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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余论 四大名注征引浩繁，除所注内容本身的需要外，与时代学术风气的影响与学者个人的学术追求密切相关。南北朝时期，尤其是南朝，学术界重视“隶事”即“典故学”，重视知识，并形成风气，也成为一些学者的学术追求。如《南齐书·文学·崔慰祖传》：“(崔慰祖)好学，聚书至万卷……建武中，诏举士，从兄慧景举慰祖及平原刘孝标，并硕学。……国子祭酒沈约、吏部郎谢朓尝于吏部省中宾友俱集，各问慰祖地理中所不悉十余事，慰祖口吃，无华辞，而酬据精悉，一座称服之。朓叹曰：‘假使班、马复生，无以过此。’……临卒，与从弟纬书云：‘常欲更注迁、固二史，采《史》《汉》所漏二百余事，在厨簏，可检写之，以存大意。”(22)又如刘孝标，其于齐武帝永明四年(486)自魏地逃还江南后，“苦所见不博，闻有异书，必往祈借。清河崔慰祖谓之‘书淫’。于是博极群书，文藻秀出。”(23)《南史·刘峻传》又载著名的“策锦被事”：“武帝每集文士策经史事，时范云、沈约之徒皆引短推长，帝乃悦，加其赏赉。会策锦被事，咸言已罄，帝试呼问峻，峻时贫悴冗散，忽请纸笔，疏十余事，坐客皆惊，帝不觉失色。”(24)而裴松之与郦道元，《四库全书总目》云《三国志注》“其中往往嗜奇爱博，颇伤芜杂”(25)；清全祖望为赵一清《水经注释》作序，批评郦道元“过于嗜奇，称繁引博，反失之庞，读者眩焉”(26)。这些批评，其实正反映了二人的闻见之广，而这恰恰是他们注书的基础。至于作《文选注》的李善，据《新唐书·文艺中·李邕传》：“(李邕)父善，有雅行，淹贯古今，不能属辞，故人号‘书簏’。”(27)是否真的“不能属辞”，颇可存疑，然而“淹贯古今”、号为“书簏”，则与齐梁时期重视典实之风一脉相承。 注释： ①汤一介：《郭象与魏晋玄学》(增订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221页。 ②据伯希和2510号唐写本郑玄《论语注》。《论语》本文“意”，此本作“億”。见王素：《唐写本论语郑氏注及其研究》，文物出版社，1991年，第104页。 ③[梁]皇侃：《论语集解义疏》卷五，《丛书集成初编》本，商务印书馆，1937年，第117页。 ④《三国志》卷四十二《尹默传》有“皆通诸经史”之语，中华书局，1982年，第1026页。 ⑤胡宝国：《汉唐间史学的发展》(修订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30-31页。 ⑥《隋书》卷三十三，中华书局，1973年，第957页。 ⑦周一良：《魏晋南北朝史学著作的几个问题》，见其《魏晋南北朝史论集续编》，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年，第89页。 ⑧[南朝宋]裴松之：《上三国志注表》，见《三国志》，第1471页。 ⑨[清]钱大昭：《三国志辨疑·自序》，见杨翼骧、孙香兰主编《清代史部序跋选》，天津古籍出版社，1992年，第68页。 ⑩陈智超：《陈垣往来书信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第665页。 (11)[魏]何晏：《论语序》，见《宋刊论语》，福建人民出版社，2008年影印本，第3页。 (12)[清]李慈铭：《越缦堂日记》己集，咸丰九年(1859)二月初三日日记，广陵书社，2004年，第918-919页。 (13)关于裴松之《三国志注》的引书数量与引用书目，自清赵翼《廿二史札记》、钱大昕《廿二史考异》以来直到今天，学术界多所考论。由于引书判断的标准与处理原则不同，加之裴松之引用时存在同书异名、同名异书以及不符合今天的“规范”等情况，诸家的考证结果多有不同，都不同程度地存在一些问题。从整体上看，各家之考证，以沈家本《三国志注所引书目》最为精审。 (14)《四库全书总目》卷四十五，《三国志》提要，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15)参见赵建成：《刘孝标〈世说注〉引书目录考》，《文学遗产》网络版2016年第1期。 (16)鲁迅：《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鲁迅全集》第九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319页。 (17)郑德坤：《〈水经注〉引书考序》，见《郑德坤古史论集选》，商务印书馆，2007年，第79页。关于郦道元《水经注》的引书数量与引用书目，马念祖《水经注等八种古籍引用书目汇编》收录《水经注》引书375家，颇有遗漏。陈桥驿有《水经注·文献录》，将《水经注》引书分成地理、历史、人物、图籍、论说、杂文、诗赋等十八类，共477家，不包括碑铭文献。陈氏另有《水经注·金石录》，收录《水经注》所引碑铭文献357家。《水经注·文献录》颇多重复收录，往往将典籍的诸多篇章皆作为独立的引书而加以收录。如除《史记》外，又收录汉褚少孙《史记补》、太史公《禹本纪》(即《史记·夏本纪》)以及《史记·赵世家》《史记·乐书》《史记·年表》《史记·高祖功臣侯者年表》《河渠书》《封禅书》，实即《史记》一书；又如除《山海经》外，又收《山经》《西次四经》《中山经》《海外西经》《海内东经》《大荒西经》，实即《山海经》一书。见陈氏《〈水经注·文献录〉序》《〈水经注·金石录〉序》《水经注·文献录》《水经注·金石录》，收入其《水经注研究二集》，山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故本文于《水经注》引书，依郑德坤《〈水经注〉引书考》，台北艺文印书馆1974年版。 (18)郑德坤：《〈水经注〉引书考序》，见《郑德坤古史论集选》，第79页。 (19)[清]陈运溶：《〈荆州记〉序》，见陈运溶、王仁俊辑《荆州记九种》，湖北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13页。 (20)参见赵建成：《李善〈文选注〉引书研究》，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2015年博士学位论文。 (21)[梁]萧统编，[唐]李善注：《文选》，南宋淳熙八年(1181)尤袤刻本，中华书局1974年影印本。 (22)《南齐书》卷五十二，中华书局，1972年，第901-902页。 (23)《南史》卷四十九《刘峻传》，中华书局，1975年，第1219页。 (24)《南史》卷四十九，第1219页。 (25)《四库全书总目》卷四十五，《三国志》提要。 (26)见乾隆甲寅年(1794)小山堂雕本《水经注释》。 (27)《新唐书》，卷二百二，中华书局，1975年，第5754页。 （原文刊于《浙江学刊》2017年第2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