)稿费算讫等语。勉前经声明不敢受酬，故屡次投稿，今若此，是意邻于贪，固非初衷，且迹近妨碍言路也(借喻)。无已，谨拟如次：
    甲、可不支出，则充支出。
    乙、为他方面计，如须支出，则拟恳赐赠《万姓统谱》乙部(修绠目似有其名，标价约三十金。此只合而言之，因未知采登若干种)，以助勉一篑之功(稿费数不及，或市上无其书，此议均请取消)。馀则购图书移送贵校图府，庶勉不至尽食前言，而受赐者在学，或庶几不伤廉也。(37)可见岑仲勉投稿《辅仁学志》，既是陈垣对他的提携，也是对陈垣工作的支持，而其行动与辅仁老辈是相一致的，深得陈垣的信赖。
    陈、岑交谊深，岑仲勉不客气地请陈垣购书、借书。1936年12月31日致陈垣函云：
    前上复缄计达。兹有请求者：
    一、月前阅《潜夫论》(王氏汉魏本)，讹错颇多。继购一《丛刊》本。亦复如是。
    闻《湖海楼丛书》中有汪继培箋，如对五德志二章有详细笺校，乞代购乙部，否则可免置议。因馀书皆非急要之本也。
    二、《中国学报》五期(见《国学论文索引》)，有陈汉章上灌阳唐尚书论注新唐书，颇欲一阅。惟此是多年旧报，恐不易觅。辅大如有庋藏，厚赐假读。
    三、年前辑法显、义净年谱，本意合玄奘为三。翤见刘氏继作，故置之，玄奘出国，自以叶护为先决问题。叶护非必统叶护，尊论(按：指陈垣《书内学院新校慈恩传后》一文之论)不易。至奘之享龄，尚有疑问，多年未释。《岭南学报》之谱，亦无新表见。偶检《国论索引》三编，《东北丛镌》十七、十八两期更有陈氏谱乙篇。该志出版尚近，能转坊贾代觅两本否？
    以上均非急急，不过趁年暇顺为请求耳。(38)
    岑仲勉从20世纪40年代开始研究《墨子》，至1956年完成《墨子城守各篇简注》一书，1958年由中华书局出版。岑仲勉把该书寄给陈垣。陈垣于1958年7月5日致信岑仲勉：
    久未得消息，忽奉到大著《墨子城守各篇简注》一册，知起居安吉，至以为慰。在今日朋友辈中，出版著作堪称为多快好省者，阁下实其中之一人，敬仰之至。谨先复谢，并颂文祺!弟陈垣。(39)
    由于陈垣与岑钟勉有深厚的友谊，相知甚深，1961年10月7日，岑仲勉逝世，陈垣是岑仲勉教授治丧委员会成员之一，并于10月9日致函岑仲勉家属，吊唁岑仲勉逝世。(4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