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今存世的六百余通梁启超家书，第一封写于1898年10月29日，最后一封写于1928年10月17日，前后正好30年。这30年与梁启超社会生涯后三段完整对应，即除第一阶段（1890年至1898年）维新运动时期外，全面覆盖第二阶段（1898年至1912年）流亡传播时期、第三阶段（1912年至1920年）从政议政时期、第四阶段（1920年至1928年）文化活动时期。
    家书见证了梁启超的坚守与热肠
    1929年1月19日梁启超辞世，中华民国北京政府先此半年，宣告结束。时间上梁启超家书刚好与戊戌变法结束后的晚清时期，及中华民国前半段——北京政府时期相始终。这些时间与事件的对应重叠并非纯属巧合，冥冥之中，对于历史人物梁启超而言有深意存焉。
    晚清以降，在新旧列强直接和间接侵夺下，外敌大举入侵之前，近现代中国受两股巨大的社会势力影响：顽固的守旧势力与激进的革命势力。清室覆亡，共和肇造，温和政治势力一度成为两极争取的政治盟友，但终因道路不同，不能左右逢源，生存空间日渐狭促。丛林法则横行之下，温和政治势力渐次失据，几欲不能自存。作为温和政治势力的灵魂级人物终于被逼到墙角，这就是梁启超的宿命。北伐成功，梁启超一瞑而逝，温和政治休止。
    面对日趋暗淡的格局，梁启超依然没有放弃，而是倾情投入，靖献了自己的生命与能量，不顾疾病缠身仍一如既往燃烧自己，试图点亮社会，直至灯残油尽。综览梁氏家书，前衔晚清后接民国，30年来，梁启超心灵、思想、情感、心理、感觉以及社会活动的庞杂、家庭生活的细琐，点点滴滴，巨细靡遗，尽在其中。仅家书牵涉出的晚清民初各类人物，有名有姓者达百人以上。30年的时代脉络、政治风云、思想潮流、文化走向、社会风尚、语言流变……俱在笔底，无一不囊括其中。可以说，《梁启超家书》堪比半部晚清史与半部民国史。
    在这段纷扰的历史岁月里，梁启超屡屡在家书中发出“奈何！奈何！”的叹息，不时流露出欲弃绝政治活动“理我荒秽”的情怀，然而出于一副与生俱来的热肠，即使在备受疾病困扰的晚期，梁启超依然深切关注社会的走向，在收入锐减甚至断绝的情况下，他依然资助伍庄的温和政治活动，并在家书中以命令式口吻吩咐梁启勋：“前属拨五百元与宪广，想未交去，闻渠将行，即交为希。”
    家书闪现着梁启超的襟怀与境界
    梁启超是一位政治能量巨大的人物，其能量并非来自于枪炮、金钱、强大组织或列强支持——虽然他也一度惶惑，曾试图去寻找这类能量。他的政治能量，其来有自——他的思想、悲悯的情怀、洞悉未来的远见卓识，他那充满智慧与激情澎湃的文字、有持守的政治伦理与活动、丰硕的学术成果、热情洋溢的人格魅力。即使以家人为对象的家书，也时刻闪现着只有文化巨人才拥有的襟怀与境界。
    综观梁启超的政治活动、社会实践与学术文化教育生涯，济世改良、求真穷理、精神至上才是他的终极关怀。对家人对社会，梁启超总觉得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天降大任的使命感始终溢满家书的字里行间，热切的精神力量贯穿30年而未曾稍减。
    家书是梁启超著作的一个高光点
    家书是梁启超著作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梁氏所有著作中的又一个高光点，虽然在梁启超巨型体量的著作里，家书所占比例十分有限，但价值独特，非其他著作可比拟替代。以对梁学影响巨大的《梁启超年谱长编》为例，所收录的家书约占全书总量五分之一，分量举足轻重。由于梁氏家书的诸多价值已经远远溢出其本身的文献价值，无论是研究者还是一般读者，使用梁氏家书的概率非常之高。在出版界与读书界，梁氏家书影响力，可谓无人不知。尤其是近十余年，梁启超家书反复被多家出版社刊印，从2000年至今已有十余种《梁启超家书》版本。与热闹的出版现状不相称的是，学界与出版界显然忽视了梁氏家书的版本基础工作，称得上校勘精准、编辑周备的梁氏家书版本至今未见。为此，本书试图在校勘注释等方面补苴罅漏，有所作为，这也是不揣冒昧，僭称本书为《梁启超家书校注本》的初衷。
    为此，本书确定了一些条条框框，作为努力方向，姑以四言表达如下：
    校勘从精，还原必真；辑录求全，搜罗务尽；考订有据，稽核多方；注释宜详，拓展畛域；编辑创新，查阅便利；体例周备，差可效颦。
    （作者为暨南大学出版社副编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