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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从社会到生命：史学界清代医疗史研究的演进 如前所述，中国史学界的清代医疗史研究大抵始于1980年代，其出现是与中国社会史的兴起相伴而行的。此时在欧美学界，新文化史等受后现代史学影响的研究正日渐盛行。新文化史、微观史、日常生活史、物质文化史和全球史等新兴的史学思潮随后不断被引入华文学界并影响日盛。故中国史学界在此后的二三十年中，呈现传统史学、社会史、以新文化史为代表的新兴史学等诸种史学流派和思潮并存混杂的局面。中国医疗史作为一个新兴的研究领域，虽然与各种史学思潮、理念和方法都不无交集，不过整体而言，其基本上是诸种新史学的试验场。无论在台湾还是大陆，初期的医疗史研究往往社会史的色彩较浓，稍后，则越来越多地出现了具有新文化史等新兴史学取向的研究，大体展现出了从社会史到文化史，从社会到生命的演进轨迹。 1987年，台湾学者梁其姿首先推出两篇明清医疗社会史方面的论文：《明清预防天花措施之演变》和《明清医疗组织：长江下游地区国家和民间的医疗机构》(25)。梁教授长期从事明清慈善、救济事业这些与医药救疗密切相关课题的研究，同时又是留法博士，深谙法国年鉴学派的学术理路与当时西方史学的趋向，可能正是因为这两方面因素的结合，使她成了中国史学界涉足医疗社会史研究的先行者。稍后，杜正胜通过对以往史学研究的反省，提出“新社会史”这一概念，并研拟了一个表现新社会史研究对象和内涵的纲目，共12大项，其中“生命维护”(初作体认)一项“基本上仰赖医疗史的研究才能充实它的内容”(26)。而这一理念的践行则是在“疾病、医疗与文化”小组成立之后。 1992年以来，台湾中研院史语所一批历史学出身的学者投入医疗史研究，组成“疾病、医疗与文化”研讨小组，每年度大约举办10次讨论，主要围绕五个课题展开，杜正胜概括为：对身体的认识及其文化意义、医家归类(与巫、道、儒的关系)、男女夫妇与幼幼老老的家族史、医疗文化交流问题、疾病医疗所见的大众心态(27)。这些学者几乎全无医学背景，旨在“从医疗透视文化”，所以杜正胜把他们的医疗史研究称为“另类医疗史”(28)。目的是想借医疗史研究来认识社会面貌，把握文化特质，重点是一般的历史研究，不限于专业医学史的范围。另类医疗史涉及物质与精神的多种层次，没有一定的成法，唯随课题之发掘、资料之诠释，不断揭开文化的面貌，也深掘社会深层的心态。其与传统医学史的架构或课题有比较明显的差异，没有直接涉及关于医药经典与理论、医事制度与教育、医家典范与派别，以及诸病源候的证析等问题(29)。 杜正胜在《另类医疗史研究20年》后附有“疾病、医疗与文化”讨论会历年活动的时间、主讲人、演讲主题、参与者。从1992年到1997年，一共举行了49次活动，涉及清代医疗史的演讲只有7次，分别是：1993年5月Cameron Campbell(康文林)“清末北京死亡原因研究”，1994年2月邱仲麟“不孝之孝：‘割股疗亲’现象的社会史分析”，1994年7月蒋竹山“从明清笔记小说看有关麻风病的民间疗法：‘过癞’”，1996年6月雷祥麟“When Chinese Medicine Encountered the State：1900-1949”，1996年11月张嘉凤的“Variolation and Vaccination(人痘与牛痘)”，1997年3月22日祝平一“西学、医学与儒学：一位17世纪天主教医者的观点”，1997年7月Bridie J.Andrews(吴章)“Tuberculosis and the Assimilation of Germ Theory in China，1895-1937”。其中康文林、吴章两位为欧美学者，所以这六年中由台湾学者担纲的关于清代医疗史研究的演讲只有5次，而这五位演讲者都是年轻学人。可能是此时史语所中从事医疗史研究的核心力量，如杜正胜、李贞德、李建民、林富士等主要从事11世纪以前的研究，所以明清医疗史的研究成果并不算丰富。此外，值得注意的是梁其姿、熊秉真两位学者在此期间虽然只是以参与者的身份参加了小组活动，没有进行演讲，但是她们对明清医疗史的研究颇具深度和新意。梁其姿《施善与教化：明清的慈善组织》追溯了明清慈善组织的渊源，描述了组织形态、主要活动，并探索了这一历史现象与明清社会经济及思想发展的关系。此外她还关注前近代中国的疾病史和女性医疗从业者(30)。熊秉真从小儿科医学出发书写近世的儿童史(31)。 随着研讨小组的壮大，1997年，“疾病、医疗与文化”讨论会蜕变为“生命医疗史”研究群。同年6月底，由史语所主办了第一次关于医疗史的国际学术研讨会，主题是“医疗与中国社会”，根据杜正胜的解释，这里的“社会”是新社会史的“社会”，涵盖物质、社会和精神三层次而构成的有机整体的人群，也可以统称作“文化”(32)。之后“生命医疗史研究室”又举办了一系列关于医疗史的研讨会：1998年5月“华洋杂处：中国19世纪医学”，1998年6月“洁净”的历史研讨会，1999年1月“养生、医疗与宗教”研讨会，1999年6月“健与美”的历史研讨会，2000年6月“疾病”的历史研讨会。但是纵观这些会议的论文列表，以清代为主要研究断代的论文仍然不多，但是议题上有所突破，且有新的年轻学者加入(33)。 2000年以后，一些年轻学人从欧美拿到博士学位归台执教，加上原本从事医疗史研究的年轻学者不断成长，台湾的医疗史研究进入另一境界。欧美归台的学者大多以医疗史为专业，充分吸收了1990年代以来欧美医史研究的新观念和新方法(34)，极大地拓展了医疗史研究的广度和深度。这些学者中，一些人具有医学背景或相近知识素养，所以研究议题也不再局限于社会文化，而是涉及医学知识等“内史”议题。且不同于杜正胜、林富士等前辈史语所学者从事11世纪以前的研究，这些年轻学人多关注前近代的医疗史研究，清代医史研究成果日益丰富，如祝平一探讨了明清时期的医药市场、医药知识和医病关系，张哲嘉对清代宫廷医病关系的研究，王秀云从性别史、身体史的角度探讨了清末民初的传教士医学，李尚仁对传教医疗以及身体感的关注，刘士永、范燕秋关注日据时期台湾的医学史，注重对殖民现代性的反思等。 与台湾医疗社会史研究不同，20世纪八九十年代起，大陆史学界对医疗史的关注基本是个别而缺乏理论自觉的。当然，这不是说大陆史学研究者关注疾病医疗完全出于偶然，实际上，这仍然是以上所说的史学界反省的结果。因为随着历史研究对象的扩展，研究者一旦涉足社会救济、民众生活、历史人口、地理环境等课题，疾病和医疗问题便不期而至了，同时在针对以上论题开展的文献搜集中，不可避免地会遭遇疾疫之类的资料，这些必然会促发部分学者开始关注这一课题(35)。比如，笔者从事这一研究虽受台湾相关研究启发，但最初的动力则来自在从事救荒史研究时接触到的较多疫情资料(36)。所以，很长一段时间内，大陆史学界的医疗史研究基本都是在社会史的脉络下展开的。今天看来，拙著《清代江南的瘟疫与社会》就是一部比较纯粹的社会史作品，所关注的乃是清代江南瘟疫的流行情况及其相关分析、时人对瘟疫的认识以及由此显现出清代江南社会的社会构造和演变脉络，在追寻和阐释瘟疫文化意义和反省现代医疗卫生机制等方面，缺乏自觉意识(37)。曹树基、李玉尚也是大陆较早关注医疗史研究的学者，发表了一系列关于清代鼠疫的文章，从鼠疫的近代疫源地的活动规律出发，在疫病对人口损失研究的基础上，对近代人类群体活动的加强与疫源地活动频繁的关系做出了研究，从而揭示了疫源地、人口与社会变迁的关系(38)。可见，与台湾医疗史的主要研究时段从中古向明清乃至近代转变不同，大陆的医疗史研究从一开始就大体在明清至近代展开。 虽然在上个世纪末和本世纪初，国内史学界只有很少的研究者从事疾病医疗史的研究，但转变却已渐渐开始，尤其在晚清近代医疗史研究中出现了具有新意识的作品。杨念群是国内个别较早具有一定新文化史理念从事医疗史研究的学者，在20世纪末就推出了数篇颇具分量的医疗史论文，较为关注“地方感”和医学中的政治和文化权力等问题。他又于2006年在“新史学”系列丛书中推出了《再造“病人”——中西医冲突下的空间政治(1832-1985)》一书(39)。这一被视为另类的医疗史论著，在当时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其对晚清至现代医疗背后的政治运作和权力关系的关注、书写上对深描法的努力实践、对不假思索地将西方视为现代标准的警惕以及对中国现代化过程的复杂性的呈现等，无不展现出了明显的新文化史色彩。 稍后，笔者在《从社会到生命》一文中反思了之前医疗史研究中的问题，发现目前的研究无论是出发点还是归宿，其实基本是在重构历史面相和勾勒社会变迁，即使涉及生命，那也不过是道具而已，真正关注的何尝是生命，实际只是社会而已(40)，故进而倡导从身体史出发展开文化史取向的医疗史研究。正是在这一理念的指导下，南开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于2006年8月在天津召开国内首届“社会文化史视野下的中国疾病医疗史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41)。之后又以这次会议的论文为基础，编辑出版了《清以来的疾病、医疗和卫生——以社会文化史为视角的探索》一书，该书收录的文章里不乏出自年轻学人之手的清代医疗史研究，如路彩霞对清末天津中医与《大公报》笔战事件的考察(42)。此外，还有其他关注新文化史研究的年轻学人也开始在医疗史的研究中引入新文化史的理念与方法，比如张仲民关于晚清卫生书籍的研究(43)。而胡成有关晚清卫生史的系列论文，虽然似并未特意引入新文化史的视角和理念，但凭借其扎实的史料功夫和国际相关研究颇为深入的把握，也展现出了与国内一般研究不一样的风格以及相当高的水准(44)。最近，笔者积十余年研究清代卫生史之功，推出了新著《清代卫生防疫机制及其近代演变》，意图打破社会史与文化史研究的藩篱，在较为清晰系统地呈现相关历史经验的基础上，省思卫生的现代性(45)。 近年来，新文化史、微观史、日常生活史、物质文化史和全球史等史学思潮对医疗史的影响日渐深入，故南开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在2012年举办了“日常生活史视野下中国的生命与健康国际学术研讨会”，会议论文中有一些清代医疗史的研究颇具特色，如张瑞的《晚清日记中的病患体验与医患互动》，张华的《清末民初的体格检査论的兴起及其实践》，佳宏伟的《19世纪后期东南港埠的疾病与医疗社会——基于〈海关医报〉的分析》等(46)。 21世纪以来，大陆清代医疗史研究成果不断涌现，但与台湾或西方的研究相比，我们可以较为真切地感知到以下两点在国内医疗史研究中还不太被意识到的共识：一是现代生物医学和公卫机制的进步性和正当性并非不言自明，它的不断进步将能解决人类主要甚至全部的健康问题不过是一种现代性的迷思；二是疾病和医学并不仅仅是对生物世界秩序的客观反映，人类的社会文化因素在人类疾病的命名、诊断和治疗中，从来都未曾缺席。如果能秉持这样的认知，那必然会有助于我们更深入地去思考和探究中国历史上的疾病与医疗问题，并为当今医疗卫生体制建设中引入西方的制度提供批评性视角和可资反省的历史资源。不仅如此，立足史料和中国的经验，也可以让我们从内部思考和洞察新文化史研究理念和方法优势和不足，众多以往不被关注的历史面向(比如疾病体验、疾病概念和医疗观念的文化意涵、疾病和医疗认识背后的文化权力等等)以及这些面相对认识中国社会和文化的独特价值，进而在全球历史背景中凝练出具有独特价值的中国概念和中国经验(47)。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