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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张元济1920年后任监理，他留下的《馆事日记》只到1923年，1926年他辞去监理后有部分当年日记留存，其中没有提到章锡琛离开商务的事。查王云五《商务印书馆与新教育年谱》、王寿南《王云五先生年谱初稿》、王学哲编《岫庐八十自述》、郭太风《王云五评传》,也均无有关记载。章作为编译所成员，他的调动与最后除名，公司监理似不必要参与决定，因而日记中也不会有记载。王云五本人及相关年谱、评传既然没有提及此事，那只能凭上述几位当事人的回忆而认识了。他们只说到“当局”与“某些当权者”，王云五是章锡琛“顶头上司”，回避不了。商务有没有“守旧派”？当然有，否则也不会有张元济、高梦旦双双去北京聘请胡适，也不会有高梦旦“让贤”与《小说月报》改革等一系列商务历史上的大事出现。但是，张元济绝不是“封建卫道士”，更从未有人提及是张菊老“赶”走章锡琛的。如果此说成立，张元济不成了商务“守旧派”头子了吗？对此大是大非问题，来不得半点含糊。 张元济有没有为同人“离开商务”动过感情呢？有，时间恰也在1925年12月。但不是为了编译所的章锡琛，而是由印刷所解雇工人而引发。12月22日晨，印刷所职工实行罢工。据《上海商务印书馆职工运动史》记载，因“馆方突然违反三个月前签订的复工条件，无理解雇近百名职工，其中不少是工会积极分子，立即引起公愤。”（张人凤、柳和城编著《张元济年谱长编（上卷）》第723页，上海交通大学出版2011年1月）当天下午，商务董事会召开特别会议。张元济以“办事人处置无方”提出辞职，讨论未定。12月25日，经理王显华坚持主张用强硬手段平息工潮，调动了驻厂军警殴打工人纠察队员，并开枪打伤数人，拘捕数人，劳资矛盾演化为流血事件。在此情形之下，张元济声泪俱下，坚主和平谈判，董事会派出人员到现场与工人谈判，终于在保证不带走一人的条件下与工会达成协议。所谓“章锡琛离开商务，他（张）有很大的感情作用”云云，完完全全子虚乌有，搞错了对象。 1956年张元济先生90寿庆，章锡琛献寿诗云：“记上涵芬楼，追随十五秋。细将全史校，勤把异书搜。四部成環伟，百家竞唱酬。暌违逾卅载，撰杖怅无由。”（《历史文献》第15辑，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5月）回顾了当年追随菊老的往事，称颂菊老创立涵芬楼与主持辑编《百衲本二十四史》《四部丛刊》等的重要贡献。这对于我们了解张、章二位的关系会有一定帮助。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