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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分子积极参与社会政治生活，并享有崇高的社会地位，这是20世纪法国政治文化的重要特征。发生于19、20世纪之交的“德雷福斯事件”为法国知识分子身份意识的产生提供了时间和空间条件。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之后，知识分子的社会影响力在二战结束至70年代中期的“辉煌三十年”期间达到顶峰。进入80年代，知识界出现认同危机，开始重新思考自身的社会角色。从法国知识分子史的视野来看，知识界在30年代发生的变化，对二战以后的历程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 社会参与成为知识分子的首要责任 20世纪三十年代是法国社会全方位陷入危机的年代。空前的大萧条和世界大战的双重阴影笼罩着法国，法西斯势力甚嚣尘上，启蒙运动以来对“理性”与“进步”的信念退居边缘，摇摇欲坠。面对严峻的现实，知识界改变了“德雷福斯事件”中维护普遍正义的超然立场，开始全面介入社会生活，知识分子日益政治化和党派化。作为三十年代民主运动的巅峰，反法西斯的人民阵线运动既是一场社会政治运动，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一场文化运动，它推动知识界确立了应该积极参与社会政治的原则。二战结束后，通过让·保罗·萨特等人的系统理论阐述，社会参与被视为知识分子的首要责任，促进了知识分子社会参与活动在广度和深度上的扩展，例如，从捍卫国内的民主发展为批判全球范围内的殖民主义，从保障男性劳动者的合法权利发展为争取女性的平等权利等。这种对知识分子社会责任的强调，为法国知识分子赢得了世界性声誉。 青年知识分子进入到公共领域 影响更为深远的变化，是20世纪初——大致从1900年至1910年出生的一代青年知识分子进入到公共领域。这些年轻人在一战影响下度过了童年和少年时代，许多人的父亲、兄长在战争中阵亡或伤残。与和平年代成长起来的青少年相比，他们拥有更多灾难性的记忆，但思想上更为早熟并且更具独立性。面对三十年代的危机，他们普遍认为旧的世界面临崩溃，新的世界即将到来，因此从知识分子生涯的起始阶段起，就对现存秩序展开了全面的批判。在政治领域，传统的议会民主制度受到质疑。很多加入政党的青年知识分子要求政党实行改革，有的甚至创建了新的党派。在经济领域，资本家的各种财务丑闻以及自由市场经济体制遭到抨击。在社会文化领域，青年知识分子谴责资产阶级的奢华生活和唯利是图的价值观，试图把国家从精神和道德的困境中解救出来。法国思想史家让·图夏尔将这种普遍的批判性称为“三十年代精神”，另一位历史学家米歇尔·维诺克则称之为“反因循主义”。 马克思主义吸引青年知识分子 较之作家为代表的前几代知识分子——埃米尔·左拉、莫里斯·巴雷斯和夏尔·佩居伊等“德雷福斯事件”的一代和罗曼·罗兰等一战的一代，这些知识分子身上的文学艺术气息相对淡薄，他们更多地致力于政治、社会和哲学的思考，尝试以新的思想资源推动社会变革。作为批判资本主义最有力的武器，马克思主义首先吸引了许多青年知识分子。早在1928年，保罗·尼赞和亨利·勒费弗尔等巴黎高师学生就创办了《马克思主义者》杂志，开启了法国知识界对马克思主义的系统研究、接受和传播。尼赞随后参加了法国共产党，列斐伏尔则在二战后用马克思的异化理论对资本主义进行了深入剖析，创立了“日常生活批判”理论。 天主教民主派想用人格主义思想改造社会 作为“教会的长女”，天主教一直在法国的文化传统中拥有深厚影响。许多天主教背景的青年知识分子同样提出了变革的呼声，被称为天主教民主派。1932年，艾曼纽埃尔·穆尼埃和乔治·依扎尔、亨利－伊雷内·马鲁等人创建了《精神》杂志，希望用天主教人格主义思想来改造人的灵魂，进而改造社会。此外，在传统的右翼团体如“法兰西行动”内部，许多青年知识分子试图以法西斯主义取代原有的君主制和极端民族主义主张，自称“青年右翼”。吕西安·勒巴泰和罗贝尔·布拉齐拉赫等人于1936年创办了《我无所不在》周刊，在传媒领域取得了相当大的成功，另一些人则创办了《战斗》杂志，专注于理论探讨，共同为法西斯主义推波助澜。 二战爆发之后，尼赞投身抵抗运动并在斗争中牺牲。穆尼埃起初采取观望态度，期待借助维希政权实现自己倡导的理念，然而当维希政权开始实行文化专制，尤其是追随纳粹开展反犹排犹活动之后，他转而支持抵抗运动并因此被捕入狱，直到法国光复才重获自由。勒巴泰和布拉齐拉赫则积极参加了与纳粹占领当局和维希政权的合作，在战后法国对附敌分子的审判中，两者都受到了惩处，布拉齐拉赫被处以极刑。 战火洗礼了法国知识分子 经过战火的洗礼，这一代知识分子成为战后知识界的领军人物，法国最具影响力的报刊几乎都处于他们领导之下。于贝尔·伯夫-梅里主编的《世界报》发展为发行量最大的日报，萨特创办的《现代》和阿尔贝·加缪创办的新《战斗报》共同成为左翼知识分子的重要阵地，穆尼埃的《精神》杂志复刊，继续为天主教知识分子提供表达的途径。雷蒙·阿隆长期担任《费加罗报》的主笔，并加盟《证据》杂志，为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保留了参与知识界论战的平台。同属这一代的还有诺贝尔化学奖获得者弗雷德里克·约里奥-居里、著名哲学家和精神分析学家雅克·拉康、著名作家兼政治活动家安德烈·马尔罗、现象学代表人物莫里斯·梅劳－庞蒂等。尽管他们的政治主张各不相同，例如约里奥-居里支持苏联和社会主义事业，担任了国际知识分子保卫和平大会的主席，而马尔罗则在戴高乐掌权时期出任文化部长，但是共同继承了三十年代的传统，积极介入社会生活，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二战后的法国知识分子之所以能够迎来“辉煌三十年”，与这批学养深厚、思想深邃、行动坚决的杰出代表的涌现，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 “三十年代危机”这一代知识分子的出现及其取得主导地位的历程，并非新老交替的自然现象，而是知识界内部的新陈代谢，因此具有深刻的社会文化意义。法国社会全方位的危机促进了法国知识界全方位的反思，青年知识分子的思想主张体现出前所未有的批判性和多样性。通过二战的荡涤，与历史潮流相契合的思想获得了发展，坚守良知、勇于担当的传统得到了发扬。他们的思考和行动，塑造了二战之后法国知识分子的历史。 （作者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法国知识分子史视野中的雷蒙·阿隆研究”负责人、浙江大学讲师）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