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陈垣与岑仲勉著《元和姓纂四校记》
    中国记录氏族世系之书，起源甚早，《世本》记黄帝以来到春秋时列国诸侯大夫的氏姓世系，已亡佚。魏晋南北朝时社会重门阀，士族为了维护其世代相传的优越地位，以区别于庶族寒门，谱牒成为重要的工具之一，于是谱牒之学广泛流行。魏晋南北朝重视门阀的风气，到唐代尚未完全消失，唐人仍讲究谱牒之学。《元和姓纂》之编纂就是明证。
    《元和姓纂》，据《四库全书总目》载：“唐林宝撰。宝济南人。官朝议郎、太常博士。序称元和壬辰岁，盖宪宗七年也。宝，《唐书》无传，其名见于《艺文志》。诸家书目所载并同。(41)”林宝，约经历了唐德宗至穆宗四朝，做过同州冯翊县尉、太常博士、沔王府长史等官，当时即以擅长姓氏之学知名。辑本《唐语林》卷二说：“大历已后专学者。……氏族则林宝。”此书今尚存林宝自序，云：
    元和壬辰岁(七年)，诏加边将之封，酬屯戌之绩，朔方之别帅天水阎者，有司建苴茅之邑于太原列郡焉，主者既行其制，阎子上言日：“特蒙涣汗，恩沾爵土，乃九族之荣也；而封乖本郡，恐非旧典。”翌日，上谓相国赵公(按：指赵国公李吉甫)：“有司之误，不可再也，宜召通儒硕士辯卿大夫之族姓者，综修《姓纂》，署之省阁，始使条其原系，考其郡望，子孙职位，并宜总辑，每加爵邑，则令阅视，庶几无遗谬者矣。”宝末学浅识，首膺相府之命，因案据经籍，穷究旧史，诸家图牒，无不参详，凡二十旬，纂成十卷，自皇族之外，各依四声韵类集，每韵之内，则以大姓为首焉。朝议郎、行太常博士林宝撰。
    该书王涯序云：
    赵公尝创立纲纪，区分异同，得之于心，假之于手，以授博闻强识之士济南林宝。宝该览六艺，通知百家，东汉有紬书之能，太常当典礼之职，其为述作也，去华摭实，亡粗得精，条贯禀大贤之规，网罗尽天下之族，虽范宣子称其世禄，司马迁序其先业，若揭日月，备于縑緗，昭昭然蔑，以加此矣。以涯嘗学旧史，缪官纶阁，授简为序，不敢固辞，无能发挥，承命而已矣。(42)
    岑仲勉在引录林宝序、王涯序之后说：
    综上两节而剖解之，知《姓纂》之修、实根于下述各情状。
    1.《姓纂》系奉旨而作，与私家撰述不同。
    2.《姓纂》之纲纪异同，间由李吉甫指授。
    3.《姓纂》因边臣疏辨，封乖本郡而作，则各姓原系，自不能不参据一般传述及私家牒状，以免将来之争辨。
    4.《姓纂》系专备酬封时省阁参考之用。
    5.唐代封爵颇滥，求免有司之再误，其书不能不速成。
    6.宪宗谓子孙职位总缉，则无职位者不必其入录。
    以上六节，于《姓纂》体例，饶有关系，非先洞察其要，未可与尚论林氏之书也。林氏谓二十旬而成书，王涯序则作于七年十月，以此推之，其始事约在七年三月。(43)
    该书详载唐代族姓世系和人物，于古姓氏书颇多征引，因而也保存了一些佚书的片断。体例以皇族李氏为首，然后按四声韵部系姓氏。唐代崇尚门第，家谱往往攀附望族自重。
    《姓纂》取材包括私家谱牒，故所述族姓来源未必都翔实准确。但著名唐史专家黄永年指出：
    1.此书在两《唐书》有列传的人以外记录了大量人物的姓名和世系，有些还注明他做过什么官，不仅可以增补两《唐书》列传的不足，在研究唐代文献遇到生疏的姓名时也可试翻此书来查考。2.《新唐书》里有个宰相世系表，大体同于此书，而又有增补(表记到唐末，而此书只到宪宗元和时)，有些地方与此书还有详略出入，应该互相校补。3.此书所记唐代部分的世系比较可靠，唐以前特别所谓古代某某人之后则多出于子孙贵显后伪饰，和南北朝隋唐碑志之侈陈世系同样不尽可信。(44)
    宋代以后，门阀世系在实际生活中已不甚起作用，因此《元和姓纂》明初以后即失传。现可见的版本有5种。
    1.清乾隆修《四库全书》，四库馆臣从散见于《永乐大典》中的《元和姓纂》辑录出来，并进行校勘，仍按自序及《新唐书·艺文志》等所云，分为十卷(《四库提要》作十八卷，黄永年认为“当系笔误”)。(45)可称为“四库本”，《永乐大典》采录的《姓纂》，已不完整，而且割裂原文，《四库》辑本也有遗漏。
    2.嘉庆七年(1802)孙星衍据《四库》本和洪莹同加校勘后刊刻，称为孙、洪校本，此本较为少见。
    3.光绪六年(1880)金陵书局据孙、洪本重刻，称为局本，这个本子较为流行。
    4.民国三十七年(1948)，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岑仲勉著《元和姓篡四校记》。岑仲勉说：“今取名四校记者，窃以为四库辑自大典，清臣所校，一校也。孙、洪录本刊布，始附入辑佚，二校也。罗振玉就局本成校勘记二卷，三校也。”(46)而岑氏本书为四校。四校记所注重者有四点：芟误(正辑本讹误)、拾遗(补辑本脱失)、正本(移辑本冒文)、伐伪(辨后人附益)。本书的缺点是不全录《姓纂》原文，使用时仍需置孙刻或局刻本查对。该书晚出，后来居上，功力最深，收获也最大。所以，黄永年在讲《唐史史料学》时说：“对于现代著作也是如此，凡是给有史料价值的文献作校勘、注释、订补、辑佚、以及提供其他有用史料的，如唐长孺先生的《唐书兵志箋证》、岑仲勉先生《元和姓纂四校记》等，都应该讲到。”(47)黄永年讲《元和姓纂》专门介绍了岑氏《四校记》。岑氏《四校记》出版的当年，王仲荦发表书评日：“考知欧阳修吕夏卿作《新唐书·宰相世系表》迄元和之季，大概本自此书，千载矜异之巨著，一朝得知其所从出，顾不大快人邪!”(48)复旦大学教授陈尚君说：“《四校记》成书于岑先生学术研究的鼎盛时期，采用穷尽文献的治学方法，致力于该书的芟误、拾遗、正本、伐伪，程功之巨，发明之丰，校订之曲折，征事之详密，堪称其一生著述中的扛鼎之作，也是中国近代古籍整理工作中可与陈垣先生校《元典章》并列的典范之作。”“《四校记》的意义已远远越过对一部书的校正，其揭示的大量汉唐人物线索为这一时期的文史研究提供了丰富的矿藏，称其为人事工具书也不为过。”(49)
    5.1994年中华书局出版《元和姓纂(附四校记)》，系以岑氏《四校记》编入正文，并附姓氏索引、人名索引，最便使用。
    陈垣对岑仲勉著《元和姓纂四校记》起了什么作用呢？
    前面说过，陈垣早知道岑仲勉在从事《元和姓纂》的校勘工作，想把他的部分成果在《辅仁学志》发表，岑仲勉以“《姓纂》稿过繁，或有妨篇幅”为由，提供其他稿件供陈垣选用。现在保存在《陈垣来往书信集》(增订本)中陈垣与岑仲勉的来往书信42通，有19通谈到《姓纂》。我们分析这些书信，陈垣对《元和姓纂四校记》起的作用主要是提供大量图书资料及解答疑难问题。
    陈垣身处北京，又任辅仁大学校长，自己的藏书又丰富，为岑仲勉借阅或购买大量图书资料。
    1936年7月7日，岑仲勉致函陈垣云：
    惟旬前因牟君(按：指牟润孙)说之触引，现方作《姓纂》之校记乙篇，专就局本(按：指金陵书局本)勘斠，条数或尚比罗氏(按：指罗振玉)多一半，故未暇及也。犹有渎求者，勉所购《雪堂丛刻》，其《姓纂》校记下适缺一页(即董孔史等一页)，拟恳饬草钞乙纸见惠，庶得对勘。(50)
    1936年7月18日，岑仲勉致陈垣信云：
    启邮包，知慨以校库本(按：指陈垣校过的四库本)见假，如获瑰宝。窃谓吾人求学，虽未必确有心得，要须贡其所见所闻以为群助。拙稿正誊至上声之半，现拟再为修正，把库、洪本(按：指《元和姓纂》之四库本及洪莹校本)不同处暨尊批采入，藉光篇幅，或亦大君子所许乎？唯库、洪两本异同仍未尽明，下举数端，亟待明教：
    一、各卷下所记某声某韵是否库本原文？
    二、书眉楷字，当是校库本之文，间有尊笔行书(单字)者，是否漏校补上抑依罗校之说(例如卷一，一页之下信郡，书眉有行书“都”字)？
    三、就牟君文看，似洪本“据秘笈新书补”者，皆洪氏补入，非库本所有。但如卷二董姓，书眉称，“董狐二字增”，则是洪氏所谓据补者，亦非洪补矣。然则，“据·秘·笈新书补”六字，库本有否？其余各条，洪称据补而书眉无校文者，是否均库本所有？
    四、普通所谓洪校注而书眉无校文者，似皆库本所有，而为修书诸臣之注(恐未必是《大典》原有注)。若然，则洪氏之校注极少极少，然否？
    五、牟君谓洪本于姓视库本例在某姓之后(某姓大公板刻不明)，书眉未说及。
    已上不过略举拙见，有未及处，并祈一一赐悉，厚幸厚幸。(51)陈垣把自己使用的”校库本“寄给岑仲勉参考，而岑氏将“尊批采入，藉光篇幅，或亦大君子所许乎？”高情厚谊，难能可贵。关于陈垣以四库本与洪本相校，作出的发明，余嘉锡在《四库提要辩证·元和姓纂》中说：“以《姓纂》在今日盛行洪氏本，故附纠之如此，其以之与库本校出脱误者，吾友陈援庵也。”(52)
    1936年9月19日，岑仲勉致陈垣函云：
    《姓纂》一书，实有详注之必要，然兹事固不易言，是在合力，故其人(史无传)有散见他书者，亦如竹头木屑，不忍竟弃，略附校记中。约计稿本当可十万字(八万至少)，不审《辅志》能容得否？校事本早毕，但近又泛览唐集十数种，亦间有一二难问，可资解答，故迟迟也。《大公报》屡载余氏其人，谓有详注稿，认识否？(53)
    1936年10月26日，又致函陈垣云：
    此次校劳考(按：指陈垣为他代购之赵钺、劳格撰《郎官石柱题名考》)，只及石刻，不及补遗，石刻中又只限《姓纂》有世系之姓。校时不及一一检页数，现只就检索表漏列者代填，今日由邮寄上。《大典》影本(按：指宋邓名世《古今姓氏书辨证》永乐大典影印本)未见，《提要》谓《姓纂》散见千家姓下，然则今影本当可见若干条，然否？又《姓纂》无独孤系，而劳考屡引《姓纂》，且屡注云原书误入《辨证》三十五。误入二字，颇费思索，能饬摘录此见示否？又《大典》为分韵类书，是否如旧日韵书以一竖(——)代韵脚，或偶见此例否？诸待明教，先此鸣谢。……
    《姓纂》本稍迟再璧。(54)
    陈垣对以上问题作了回答，所以岑仲勉同年11月7日致信陈垣云：
    奉教暨《大典》、《辩证》等，始恍然于“误入”二字之解释，缘初未悟《辨证》亦出《大典》也。邓(按：指邓名世)旨在补正，郑(按：指郑樵)旨在厘分，初以《氏族略》为通行书，经前人从事，颇不注重。两校后乃取而逐条比对，所获竟比他书为多，殊出望外。然由此知成功多寡，固不必专恃珍刊秘籍也。《辩证》乙册，因便顺校乙过，如馆中暂无需用，能赐观全豹更佳(约借十天)，否亦不必勉强。《大典》湛氏入勘，《广韵》入范，《通志》入上声，独辑本《姓纂》以入十二侵，殊不合。又后汉大司农湛重一语，非叙姓源，窃尝疑之。今观《大典》，《元和姓纂》上犹有豫章二文，似是《大典》倒错耳。馆存四五十本。倘无大姓，一二日当可校毕。……
    承赠大著二册并谢，《辩证》、《大典》随璧。(55)
    陈垣给岑仲勉寄去代购的由赵鉞草创、劳格续成的《郎官石柱题名考》、《唐御台精舍题名考》和《古今姓氏书辩证》永乐大典影印本，对岑仲勉校《元和姓纂》非常重要，信中言及以劳考校《姓纂》。《古今姓氏书辩证》是宋邓名世及其子邓椿年“贯穿群书，用心刻苦”而成。《四库全书总目》云：
    其书长于辩论，大抵以《左传》、《国语》为主。自《风俗通》以下各采其是者从之，而于《元和姓纂》抉摘独详。又以《熙宁姓纂》、《宋百卿家谱》两书互为参校，亦往往足补史传之阙。盖始于政宣而成于绍兴之中年，父子相继以就是编，故较他姓氏书特为精核。《朱子语类》谓名世学甚博，姓氏一部，考证甚详，盖不虚也。……宋时绍兴有刊本，今已散佚。《永乐大典》散附千家姓下，已非旧第。惟考王应麟所引原序，称始于国姓，馀分四声，则其体例与《元和姓纂》相同。今亦以韵隶姓，重为编辑，仍釐为四十卷，目录二卷。其复姓则首字为主，附见于各韵之后。间有征引讹谬者，并附著案语，名为讹谬焉。(56)
    今人著名文史学者陈尚君认为“《辩证》是对汉唐以来姓氏谱牒书进行系统清理编纂并作事实考订的集大成著作，足以代表宋代谱学的最高水平。”(57)
    本书对于岑仲勉校《元和姓纂》的意义在于它的优长之处。其优长处表现在下列四点：1.广泛征引了不同时代、不同类别但与姓氏相关的古代文献。这些文献在本书得以保存，虽是吉光片羽，但仍可在辑佚补正、校勘、辨伪文献方面，具有很高的价值；2.对一些大姓的世系源流、支派分布以及郡望数量的记载较其他姓氏书更为精确、翔实；3.根据“近事”、“近诏”、名族家谱以及作者之“所见闻”，增补考订了一些姓氏，为后人留下了难得的史料；4.补充了一直未被著录的姓氏40馀姓。(58)故岑氏得此书如获至宝。1936年11月25日致陈垣信云：“罗氏(按：指罗振玉)虽据《辩证》补佚，尚有漏略复误，今阅三册，已得数条，将来拟汇合删定，并作一总目。”(59)12月7日又云：“前上数缄，有所请益，又附还《辩证》拾册，计均达。此次校《辩证》所获亦不妙，《姓纂》有而《通志》无者，约七十姓，勘以《潜夫论》、《广韵》等，约去其半。今得宋本存目，则见《辩证》者，又约三分二，其存疑者不过十姓上下耳。《姓纂》有无错误，最要略知其人时代。”(60)
    岑仲勉在校勘《姓纂》中，有疑难问题必请教陈垣，并恳请在北平购买相关图书。1936年9月5日，致信陈垣云：“去年曾在沪商务见有《汉书》无传人名检索(恍惚如此)，颇可助校勘《姓纂》之用。昨去函购，竟谓无之，怪极。便祈费神转图书馆查出原名，示知一一。……日来稍暇，渐理旧业，《姓纂》四部，已竣其三。……馀尚有请示商榷之处，当俟毕业时也。”(61)同年11月19日信又云：“日来忙于整理，又《姓纂》工作未竟，只略涉序例。……《全唐文》固无力购，然每读一唐集，于《姓纂》校正，不无小补。”(62)
    更值得一提的是1936年11月25日致陈垣信云：“奉《十经斋集》暨《辩证》。月前读陈毅官氏中，屡引沈氏，检丛目又不知出自何种，正欲有所请教，不期先有以诏我也。”(63)而在《元和姓纂四校记》卷末附录三《沈涛书元和姓纂后》中说：“去岁秋从校《姓纂》，陈前辈援庵以抄本《十德斋文集》卷四寄示，亟将此文录出，涉诵乙过，知近人罗振玉氏据《金石录》所补佚文，前此数十年，沈氏多已拈出，其用功至足敬也。篇中略有讹夺。……”而此文署“民国二十六年，顺德岑仲勉识。”(64)信和文的时间吻合，此文中的《十德斋文集》，应是《十经斋文集》之误。《十经斋文集》为清人沈涛(约1792-1855)著作。孟宪钧《民国以来藏书家刻书举隅·周叔弢》一文说：1936年10月，周叔弢先生刊印嘉兴沈涛撰《十经斋遗集》，封面刊记日：“丙子岁七月建德周氏刊。”沈涛字西雍，清浙江嘉兴人，一生著述甚多，主要有《十经斋文集》等十数种，各书均有道光刻本，但传本稀少，原本难得一见。周叔弢先生挚友劳健(字笃文)是浙江桐乡人，劳氏与嘉兴沈氏有姻亲关系，劳氏发愿刊刻沈氏遗著，以广流传。周叔弢先生出于对老友的友谊之情，乃出资刊刻了这部《十经斋遗集》。陈垣所提示的《十经斋集》卷四《书元和姓纂后》，系清儒自孙、洪之后，罗校之前有关《姓纂》研究最集中、最重要的一份学术文献。(65)可见陈垣寄来的材料何等重要，岑仲勉“亟将此文录出”。
    1937年1月14日，岑仲勉致陈垣函云：“汪笺大体甚佳，如汪用之子续，劳用之金石，陈用之魏志，合沈氏书后，清儒治《姓纂》之成绩，殆已见六七。惟张澍注《风俗通》姓氏，以时考之，亦应引及。二毛丛书多史地本，价亦不昂，拟恳代觅一部。因函购或受欺，故敢奉劳也。丛镌二册，原只得奘谱之半，勉意留俟暇日溜览，亦祈嘱坊贾代觅本，或多或少，所不计也。”(66)同年1月29日致信陈垣云：“修绠书已寄来。受欺者时有缺本，故敢奉劳。张著虽是可传，惟裁择断制，大不如汪氏。《寻源》、《辨误》，闻其名而未知，行本若非单行本者，又不能不乞诸左右矣。”(67)1937年2月26日信又云：“前上乙缄，乞便觅《寻源》、《辨误》(想不易得)……张辑《风俗通》引《姓纂》可廿条，均与今本及《通志》、《辨证》引文异。自序谓是早年所为，似总在洪本刊行而后(张生乾隆卌六)。不知其未见，抑竟未对勘也。此等来历，疑出自《统谱》，或牟君所谓明陈士元《姓觿》者。然明人多伪，似不能不慎用之。《姓纂》修稿过半，颇欲得《集古目》一勘。琉璃厂邃雅斋有其名(署价三元)，暇恳电话一询，或略优厥值何如？类书文中用——代子目之字，明人已有之，究不知昉自何时，尊鉴宋元本类书有此款式否？诸乞见教为盼。”(68)
    岑仲勉信中恳请陈垣购买之《潜夫论》、《寻源》、《辨误》、《风俗通》、《统谱》等书，都是校勘《元和姓纂》十分重要的书。
    东汉王符之《潜夫论》，据《四库全书总目》：《潜夫论》十卷，江苏巡抚採进本。今本凡三十五篇，合叙录为三十六篇。卷首讚学一篇，论励志勤修之旨。卷末五德志篇，述帝王之世次。志氏姓篇，考谱牒之源流。(69)《潜夫论》旧刻以《湖海楼丛书》的清汪继培箋註本为善，旧称“引证详核，深得旨趣”。所以岑氏信中说“闻湖海楼丛书中有汪继培箋，如对五德志二章有详细箋校，乞代购乙部。”(70)阅过陈垣代购之书后，说“汪箋大体甚佳。”1985年，中华书局新编诸子集成(第一辑)，收入《潜夫论箋校正》。由西北师院彭铎据以标点分章，彭铎的附註置于《汪箋》之后。在《志氏姓篇》，彭铎按曰：
    “吹律定姓，肇自轩辕，胙土命氏，传之唐世，由来尚矣。中叶以降，谱牒湮沉，溷冒因仍，眛其初祖，重以古今递嬗，南北迁移，声有转讹，字多增省，重悂貤谬，治丝而棼。盖在昔已病奇觚，后来几成绝学。考姓氏之书，《世本》最古。继是有作，则节信(按：节信为王符之字)此文及应劭《氏姓篇》、贾执《英贤传》之类，卓尔见称。次则林宝《元和姓纂》、邓名世《古今姓氏书辨证》、王应麟《姓氏急就篇》、郑樵《通志·氏族略》诸书，并伤龃龉。明季以还，又不下十馀部，群相蹈袭，自郐无讥。凌氏《统谱》，更为妄作。清嘉庆中，武威学者张澍，寻潜夫之坠绪，慕仲远之博闻，为《姓氏五书》，刊行者有《寻源》、《辨误》二种，虽不无瑕纇，实洞见本原，李慈铭所谓凉士之杰出者也。今校正此卷，则有取其说焉。”(71)
    彭铎此段按语，把古代姓氏之学的源流叙述得十分清楚，岑氏请陈垣代购之书，也是此学之重要者。
    岑仲勉在《元和姓纂四校记》附录二《张氏四书姓纂引文之检讨》中说：
    武威张澍氏著姓氏五书，传刻于今者，祗《姓氏寻源》、《姓氏辨误》二种，合其早年所辑《世本》及《风俗通·姓氏篇》，即余所谓张氏四书也。四书征《姓纂》常出今本外，剔去赵、郑、邓、罗、凌诸家所引而后，其姓全不为今本著录者馀百条，著录而词义差异者数十。孙氏校序有云：“此外有宋谢维新《合璧事类·类姓门》亦引古代姓纂，按其词有引《通鉴》云云，则不尽林氏原书”，然则张氏所据，岂为宋末类书欤。……间尝裒而次之，审而辨之，则觉大概可分为十类：(一)可信为佚文者……(二)可证今本之冒文及补阙者……(三)可证今本之讹夺或删略者……(四)真伪混杂者……(五)为后人转录之讹者……(六)姓纂本无专条，殆后人误会而析立者……(七)似后人根据姓纂而引申或附释者……(八)与《通志》相混者……(九)可疑者……(十)断为伪文者……(72)
    可见张澍这几种书的重要性。
    至于《统谱》，即《万姓统谱》。《四库全书总目》：
    《万姓统谱》一百四十六卷，附氏族博考十四卷，直隶总督采进本。
    明凌迪知撰。……其书以古今姓氏分韵编次，略仿林宝《元和姓纂》，以历代名人履贯事迹案次时代，分隶各姓下。又仿章定《名贤氏族言行类稿》名为姓谱，实则合谱牒传记而其成一类事之书也。古者族系掌于官……秦汉以下，姓私相记录。自《世本》以下，纂述不一。其存于今者，惟林宝、邓名世、郑樵三家。馀皆散佚。然散见他书者尚可考见，不过明世系，辨流品而已。迨乎南宋，启剳盛行。骈偶之文，务切姓氏。于是《锦绣万花谷》、《合璧事类》各有类姓一门。元人《排韵氏族大全》而下，作者弥众。其合诸家之书勒为一怢者，则迪知此编称赅备焉。其中庞杂牴牾，均所不免。至于辽金元三史姓氏，音译失真，舛讹尤甚。然蒐罗既广，足备考订。故世俗颇行用之亦未可尽废也。前别有氏族博考十四卷，大旨皆本之《氏族略》，无大发明。以其与原本相附而行，今亦姑并录之焉。(73)由此可见《万姓统谱》对于校勘《元和姓纂》也很重要。
    关于《集古目》，1937年3月5日致陈垣信云：“昨上一函计达。《集古录目》已由修绠堂寄到，请不必再饬他坊代觅，特此布达，并颂撰祈。”(74)由此可知，《集古目》即《集古录目》。《四库全书总目》云：
    《集古录》十卷，通行本。
    宋欧阳修撰。……古人法书惟重真迹。自梁元帝始集录碑刻之文为《碑英》一百二十卷，见所撰《金楼子》。是为金石文字之祖。今其书不传。曾巩欲作《金石录》而未就，仅制一序存《元丰类稿》中。修始采摭佚遗，积至千卷。撮其大要，各为之说。至嘉祐治平间，修在政府，又各书其卷尾。於是文或小异，盖随时有所竄定也。修自书其后，题嘉祜癸卯。至熙宁二年己酉，修季子棐，复摭其略，别为目录。上距癸卯盖六年，而棐记称录既成之八年，则是录之成当在嘉祐六年辛丑。其真迹跋尾则多系治平初年所书，亦间有熙宁初者。知棐之目录，固承修之命而为之也。诸碑跋今皆具修集中。其跋自为书，则自宋方松卿裒聚真迹，刻于庐陵。曾宏父《石刻铺叙》称有二百四十六跋，陈振孙《书录解题》称有三百五十跋，修子棐所记则曰凡二百九十六跋，修又自云凡四百馀篇有跋。近日刻《集古录》者又为之说曰，世所传集古跋四百馀篇，而棐乃谓二百九十六篇。虽是时修尚无恙，然续跋不应多逾百篇，因疑写本误以三百为二百。以今考之，则通此十卷，乃正符四百馀跋之数。盖以集本与真迹合编，与专据集本者不同。宋时庐陵之刻，今已不传，无从核定，不必以棐记为疑矣。(75)岑仲勉用欧阳修之子棐编的《集古录目》中的碑刻跋尾校勘《元和姓纂》，所以陈垣代购的《集古录目》犹如雪中送炭。
    1937年4月9日，岑仲勉致陈垣信，说收到孟真来信，史语所拟聘他为专任研究员。他把《元和姓纂四校记》书稿的内容大体向陈垣作了汇报，以后还要不断修补。(76)4月26日又致信云：“月来得暇，或先作一弁言，稿竣当录呈指正。辱在爱末，此次用功复多承教益，苟获问世，尤愿求赐一序，以增光宠。”(77)
    傅斯年于1939年4月17日致函岑仲勉云：
    《全唐诗文札记》三册，弟读毕歎服之至，如是读书，方可谓善读书，方不负所读书，此应为一组(按：指史语所第一组)助理诸君子用作矜式者也。窃以为史学工夫，端在校勘史料，先生目下所校，虽限于全唐诗文，然而此等工夫之意义，虽司马涑水之撰《通鉴考异》，钱竹汀之订廿二史异同，何以异焉。况其精癖细密，触类旁通，后来治唐史者得助多矣。流徙中有此，诚不易事，谨当编入《集刊》，是亦弟之光宠也。……日后《姓纂》校成，必为一时之伟著，无疑也。(7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