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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朝开辟山阳渎 《隋书·文帝纪》载文帝开皇七年（587）夏四月，“于扬州开山阳渎以通运”。《资治通鉴》载：隋炀帝大业元年（605），“发淮南民十余万开邗沟，自山阳至扬子入江。渠广四十步，渠旁皆筑御道，树以柳”。隋朝所开的邗沟，与以前以人工运道连接自然河湖的做法不同，皆以人工开凿而成，体量较大，规制统一。 隋文帝开山阳渎，不再按照东汉建安年间邗沟西道由邵伯而樊良湖，而改道由扬州茱萸湾向东至宜陵镇，北达樊汊入高邮和宝应境内的山阳河以达于射阳。《嘉庆扬州志》于江都茱萸湾云：“在城东北二十里。”于山阳沟云：“在城东北三十里，一名山洋浊，又名山阳渎。隋文帝开皇七年扬州开山阳渎以通漕，即此。”于山洋河云：“在城东北六十里，濒宜陵镇，一名山阳河，南接江潮北至樊汊，达高邮界。”于高邮山阳河云：“在州东四十五里，南通樊汊镇，接江都山阳河界，北至三垛桥子口入射阳湖。” 在隋朝所开山阳渎中，扬州到宜陵镇一段的运道沿用了运盐河运道。《太平寰宇记》云：“广陵茱萸沟在县东北一十里，西从合渎渠，东过茱萸埭七十里至岱石湖入，西四里对张纲沟，入海陵县界。”南朝人阮升之《南兖州记》云：“吴王濞开此沟通运，至海陵仓。”可见，宜陵的山阳河由西汉吴王刘濞开通，专以从海陵运盐，并非南北通行之路。隋文帝时，开始沿此运道入樊汊，以通往来。 宜陵至山阳一段运道则是隋朝对之前的邗沟运道重修而来，且多为人工运道。《太平寰宇记》载：“淮阴县山阳渎即古之邗沟，旧水道屈曲，多设梁埭。隋文帝重加修掘通利焉。”《资治通鉴·开皇开山阳渎》注云：“春秋吴城邗，沟通江、淮，山阳渎通于广陵尚矣。隋特开而广之耳。”但《资治通鉴·大业开邗沟》注云“春秋吴城邗，沟通江、淮，此亦因故道也”，则误以为隋所开之山阳渎为吴邗沟之故道。 值得注意的是，如前所述，陈宣帝太建五年北伐，徐敬成为都督，乘金翅自欧阳引埭上溯，由广陵自樊良湖下淮，仍沿用东汉建安年间广陵太守陈登开凿的邗沟西道。十五年后，隋文帝之所以重修邗沟运道，并不是因为邗沟西道不可用，而是与隋朝平定陈朝的策略有关。《隋书·贺若弼传》：“高祖受禅，阴有并江南之志，访可任者。高颎曰：朝臣之内，文武才干，无若贺若弼者。”《资治通鉴·隋文帝开皇九年》：“贺若弼自广陵引兵济江。先是弼以老马多买陈船而匿之，买弊船五六十艘，置于渎内。陈人觇之，以为内国无船。”这也是何若弼所献“平陈十策”之一。“渎”，即开皇七年新开之山阳渎。但由宜陵樊汊所开的山阳渎，主要基于平陈的军事需求，未能充分考虑自然条件的限制，所以旋开旋淤。《读史方舆纪要》引《元和郡县志》云：开皇七年既开茱萸湾，“仁寿四年复开此以通漕。” 清人方浚颐曾说：“江去淮三百六十里，沟于春秋，渠于汉，水断于晋，渎于隋，河于唐，皆运河也。”此语高度概括了唐代以前江淮运河1500余年河道、水利的变迁。形成于春秋时期的邗沟，几经演变而成山阳渎，成为运河的基本形态，也奠定了大运河的基础。诚如方浚颐所言，无论邗沟河道和形态如何变迁，其连接江淮、沟通南北的作用始终没变，“皆运河也”，在中国大一统国家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中，该运河发挥了重要作用。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