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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澧县斑竹商周遗址 为进一步了解澧水流域商周时期的考古学文化面貌，2013年11月～2014年1月，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对斑竹遗址进行了主动性考古发掘。发掘面积约250平方米，获得了一批商周时期的重要遗存资料。 商代遗迹主要有灰坑、灰沟，数量较少。遗物主要为陶片，器形以竹节状细高柄的豆、颈部饰多道弦纹的高领罐、卷沿釜、大口缸为主，此外还有圈足盘、盉等。 西周时期主要遗迹有灰坑、灰沟、灶、房基。灰坑数量较多，形状多不规则。灰沟仅发现1条，出土了大量陶片。房子和灶坑较少，保存状况较差。西周时期遗物极为丰富，主要为陶器，石器和铜器较少。陶器以鼎、釜、罐、豆为主，鬲、簋、甑、大口缸较少。石器主要有石斧、支座等。铜器仅发现1件保存非常完整的柳叶状箭镞。 东周时期的遗存较少，遗物主要为陶器，主要器类有鬲、盂、罐、豆，均与江陵地区战国时期楚文化器物相类似。 总体上看，斑竹遗址商、西周、东周时期遗存的文化面貌存在非常明显差异，它们之间应存在较大的年代缺环。 14、芷江四方园遗址 2014～2015年，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怀化市博物馆组织对四方园遗址进行了主动性考古发掘。发掘清理26个灰坑，出土了一批陶器残片、石器以及少量青铜器残片，尤其重要的是发现了4处保存较好的新石器时代至商周时期的房屋建筑基址。该项考古成果为进一步研究沅水上游新石器时代至商周时期的文化面貌提供了珍贵资料。 15、临湘大畈遗址 为配合杭瑞高速临湘（湘鄂界）至岳阳公路建设，2013年5月，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对大畈遗址进行了抢救性考古发掘。大畈遗址出土器物以陶器为主，器形有鬲、豆、盂、罐、鼎、盆、甗和陶拍，鬲最多，豆、盂、鼎、罐、盆次之，甗和陶拍最少。陶器的风格可分为两类，一类以鬲、盂、罐、豆为主，表现出浓厚的楚文化特征，在遗存中占据绝对优势的地位；另一类数量较少，以敛口鼎为主，鼎足饰有刻槽，并常见管状中空的鼎足，具有明显的土著文化风格。 目前，洞庭湖东岸及湘江下游地区的楚文化考古资料基本以墓葬为主，居址材料极少，大畈遗址作为典型的聚落遗址，文化内涵非常丰富，这对于建立本地区楚文化遗存的年代序列尤为重要。此外，关于楚文化进入湘江流域的时间和路线问题，学术界多有争论，大畈遗址恰好位于湘、鄂、赣的交界地带，濒临桃林河，是楚文化向南进入湘江流域的前沿阵地，其年代上限可早至春秋中期，该遗址为研究楚文化进入湘江流域的时间和路线问题，提供了珍贵的新材料。 16、岳阳古罗城遗址 2015年10月，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对罗城遗址进行了全面的勘探和小规模发掘。勘探和发掘结果表明：所谓“罗子国城遗址”，实际上是战国——六朝时期的罗县城遗址。该城址除之前认识的大城外，里面还存在一个小城；大城为东周时期的城址，修筑年代不早于春秋晚期，小城应属六朝时期；大城至少有城门7处，其中南、北城墙各有2处水门，东、西城墙分别有陆门2处和1处，其中东墙南部的陆门应为六朝时期增开。 17、慈利白公城遗址 为配合尚德公馆项目建设，2015年11月至2016年4月，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联合张家界市、县文物部门相关人员，对白公城遗址进行了抢救性考古发掘工作。发掘清理了城墙、水井、祭祀坑、建筑台基、水管、道路遗迹等众多遗迹，出土了大批遗物。通过此次考古发掘基本可以确定该城址始建于战国时期的楚，历秦、西汉，废弃于新莽时期。 此次发掘最重要的收获是清理古井84口。古井均为圆形直壁土坑，深8米至11米，凿穿粘土层，直抵卵石层以透泉水。为保持水的清澈和保护井壁延长使用时间，井壁辅以砖砌、陶圈、方形木框、藤编或竹编圆筒，形式种类之丰富为一时之最。 18、益阳市兔子山遗址 2013年，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益阳市文物处联合对兔子山遗址进行了抢救性考古发掘。发掘清理了古井16口、灰坑56个、灰沟7条、房屋建筑遗存9处，出土了一大批包括简牍、砖瓦、陶瓷器、漆木器、铁器、铜器、动植物标本等在内的不同材质器物，基本了解遗址所在的铁铺岭城址的年代、分布范围和文化内涵。 该遗址最重要的发现是出土了13000余枚简牍，皆为战国至孙吴时期益阳县的文书档案。其中，J8出土的一件木觚上有“张楚之岁”字样，这是第一次出土关于张楚政权的考古实物资料。J9出土的一片木牍已考证为秦二世胡亥即位后的昭告文书，其部分内容可与北京大学藏西汉简牍中的《赵正书》互相映证，对于研究秦二世和秦末汉初的历史具有十分重要的价值。兔子山遗址考古成果荣获2013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 （本系统共八篇，未完待续……）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