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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前沿与热点：当下清代医疗史研究的主要面相 中国医疗史作为史学界的新兴研究，受研究队伍、史料以及学术取向等诸多因素的影响，目前相关研究关注的时段大多集中在明清以降，特别是近现代。其中清代作为贯通古代和近代的最后一个王朝，研究成果相对丰硕，也可以大体看做是整体的中国医疗史研究的一个缩影。要全面地罗列清代医疗史的成果，不仅精力和篇幅不允许，而且也恐怕不利于我们抓住其基本的脉络和趋向，故而我们将借助多年来对该研究比较系统的观察和思考，力图通过下面的分类叙述来把握这一研究的热点以及可能的前沿发展态势。 (一)卫生及其现代性 清代卫生史研究以探讨近代港口城市的公共卫生问题为发端。1980年代末，程凯礼(Kerrie L.Macpherson)对于上海公共卫生的开创性研究，探讨了上海开埠后，公共租界内卫生体系建立的过程。这一基于西文资料的研究，充分肯定了英国专家在公共租界建设中的作用，以及西方卫生观念对中国的影响；同时聚焦于市政建设，探讨了在工部局主导下上海供水事业的发展及新式医院的建立(48)。程著虽提及了上海居民对新事物的排斥，但认为此现象只是近代化进程中的插曲，对于公共卫生体系的建立仍以积极评价为主，而未能充分意识到其背后的传统与现代冲突，及隐藏于卫生话语下的规训等知识权力问题。21世纪初出版的罗芙芸(Ruth Rogaski)探讨近代天津卫生的力作，则弥补了程著上述的不足，也是目前西方研究中国卫生史的代表性著作。该著立足天津，通过对卫生概念，晚清以降不同历史时期有关天津卫生行为和卫生管理的论述，探究了“卫生的现代性”是如何被洋人、士人精英、国家力量和革命所挪用，进而揭示现代化背后的文化权力关系和“现代性”值得省思之处(49)。 继罗芙芸之后，清代卫生史研究逐渐深入并走向多元，更强调西方卫生机制引进后的权力关系与身体控制，以及试图从清代传统中国社会中探寻现代卫生机制的演进及其对日常生活的影响，但是学者们对公共卫生的考察仍然多集中在具体的城市。范燕秋《“卫生”看得见：1910年代台湾的卫生展览会》考察了1910年代台湾“卫生展览会”的初期发展，以及殖民地卫生展览会促成卫生科技知识生产与流通的方式。作者指出台湾卫生展览会深受日本影响，殖民当局对当地民众施行身体卫生的规训，以改善殖民地的公共卫生。而殖民当局对卫生展品的“视觉化”处理，带有母国与殖民地、卫生与不卫生等深富殖民意涵的展示方式。此外，展览会的内外都掺杂着商业利益，展览会透过观念普及与卫生品消费，使卫生知识或概念向日常生活渗透(50)。公共卫生行政的建立是清末中国走向近代的表征之一，路彩霞《清末京津公共卫生机制演进研究(1900-1911)》分别从医药行政、卫生(清洁)行政、防疫行政三方面探讨了该问题，并梳理了公共卫生行政近代演进过程中各种力量和关系的碰撞、冲突与调适，以展示公共卫生机制近代转型的复杂性，进而阐发这一历程带来的公共卫生行政专业化、制度化、合理化启示。通过对公共卫生行政创建、卫生意识开启及防疫冲突背后伦理转型的考察，作者力图重新界定“清末”在近代历史上的地位，并在区域视野下对近代化道路选择问题进行反思(51)。朱慧颖《天津公共卫生建设研究(1900-1937)》通过爬梳档案、地方志、报刊和调查报告等大量资料，从卫生行政、医事管理、防疫机制、环境卫生、学校卫生和卫生运动五个方面，考察了清末民初天津的公共卫生建设，揭示了公共卫生推行下的社会变迁，并侧重发掘普通民众对公共卫生事业的反应及卫生现代化对其日常生活的影响(52)。杜丽红《制度与日常生活：近代北京的公共卫生，1905-1937》以近代北京公共卫生制度变迁为研究对象，在考察组织层面的制度变迁过程的同时，探究日常生活与制度变迁的互动，以制度为中心构建出近代国家与社会互动的历史过程。其中，涉及清代的部分主要是第一章，考察警察卫生制度移植的主要内容及其演变概况(53)。 余新忠、张仲民两位学者的研究打破了在具体城市发展脉络中讨论公共卫生的传统书写模式，为卫生史的研究提供了新视角。余新忠《清代卫生防疫机制及其近代演变》试图从清代传统中国社会中探寻现代卫生的观念、行为和机制的演进。晚清新“卫生”的登场，不仅逐渐引发了中国人对国家公共和个人生活的环境状况的不满，还慢慢使国人对自己种族的健康失却信心，进而开始借由“卫生”来论述种族和国家的危机。该书首先从“卫生”概念的演变入手，以从概念到观念再到相关实践的思路逐次对清代防疫和城市环境卫生相关的诸多问题及其历史变迁展开探讨，借此展现中国近世社会的变动与特质，以及中国人有关身体的认识，并进一步探究传统在中国社会近代转型中的影响与作用，对现代化过程和“现代性”进行省思(54)。张仲民《出版与文化政治：晚清的“卫生”书籍研究》在索隐钩沉大量报刊资料的基础上，以书籍史与阅读史的视角，对晚清出版的生理卫生和生殖医学书籍进行了考察。作者着重探讨了卫生书籍出版的数量、价格、出版目的、时人阅读情况等问题。作者认为这些卫生书籍及其广告，实际上都在建构和想象其与身体、种族、国家的联系，都在打造一种新型的消费文化、阅读文化，而这种文化或可表明一种以国家为终极关怀的新政治文化已在清末中国成形，并开始发挥作用(55)。 清末以降，华人的生活习俗和居住环境被西方人冠以“不卫生”之名，胡成和李尚仁均关注这一问题。胡成《“不卫生”的华人形象：中外之间的不同讲述——以上海公共卫生为中心的观察(1860-1911)》依次从“华人‘不卫生’被定义为瘟疫之源和近代细菌学理论的传入”、“租界卫生景观的改善和华人社会的变革维新”、“文化优越感、民族主权诉求和主权之争”三个层面对1860至1911年间上海公共卫生领域的“不卫生”华人形象论述展开了考察。作者指出关于华人“不卫生”的叙述，体现在外人方面，有明显的文化歧视和种族压迫；体现在华人精英方面，则是对自身社会及对殖民主义、帝国主义的再认识、再反省和再批评，其中包括对新文化的接受、引进和想象(56)。李尚仁《腐物与肮脏感：19世纪西方人对中国环境的体验》梳理了西方人对中国城市公共卫生及华人个人卫生的认知和体验，并以“身体感”这一概念工具深入探究西方人“不卫生”和“肮脏”感产生的社会文化因素(57)。不同于当时西方人对东方人卫生状况的负面评价的主流，德贞则赞扬中国人的健康情形和生活习俗，并以对中国的观察为基础反思英国公共卫生运动的局限，李尚仁《健康的道德经济——德贞论中国人的生活习惯和卫生》即从分析德贞对中国卫生状况的独特观察和评论入手，继而讨论了19世纪晚期苏格兰出现的社会、经济与卫生问题对德贞观察中国生活卫生所产生的影响。通过德贞的个案，该文揭示了大英帝国中心的医学理论和海外医师的边陲经验的互动与张力(58)。 (二)性别、身体与医疗 关注生命是医疗史研究的旨归，而关注身体则是关注生命的重要组成部分。人类身体除了生理性的一面，还有社会文化性的一面，女性身体则被赋予了更多的文化意涵，诸多学者力图在具体研究中破解这种意涵。 女性生育往往被当做自然秩序的产物，有关古代生育的各种风俗、仪式、接生行为常被认作是迷信和经验主义的产物，女性主义分析视角的加入，使得健康和疾病的社会文化建构成为分析性别问题的重要方法。费侠莉(Charlotte Furth)的论文“Concepts of Pregnancy，Childbirth，and Infancy in Ch'ing Dynasty China”即采用这一视角，分析了晚清女性的怀孕、分娩及其与幼儿关系的社会文化建构。她认为妇科医学呈现了儒家性别关系的双重模型：一方面，在家长式社会秩序里面，妇女是病态、身体虚弱、依赖他人的性别角色；另一方面，她们是毁灭性的情绪和污染的源头，她们的能力足以使家庭陷入混乱(59)。吴一立同样关注中医妇科，其Reproducing Women：Medicine，Metaphor，and Childbirth in Late Imperial China一书重在考察历史和文化语境中，基于文本的中医妇科知识的创建和合理化，以及文本背后的隐喻和清代妇科的变革。该书具体探讨了诸多重要议题，如作为女性疾病治疗者的男性医者如何正当化自身身份；印刷文化如何形塑妇科文本以及通俗妇科医疗知识的产生与流传；怀孕、妊娠背后的隐喻；社会、医学和技术因素如何共同合理化了处理产后并发症的新方法(60)。 在传统社会中，与女性身体相关的月经、怀孕、生产都存在一定的禁忌与想象，女性的裸体更具有污秽的象征意义，被认为有“厌炮”力量。蒋竹山《女体与战争——明清厌炮之术“阴门阵”再探》从社会文化史和身体史的角度颇为深入系统地探讨了明清时期“阴门阵”的内容、特色以及历史情境中的独特意涵，并进一步阐释了在此个案中女性身体的隐喻，探究了明清妇女裸身所具有的污秽象征意义，及此观念在明清战事上的应用(61)。 甲午战争之后，西医对中国社会的影响日渐深远，与女性身体相关的月经、怀孕、生产都发生了不同程度的改变，周春燕《女体与国族——强国强种与近代中国的妇女卫生(1895-1949)》关注这一背景下女性卫生的变革问题。其考察了1895年至1949年间，女性在面临月经、怀孕、生产等生命历程时，其相关知识与照护在近代展现的面貌。作者指出甲午战败后，西医大量传入，冲破了中国妇女的身体界限，使妇女卫生在“强国强种”的风潮下，得到改革的契机，同时造成近代妇产科医学的革新，这些变革对妇女的影响深入日常生活(62)。 清末民初之际，不仅是单方面的西医、西医师对中国女性身体产生了影响，中国的性别规范同样影响西医传教者的活动。王秀云《不就男医：清末民初的传道医学中的性别身体政治》以在中国的西洋传教医疗为例，探讨了在帝国主义扩张的脉络下，医者与求医者的身体性别政治。作者指出我们不必然将性别规范或所谓的礼教视为女性的困境，轻易将女性定义为受害者，因为西式中国女医的兴起正是这一性别规范或礼教的产物，而应理解历史中多重权力关系所编识出的复杂性(63)。 相对于文字，图像是展现身体状态更为直观的形式，对图像史料的运用拓宽了身体史研究范畴，韩依薇(Larissa N.Heinrich)的博士论文The Pathological Body：Science，Race and Literary Realism in China，1770-1930利用了图像史料讨论了中国人病态身体的观念如何形成及传播。作者试图把18世纪晚期及整个19世纪西方科学医学观念和20世纪早期中国文学现实主义的出现结合考察，并利用了疾病的图像和历史、视觉、文学资料中有关中国人身体的材料，认为中国人种族认同和现代中国文学展示的某种病态的结合，在某种程度上起源于对身体和病理学的理解，这种理解植根于19世纪科学和医学观念，其传播依托于鸦片战争后医学殖民事业。第一章聚焦于18世纪时，中国是天花的摇篮这一观念的传播。作者认为这种观念的扩散与中西方之间的相互误解和政治因素密不可分。第二章进行个案研究，作者力图结合传教士伯驾(Peter Parker)的文字记录和广东商业画家林华(Lam Qua)描绘的病人图像，分析了19世纪中期，病态的观念和中国人的身份认同如何被诸如伯驾等传教士传播。第三、四章关注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方解剖学向中国的引介及其产生的影响，作者对比了合信(Benjamin Hobson)《全体新论》中的身体观和《黄帝内经》呈现的传统意义上中国人对身体的认识，勾勒了时人对新式解剖学的不同反应(64)。 (三)疾病与社会文化 目前史学界对清代疾病史的研究仍集中在传染病上，其中除综合性的探讨外，又以天花、鼠疫等急性传染病和含有一定道德意义的麻风病为主，早期的疾病史研究重在探讨疾病的社会影响和社会应对，较少透视疾病的文化意义、防疫制度对身体的规训等问题。 余新忠的论著《清代江南的瘟疫与社会》及相关文章《清代江南疫病救疗事业探析——论清代国家和社会对瘟疫的反应》、《清代江南瘟疫对人口之影响初探》、《清人对瘟疫的认识初探——以江南地区为中心》通论清代江南瘟疫的流行情况，分析了时人对瘟疫的认识以及由此显现出清代江南社会的社会构造和演变脉络(65)。 梁其姿、杜家骥、张嘉凤是较早从事清代天花研究的学者。梁其姿《明清预防天花措施之演变》具有开拓性意义，该文对明代中后期至清代的人痘接种、清政府的防痘政策、牛痘的传入中国等问题做了论述，强调技术与社会的互动是考察医学史的重要维度(66)。杜家骥《清代天花病之流行、防治及其对皇族人口的影响》在论述清代天花流行和防治的基础上，以北京的皇族为例，具体探讨了天花的危害与预防效果(67)。张嘉凤对清代天花有深入细致的研究，他考察了清代官方避痘和查痘制度与措施的发展变化，指出这些预防与隔离制度的兴衰过程，展现了不同的民族间，因不同的环境与疾病生态所产生的冲突与调试过程(68)。 早期清代鼠疫的研究多聚焦在19世纪后期的云南及两广、闽、港和清末东北等有限时空范围内。值得注意的是班凯乐(Carol Benedict)的论著Bubonic Plague in Nineteenth Century China，强调从历史、地理和传染病学等角度来观察晚清中国的鼠疫。作者相当细致地勾勒了云南鼠疫的流行路线和流行原因，对鼠疫造成的人口损失作了估计，并指出19世纪末中国有关鼠疫的历史图像不单是生物学现象，也是文化现象，强调国家权力全面介入公共卫生事业的必要性(69)。曹树基、李玉尚是国内较早从事鼠疫研究的学者，有关清代鼠疫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对清晚期鼠疫流行的云南地形与交通模式、闽粤城乡模式、东北铁路与城市模式的考察与分析，也有涉及鼠疫防疫及其相关卫生行政的讨论(70)。 另一种受到历史学者重视的疾病是今日俗称为麻风病的汉生病(Hansen's disease)。蒋竹山《明清华南地区有关麻风病的民间疗法》认为明清时期虽然医家对麻风病的认知和治疗方式较前代已有明显的发展，但整体来说，这些医疗观念仍不够普遍，民间最常见的办法是“以毒攻毒”的乌梢蛇酒治疗法，而盛行于两广的“过癞”习俗则影响到了正统医家对麻风病治疗法的改进(71)。 近些年来，因后现代主义、后结构主义及后殖民主义等多种思潮对历史研究的影响，疾病史的书写呈现多种面相，学者们不再仅限于考察社会影响、社会应对等问题，而是力图从殖民主义的视角省思疫病事件，或是进行疫病文本的分析，反思现代化思维模式与叙事结构，抑或是以查尔斯·罗森博格的“界定疾病”(framing disease)为概念工具，考察一种疾病的概念如何形成。 胡成、梁其姿均注意将近代疾病的历史置于殖民主义和民族国家建构的话语中考察。胡成对清末鼠疫有深入细致的研究，其中《检疫、种族与租界政治——1910上海鼠疫病例发现后的华洋冲突》，借鉴殖民地次属群体研究的理论成果，从日常生活史的视角对1910年上海租界鼠疫检疫事件进行观察，试图揭示华人对洋人在租界统治秩序的冲击与挑战(72)。《东北地区肺鼠疫蔓延期间的主权之争(1910.11-1911.4)》则将1910-1911年的东北鼠疫置于帝国主义、国族主义和民族国家建构的脉络中考察，试图从普通民众的感受中呈现国家权力向下伸展的角度来思考此次肺鼠疫问题(73)。《近代检疫过程中“进步”与“落后”的反思——以1910-1911年冬春之际的东三省肺鼠疫为中心》通过东北鼠疫反思源自西方医学的，处于现代化思维模式与叙事结构中的强制性检疫与防疫制度。作者认为解构现代化迷思，需要加入“受难者与病人”的视角，倾听在当时社会情景之下多重的历史声音，同时应批判性地解读官方文书与权势者记载的历史文献，破解压抑他者声音的叙述结构，展现多样的历史面相(74)。梁其姿《麻风：一种疾病的医疗社会史》探讨了传统时代关于麻风病文化建构的形成过程，及其在近代社会中被污名化和在民族国家构建中所起的作用。该著特色在于展现了传统因素在中国近代社会变迁中的力量，及传统与现代间的复杂关系，并将自己的研究对象置于中西文化交流的脉络中，指出中国经验是如何影响西方认识和现代话语形成的(75)。 在中西互动的脉络中讨论与疾病相关的诸问题，是疾病史研究的另一趋势。张嘉凤《19世纪初牛痘的在地化》比较分析了欧洲与中国作者如何介绍和表述西洋种痘新法，具体考察了中国作者如何理解和转化西洋种痘法的理论与技术，以及将之在地化的思维、策略与目的，凸显了清末中国人学习与观看西学的复杂目光，以及他们对待西方医疗技术与文化的多元态度，并借此呈现了19世纪中西医学技术与文化交流的实况(76)。李尚仁的《19世纪后期英国医学界对中国麻风病情的调查研究》指出19世纪欧洲医学界认为中国是麻风重要盛行区域之一，尤其是到了1890年底麻风病传染说逐渐成为英国医学界的主流意见，越来越多的医师认为中国移民将麻风散播到世界各地。作者认为英国医师的这些研究主要依赖旧式的疾病问卷调查，而这正是19世纪英国殖民科学与医学常用的研究方法(77)。 一种疾病在不同的历史情境中涵盖的范围并不完全相同，祝平一《清代的痧症——一个疾病范畴的诞生》即以查尔斯·罗森博格的“界定疾病”为概念工具，探讨了清代突然出现的众多和痧相关的文本，以及痧症成为疫病指称的原因，由此分析在传统中医中，文本在指称疾病所扮演的角色、医家借此构建其专业形象的努力、新疾病范畴构建引起的争议，以及在清代社会如何透过公德的概念刊刻医书、发放药丸，由士绅提供资源，医者和家庭提供照护，处理身染瘟疫的病患(78)。 (四)医生、病人与医病关系 很长一段时间内，中西方医史学者的研究对象都是伟大的医生，1980年代，英国学者罗伊波特(Roy Porter)提出“自下而上”地研究医学史，关注病患以及医学界边缘群体的历史，因为医疗活动的参与者并非只有精英医生，还有患者、家属及其他相关群体(79)。此后，医史学者的研究领域逐渐拓宽，西方出现了关于医患关系、非精英治疗者等研究。这种研究取向在中国医疗史领域内也得到了回应，如学者们对医者心态、医者地位与身份认同、医病关系、边缘医者群体等问题的探讨。 张哲嘉是较早从事医病关系研究的学者，其博士论文关注晚清慈禧太后时期的宫廷医病关系，运用慈禧光绪的医案、日记、实录、起居注、笔记小说等材料，考察了治疗活动中医生和病人的互动关系，分析了影响这种关系的多种因素。作者认为医病关系而非技术知识在医疗活动中处于核心位置，医家的社会背景是宫廷医病互动关系中的重要影响因素(80)。祝平一《药医不死病佛度有缘人：明清时期的医药市场、医药知识和医病关系》从“药医不死病，佛度有缘人”一语，分析明、清的医疗情境，探索时人如何诠释医病关系与疾患的意义。作者认为“药医不死病，佛度有缘人”所指涉的心态源于医疗市场缺乏管制，医生素质不齐，医疗理论、文本与治方之多样性。在此情境下，择医仰赖口碑与推荐、市场上充斥过多的选择与讯息，使病家既轻信又难以专信医家；而医家则抱怨无法掌握医疗过程，双方遂将紧张的医病关系投射于宗教的宇宙观上(81)。关于清代民间秘密宗教的医疗活动，邱丽娟进行了一系列的研究，她探讨了清代民间秘密宗教诵念经卷的治病方式，秘密宗教医疗活动中病患入教，以及清乾隆至道光年间秘密宗教医者群体的入教、授徒、医疗方法、医者身份等方面的问题(82)。 近年来有两篇强调从病患的角度书写医疗活动的博士论文，张瑞的博士论文《疾病、治疗与疾痛叙事——晚清日记中的医疗文化史》强调了日记在医疗史研究中的重要价值。她指出，透过日记，我们可以从病人的视角，清楚地看到医疗活动是如何在具体的生活中展开的。并且该文在医疗之外尤其关注到了病人的疾痛叙事，对病患叙事的分析深入细致，进入到了病患的内心世界(83)。张田生的博士论文《清代医病关系研究》主要关注清代民间的医病关系，探讨了清代民间的医家与病家的形象、各自获取医学知识的途径，病家的择医行为及医家的应对，以及社会文化对民间医病关系的影响。作者指出清代民间医病关系是医家与病家面对面交易的一种经济关系，制度和规范的影响甚微，且病家掌握着治疗的决定权(84)。 赵元玲、陈秀芬侧重于对医家的研究。赵元玲(Yüan-ling Chao)Medicine and Society in Late Imperial China：A Study of Physicians in Suzhou，1600-1850，将文化因素、经济趋势、国家政策和由实践及地域特性彰显的医学理论的发展相结合进行考察，揭示了存在于国家政策、精英话语、基于文本和系谱的正统的构成、医学理论及普遍观念和实践所关注的疾病和治疗方式之间的流动性。该书具体考察了知识精英传统和儒医理念建构的相互作用；三皇庙的起源、发展及向药王庙转变过程中体现的医学和国家关系；明清社会经济因素影响下的苏州精英医学从业者的增多，及医者团体的出现及扩张；苏州具有专业化功能的“医”的出现，以及医学专门化和医学知识专业化的发展对医者的影响(85)。陈秀芬关注明清医家对“邪祟”的态度，其文《当病人见到鬼：试论明清医者对于“邪祟”的态度》指出当时受过儒学与医学训练的文人医者对于“邪祟”的病因、候诊与治理等虽或有异，但多半均试图将“邪祟”现象“病理化”、“医疗化”，并以方药与针灸作为对付“邪祟”的主要手段，同时辅以“祝由”等古老的禁术。作者认为这样的医疗观展现了传统中医“身心一元”的特色，但又有别于依重仪式医疗的巫、卜及术士的特征(86)。 (五)医药的全球史与物质文化史 全球史是近年来史学研究的新取向，在清代医疗史领域内，全球史的趋势主要表现为医药的物质文化史研究和中外医学交流研究。 医药的物质文化史研究起初为个别学者自发进行的，集中于对大黄、人参等药物的探讨。张哲嘉《“大黄迷思”——清代制裁西洋禁运大黄的策略思维与文化意涵》从清廷在鸦片战争前研议对英实施大黄禁运入手，探讨清代“控制大黄即足使西洋人无以维生”此一想法的历史渊源，并具体分析了这种观念产生的背景、造成误解的主要原因和偶然原因，认为大黄迷思的起源不在中国人无根臆测，而在历史事实为无效问题提供假证据，指出大黄制敌的思想，渊源于明代以来以茶马贸易控制周边民族的有效模式，而无论茶、马或大黄，背后均有一套涉及药性、食物、身体，乃至自然环境等因素组成的世界观作为其思想基础(87)。蒋竹山《人参帝国：清代人参的生产、消费与医疗》虽然最近才以专著的形式出版，但里面的诸多文章早先都已发表。作者首先考察了清代人参的书写及分类方式，指出随着人参商品化的过程，关于人参的书写出现了从博物学调查到商品指南式的转向；随后聚焦于清代人参生产层面的专采专卖制度的讨论及其所牵涉的政治博弈；接着分析清代江南温补文化形塑人参医疗消费的过程，及作为珍贵商品的人参在商品市场流通和消费的面貌。最后作者以人参为例，从全球史的角度省思了医疗史研究(88)。 近年来医学的物质文化研究逐渐成为一种共同的研究取向，台湾中研院史语所“生命医疗史研究室”于2013年至2015年展开了为期三年的“医学的物质文化——历史的考察”计划，李尚仁、李贞德、刘士永、张哲嘉等学者参与其中，各自负责一个分支项目，定期举行学术活动(89)。以医学的物质文化为主题的会议近年来也多次举行，2014年，“身体、文化与社会：中国药物史”国际学术研讨会在香港浸会大学召开，刘士永、胡成、李玉尚、陈明、李尚仁的会议论文都与清代医学的物质文化研究相关(90)；2015年“医学的物质文化史”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台湾中研院史语所举行，亦有关于清代的探讨(91)。 中外医学交流研究侧重于探讨清代西方传教士在华的医疗活动及西医在华传播。王秀云是较早关注这一议题的学者，其博士论文“Stranger Bodies：Women，Gender and Missionary Medicine in China，1870s-1930s”，关注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美国女性医疗传教士和中国女性的相遇，主要利用美国女性医疗传教士留下的信件、日记、医院报告等资料，考察了在改良者、革命者、传教士、保皇党人的驱动下，医疗保健和性别如何共同卷入改变中国历史进程的活动中(92)。杨念群《再造“病人”——中西医冲突下的空间政治(1832-1985)》从医疗和身体入手，借助“空间”、“地方”与疾病隐喻等概念，梳理了晚清以来100多年中，主要源自西方的现代医疗卫生机制植入中国社会的原理，以及此过程中中国的政治和社会运作机制(93)。李尚仁《展示、说服与谣言：19世纪传教医疗在中国》探讨了19世纪西方医疗传教士在中国的活动以及他们所激起的争议与冲突(94)。高晞《德贞传：一个英国传教士与晚清医学近代化》上篇以时间为主线，着重阐述德贞个人的求学成长和担当医学传教士的经历，以及德贞在晚清时期北京的社交活动；下篇分别从医院建设、医学教育、身体知识以及学科形成等方面，分析西医在华的传播模式，及其引发的中国医学近代化变革道路。作者注重把中国医学近代化置于世界医学发展的全球框架下，力图从思想文化史角度审视19世纪西方医学在中国的传播(95)。董少新《形神之间：早期西洋医学入华史稿》关注明末清初西洋传教士在华的行医活动。该书上编试图从宗教传播史和社会史的角度探讨传教士在华的行医活动；下编所论不仅局限于医学层面，更注意随天主教神学思想传入的西洋医学给中国传统思想和观念带来的变化。作者认为中西医学根本性区别在于中西人体观念不同，在其相遇时彼此间会产生影响，试图从观念史的角度解读明末清初由西洋传教士带来的西方人体知识，并分析其对中国固有人体知识的影响(96)。 相较于清代西医在华的研究，中医在海外传播的研究成果却不够丰富。陈明发现学者们较多地把中医在东亚的传播置于医学史、明清史和文化交流史的脉络中进行梳理，往往忽视了这种复杂的文化结构在当时中医学发展史上的构成原因及其作用。在《“医药反求之于东夷”——朝天使与燕行使旅程中的医事交往》一文中，陈明主要利用燕行录，试图从外在或“他者”(日、朝、西洋)的角度，探讨明末清初中医文化的真实历史镜像以及东亚医学内部所呈现的互动态势(97)。高晞《15世纪以来中医在西方的传播与研究》指出15世纪地理大发现后，西方来华的药剂师、传教士和医生不仅将西医传到中国，亦将中医传播到西方，从草药的采撷、辨识、命名以及《本草纲目》的翻译研究，到中医脉学的翻译，再到《内经》《难经》等中医经典译解。她认为中医西传本质上是中医西化的一个过程(98)。 (六)医学知识的建构、传承与传播 随着医疗史研究走向深入，一些历史学出身的医疗史研究者开始不断充实医学知识，进而拓宽了医疗史的研究领域，使得医学知识史这一颇具“内史”意味的议题开始逐渐走入史家的视野。医学知识系谱的建构是医学知识史研究的重要议题，韩嵩(Marta Hanson)和张哲嘉等学者已有一定的研究。韩嵩的专著Speaking of Epidemics in Chinese Medicine：Disease and the Geographic Imagination in Late Imperial China的清代部分从清初满洲皇族以长城为界来划分天花的风土观念说起，继而叙述十七十八世纪之交，江南医者群体开始对吴有性《瘟疫论》重新阐释，以建立江南地方经验的疫病学。而至18世纪晚期，北方医者也加入讨论，同时江南医者群体也出现了支持《伤寒论》的正统派与重视实践的温病派，而这些来自民间的讨论也促使清廷官方逐渐接受吴有性的“温病”和疫病学创新。到了19世纪，医者因为辩护“温病”之于“伤寒”的合法性，而为之建立学术系谱(99)。张哲嘉《清代检验典范的转型——人身骨节论辩说反映的清代知识地图》借由分析清代检验官员有关人身骨节的议论，呈现西学冲击前中国知识主流与专门之学的互动关系。虽然是以检验文献作为讨论核心，该文却特别探讨了“检验”与“医学”这两种专门之学的牵涉。这两种学问在现代学科分类下关系密切，本土脉络却迥然有别。作者对清代人身骨节论辩过程的知识考古，展现了中国原有知识网络中各种专门之学相互沟通的困难，以及主流知识传统对于专门之学的渗透力(100)。 晚清民国中医知识的转型也是医学知识史研究的重点。皮国立《气与细菌的近代中国医疗史——外感热病的知识转型与日常生活》引入“重层医史”的分析概念，强调内外史的沟通和联结，以气与细菌为切入点，考察了中医外感热病的转型及其与普通民众日常生活的关联。作者首先叙述细菌学普及中国之前，中西医对热病面貌的描述，继而探讨民国时期中医外感热病学相关医籍的出版状况，在此基础上重点分析热病逐渐成形及“再正典化”的过程，以及伤寒之新解释，试图回答中医学界选择性的接受与回应西医细菌学说，最后作者从日常生活史的角度探讨外感热病的转型对一般人判断疾病、日常养生与防疫措施的影响(101)。 吴章和雷祥麟共同关注现代性、科学性和民族主义在中国医学发展过程中的相互作用，但二者讨论的具体问题不同。吴章侧重于解释日本对中国医学变革的影响，雷祥麟则阐明了国家在中医变革方面起到的作用。吴章The Making of Modern Chinese Medicine，1850-1960，这一综合性研究考察了从19世纪中期至20世纪中期，中国医学由多元的私人性活动转变为标准化的、由国家支持的双轨系统，解释了西医和中医如何相遇及现代化的问题。具体而言，作者考察了中国医学领域由草药师、巫医、接骨大夫、产婆以及医学传教士等多种力量构成，逐渐转变为单一的中西医竞争。在此过程中，力量逐渐增强的西医力图控制医疗领域，而从日本针灸学中吸取经验的中医尝试合理化，最后中国医学领域形成了一种在很大程度上屈从于民族主义政治策略的新医疗方式(TCM)(102)。雷祥麟试图在Neither Donkey nor Horse：Medicine in the Struggle over China's Modernity一书中回答中医是如何从现代性的对立面转变成中国探索自身现代性的标志。他认为中国医学的独特之处恰恰在于它和现代性既相互竞争又边界模糊的关系。中医并没有像很多传统事物一样逐渐消逝，它是一个独特的案例，因为它不仅在现代性和科学的冲击下留存了下来，还受到了国家认可。作者认为相对于把中医看做是科学和现代性的“幸存者”而言，物种形成的概念更适合用来书写现代中医的历史。因为中医的支持者们并不是想保存传统医学也不是想简单进行现代化，而是努力创造一种“新中医”。为了超越之前的书写模式，作者强调中医、西医和国家三者是相互作用的关系，应该把三者进行综合叙述，而不是书写三部独立的历史(103)。 蒋熙德(Volker Scheid)、梁其姿则侧重探讨医学知识的传承问题。前者的Currents of Tradition in Chinese Medicine 1626-2006一书对孟河医派的历史人类学研究深化了对医学派别的理解。作者并不把医派当做一个理所当然分类，而是一种知识和认同创造的动态过程。孟河医派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内涵与外沿不断变化，而其内部的认同仍通过个人及其社会网络不断传承。这一长时段的研究时间跨度从17世纪到21世纪，其中第一部分主要讲述清代孟河医派的形成与传衍，通过对费氏家族的个案研究，分析家族内部知识与儒医性格的传承，及通过家族社会网络的地域性传播问题(104)。梁其姿发现明清时期有一些被归入不同门类的医学教科书，它们基于同样的医学经典，文字内容有明显的简单化，且大部分书籍的作者会在卷首注明著书的目的在于教导初学者。她试图透过这类书籍呈现明清医学入门教育的变迁(105)。 (七)医疗组织、行为与日常生活 除了以上几个较为集中的议题外，还有一些关于医疗组织、行为活动的论述。梁其姿《明清医疗组织：长江下游地区国家和民间的医疗机构》主要关注明清两代卫生政策的演变和明清之际民间组织对国家的逐渐取代过程。作者指出明清时期国家医疗政策出现退步，官方医疗机构变得无足轻重，官方医疗教育也退缩。在此种国家角色下降的领域，地方精英则逐渐渗透，通过组织民间医疗慈善团体，将善举集中到医药之上，来展现其在地方的领导地位和乡威(106)。董琳的博士论文《“文弱”的身体——从体质风俗看明清医学的诊治之道》以“文弱”为主线，以生活状态为基点，通过分析明清时期医学知识和诊治思维的细微变化，管窥“弱”的文化感如何延伸至医学的身体认知，考察了文人文化感的变化对医药观念变迁产生的重要影响(107)。范燕秋《疫病、医学与殖民现代性：日治台湾医学史》以几个有关传染病和医学的议题，试图勾勒日治时期台湾医学史的重要面貌，全书涉及的层面甚广，包括殖民者日本人在台湾维持健康的优越感；台湾医师运用社会医学争取台湾人的政治权力；日本帝国中央掌控台湾殖民行政的动态以及殖民地卫生基层行政的运作动态；处于社会弱势的族群如癫病患者以及泰雅族群，在殖民政府强势管理过程中，形塑特有的身份认同以及造成的文化变迁等。通过这些主题，作者试图阐明日治医学活动所展现的殖民现代性(108)。杨祥银《近代香港医疗服务网络的形成与发展(1841-1941)》力图通过考察近代香港医疗服务网络的形成与发展，了解医疗服务与殖民政府、医疗服务与慈善组织、中医与西医、殖民政府与地方社会、医疗服务与社会经济等诸多复杂方面的内容(109)。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