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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从汉魏到两晋南北朝，经典注释的体例和面貌发生了明显的转变。其中之一是以裴松之《三国志注》为标志，史注打破了对经注的因袭模拟，确立了经典注释的征引范式。这一注释范式影响深远，刘孝标《世说注》、郦道元《水经注》与李善《文选注》皆承其绪，又各有发明，合称四大名注。四大名注皆征引浩繁，然而因其所注原书之性质、内容有异，故对典籍之征引亦各有侧重，从中又可见出时代学术之特色。四大名注的产生，除经典注释发展自身的原因外，与南朝以来重视知识、重视典故的学术风气以及四位注者个人的学术追求有关，也离不开时代典籍之富这一必要条件。 关 键 词：经典注释 征引范式 四大名注 引书 作者简介：赵建成，文学博士，黑龙江大学文学院副教授。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汉魏六朝集部文献集成”(编号：13&ZD109)；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学术史视域下李善《文选注》引书研究”(编号：16BZW049)；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第59批面上资助项目“李善《文选注》经部引书研究”(编号：2016M590307)。 四大名注指的是学术史上成就卓著、影响深远的四部经典注释：南朝宋裴松之《三国志注》、南朝梁刘孝标《世说注》、北魏郦道元《水经注》与唐李善《文选注》。这四大名注最突出的特点，也是其最大成就，是在注释中广泛采用了征引体式，即征引大量文献进行典籍注释。这样做的意义，一是有助于读者更好地理解与把握所注经典本身，这是其根本价值；二是附加价值，即这些古注中保存的大量文献，对于传世文献有校勘价值，对于已佚文献则有辑佚价值。 本文的撰写，意在简要勾勒汉魏以来经典注释的流变与征引范式的确立，略考四大名注征引四部典籍的情况并进行适当的学术史分析。 一、汉魏以来经典注释的发展与征引范式的确立 经典注释的出现，缘于人们阅读与理解经典的需要。最早也最重要的经典注释是经注，子注、集部典籍注释与史注也随后应时而生。从汉魏到两晋南北朝，伴随着学术思潮的转移与学科分野的变迁，经典注释的体例和面貌也发生了明显的转变。 在学术思潮的转移方面，汉代儒学一尊，魏晋之后则玄风大畅，佛学日盛。相应地，汉儒注经，最重文字训诂、章句之学与名物典制，旨在发明经典本义；而玄学背景下的经典阐释，更加注重名理之辨析，往往有偏离经典文本的情况，具有明显的玄学色彩。对此，汤一介总结说：“中国历史上一直有注释经典的传统……汉朝注释经典多采用章句的方法，一章一句甚至是一字地作详细解释，还有用‘纬’证‘经’的方法，形成纬书系统。到魏晋则为一变，玄学家或用‘得意忘言’、‘寄言出意’，或用‘辩名析理’的方法。佛教传入以后，对佛经也有各种不同的注释，有‘音义’、‘音训’等等。”①汤先生的概括很精当，我们可以略举一例进行说明。《论语·子罕》“子绝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章，郑玄注云： 億，谓以意，意有所疑度。必，谓成言未然之事。固，谓已事囙然之。我，谓己言必可用。绝此四者，为其陷于专愚也。② 梁皇侃《论语义疏》引颜延之注云： 谓绝人四者也。[云毋意者]一也。此谓圣人心也。凡人有滞，故动静委曲自任用其意，圣人无心，泛若不系舟，溪(应作“豁”)寂同道，故无意也。[云毋必者]二也。此谓圣人行化时也。物求则赴应，无所抑必。故互乡进而与之，是也。无所抑必由无意，故能为化无必也。[云无固者]三也。此圣人已应物行化故也。固，谓执守坚固也。圣虽已应物，物若不能得行，则圣亦不追固执之。不反三隅则不复，是也。亦由无意故能无固也。[云毋我者]四也。此圣人行教，功德成身退之迹也。圣人晦迹，功遂身退，恒不自异，故无我也。亦由无意故能无我也。③很显然，郑玄注旨在字、词、句、章之解释，而颜延之虽依《论语》本文，但长篇大论，颇以老庄玄学之思想、概念疏解之，玄学色彩浓厚。 学科分野的变迁，主要是指经学、史学之分离。汉代自武帝之后，经学开始在思想、学术上占据支配地位，史学则是经学之附庸。《汉书·艺文志》承刘歆《七略》，将《国语》《世本》《战国策》《楚汉春秋》《太史公》等史学著作置于《春秋》类典籍之末，即是明证。魏晋之后，这种局面有了根本性的改观，史学逐渐摆脱经学的束缚，取得了独立的地位。这种转变有多方面的表现，一是于《三国志》最早出现的“经史”一词④，到了唐修《晋书》中已经可以经常见到。胡宝国说：“西晋人开始频频使用‘经史’一词，意味着经与史发生了分离。”⑤二是西晋时荀勖因郑默《中经》而著《中经新簿》，将群书分为甲乙丙丁四部，丙部为史学著作，已成为一个独立的类别。到了东晋，李充又以《中经新簿》为基础，编成《晋元帝四部书目》，并将史学典籍调整为乙部。《隋书·经籍志》承之，并沿袭至今。 在这种转变发生之前，史书的注释是模拟经书注释的，如延笃《史记音义》、胡广《汉书解诂》、服虔《汉书音训》等。《隋书·经籍志》正史类小序云：“唯《史记》《汉书》，师法相传，并有解释。”⑥周一良说：“这些音义注释，大约与汉儒解经相同，多重在训诂名物上面。”⑦而伴随着史学的独立，史注也逐渐打破了对经注的因袭模拟，进而形成自己的特色。最终完成这一历史使命的，是裴松之的《三国志注》。陈寿《三国志》“铨叙可观，事多审正”，“然失在于略，时有所脱漏”，故宋文帝命裴松之采三国异同以注之。他“奉旨寻详，务在周悉。上搜旧闻，傍摭遗逸”，为《三国志》作注，有补阙、备异、惩妄、论辩之例⑧，从而确立了新的史注范式。自此以后，在大体上，注经与注史有了较为显著的差别。清人钱大昭云：“注史与注经不同，注经以明理为宗，理寓于训诂，训诂明而理自见。注史以达事为主，事不明，训诂虽精无益也。”⑨陈垣则以“一注训诂典故，一注本事”⑩之语概括之。 需要说明的是，裴松之《三国志注》虽然开创了新的史书注释范式，但文字训诂的史注体例并没有被取代，还是继续存在的，最明显的一个例子就是裴松之之子裴骃的《史记集解》。而且，从总体上看，更多的史注还是继续采用名物训诂的旧式注释方法。 另外，需要特别提及的是，三国时期，魏何晏撰《论语集解》，开创了经典注释的集解之体。此书“集诸家之善，记其姓名，有不安者，颇为改易，名曰《论语集解》”(11)。“诸家”指的是《论语序》前文已经提到的苞氏、周氏、孔安国、马融、郑玄、陈群、王肃、周生烈八家之《论语注》，然何晏未取周氏注，故为七家，再加上何晏本人的注释，《论语集解》共汇集八家之注释。杂采众家，各取其长，集解体之优长。因此这一注释体例很快流行开来，产生了数量众多的集解体注释著作，如应劭《汉书集解》、杜预《春秋左氏经传集解》、范宁《春秋谷梁传集解》等。 总之，到了裴松之《三国志注》，中国古代经典注释的体例、方法已经基本完备了，这些体例与方法的选择与运用，因典籍性质与注书目的、注书条件之差异而有所不同，更经常会综合运用。总的趋势是日渐融通和丰富，成为未来经典注释的样板和基础。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