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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百年来的晋国史研究经历了起步、形成与发展、繁荣三个重要阶段。在此期间，晋国史研究从通史研究的附属逐渐成为国别史研究的重头，进而得到不断的深化，不仅彰显了晋国在中国历史上的重要地位，而且有力地推动了先秦区域历史文化的研究。面对未来，晋国史研究要在坚持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同时，积极吸收新的理论成果，引进多学科研究的方法，拓宽研究视角，加强宏观和微观研究，开展比较研究和专题性研究。同时晋国史研究也应该走古为今用的道路，为地方文化建设和经济转型发展提供借鉴。 关 键 词：百年 晋国史研究 回顾 展望 学术史 作者简介：郭永琴(1981-)，女，山西阳泉人，山西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历史学硕士。 基金项目：山西省哲学社会科学特别委托课题(2015) 晋国是我国先秦时期一个重要的地方封国，从立国到灭亡，前后经历六百余年的时间。晋国是西周初年分封的元侯级诸侯国。当时，它是周人在汾河谷地的重要战略支点。西周末年，随着晋文侯勤王，晋国的地位进一步提升。到了春秋时期，自晋文公始，晋国不仅成为中原霸主，霸业持续百年之久，而且也成为当时最具影响力的诸侯国之一。 晋国在中国历史发展过程中也是一朵奇葩。它最早打破西周宗法制的束缚，实施打击公族，任用军功的政治策略，从而促成了独特的六卿执政的政治格局；晋国多次制定法律并坚持贯彻法的思想，使之深入人心；晋国最早采取新的行政区划——县，并形成完整的县制，开创了中央集权的先河；晋国军事制度发达，并深入到职官设置上，形成了军政合一的职官体制；晋国还采取了博大包容的人才政策，“楚材晋用”不仅成为一时美谈，同时也促成了晋国的百年霸业；晋国制造的商品曾一度控制了春秋时期的中原市场；它创造的城邑建造模式和多种先进制度，制造的晋系青铜器，以及长期秉承的重贤任能，礼法并重的思想都在中国历史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众所周知，独立的先秦史研究是在20世纪开始的。而独立的晋国史的研究则更晚，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 一、晋国史研究的起步阶段 20世纪初到1978年以前是晋国史研究的起步阶段。这一时期，恰是中国史学界经历大变革的时期。20世纪初，伴随着西方实证主义方法的传入和新材料的发现，中国学人将之与自己深厚的传统文化功底相结合，采用新材料与旧文献相互发明的二重证据法，研究上古史上的许多重大问题，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同时在新思想的冲击下，以顾颉刚先生为首的“古史辨”派崛起，对旧的古史系统以及记载这些旧史的古文献提出了怀疑。他们提出了所谓“累层地造成的中国古史”观。这一古史观对当时中国的历史学界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尤其是对传说时代及其人物的认识上。这一时期，学者们绝大多数都接受了进化史观和实证主义的研究方法，在西周至战国历史的研究上取得了丰硕的成果。[1]相比之下，晋国史的研究成果则寥若晨星，仅有容庚的《晋侯平戎盘辨伪》、杨树达的《赵孟疥壶跋》和王玉哲的《晋文公重耳考》，其研究内容尚徘徊在传统的研究范围内。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晋国史研究引起史学界的注意，开始有学者专门研究晋国的问题。如常正光的《春秋时期宗法制度在晋国的开始解体与晋国称霸的关系》、应永深的《论春秋时代鲁国和晋国的社会特点兼及儒家和法家产生的历史背景》、张以仁的《晋文公年寿辨误》。 考古发现也给晋国史研究带来了契机。建国后，考古工作备受重视，山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和山西省考古所在山西境内开展了多次调查和发掘工作。1965年11月到1966年5月，考古工作者在牛村古城附近发现并发掘了侯马盟书。盟书及其反映的历次盟誓具有极高的史料价值，刚一发现便震惊了学界，引起了学者的广泛关注。郭沫若在《文物》1966年第2期上率先发表《侯马盟书试探》，随后盟书发掘者张颔也发表《侯马东周遗址发现晋国朱书文字》，此外还有陈梦家的《东周盟誓与出土载书》将出土盟书与周代的盟誓制度结合起来进行考察。即使是在文化大革命时期，学者对侯马盟书研究的热情也未减弱。如陶正刚和王克林的《侯马东周盟誓遗址》、唐兰的《侯马出土晋国赵嘉之盟载书新释》、朱德熙和裘锡圭的《关于侯马盟书的几点补释》、李裕民的《我对侯马盟书的看法》等。1975年，《文物》杂志在第五期上专门刊出一组四篇关于侯马盟书的研究文章。 总体来看，1978年之前受当时史学研究风气和政治环境的影响，晋国史研究虽然已经起步，但是成果还非常有限。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