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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晋国史研究的形成与发展阶段 1978年到2000年是晋国史研究的形成与发展阶段。这一时期，从事晋国史研究的学者大增，山西境内的高校和相关刊物也积极搭建平台促进晋国史研究的展开。同时伴随新的考古发现，晋国史研究在时空上也得到了拓展，开始从山西学者研究的重点发展为全国学术界关注的焦点之一。 改革开放之后，学术界迎来了新生。在历史研究走向正轨的同时，大量考古发现的资料也为研究地方史提供了新机遇，在春秋时期与楚国长期争霸的晋国历史的研究也被山西学者日益重视起来。1979年，罗元贞先生率先在《山西大学学报》上发表《晋国的爰田与州兵》。1982年，张颔发文呼吁：“晋国地望在山西，作为山西省的史学工作者和考古工作者于晋国史和晋国文化的研究有着不可推却的责任，这不仅是山西社会科学的一件大事，就是对于全国史学界来说，也是不可漠视的重要课题。”[2]同时《晋阳学刊》开辟“晋国史研究”专栏，为晋国史研究搭建平台。山西学者也纷纷在《山西师大学报》等刊物上发表晋国史研究的文章。晋国史研究逐步引起山西史学界和全国学术界的重视，进而促进了我国国别史、区域文化研究的形成。与此同时，位于史籍记载的陶唐故地——临汾的山西师范大学率先建立了晋国史研究室，该研究室的常金仓和李孟存通力合作在1988年出版了《晋国史纲要》一书，该书结合古文献和考古资料，首次将晋国的历史展现在人们面前。全书共分十六章，二十余万字。该书在注重传统政治史的同时，也开始重视晋国的其他领域，尤其是对晋国的经济发展分门别类，并对戎狄关系、思想文化等都设列了专章详细论述，颇有新意。尽管由于时间和资料的限制，本书在许多问题上的研究还不够深入细致，但《晋国史纲要》仍然是晋国史研究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代表作，成为此后晋国史研究者的必读著作。1999年，李孟存、李尚师又在《晋国史纲要》的基础上进行了大量的增补，出版《晋国史》，第一次完整地展现了晋国的历史。 由于春秋时期是晋国发展的鼎盛时期，记载这一时期晋国历史的文献非常丰富，加之晋都新田出土的大量考古资料的佐证，为这一时期的晋国史研究提供了丰富的资料，因此晋国史研究最初的重点主要集中在春秋时期。学者们围绕这一时期晋国的各项制度、人物、史事、对外关系、思想特征、世族等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关注的焦点有晋“作爰田”、晋文公史事和思想、晋国的县制等方面。晋“作爰田”是学者们争论比较大的课题。1982年，林鹏发表《晋作爰田考略》，引起了学术界对“作爰田”的大讨论。不久，李孟存、常金仓随即发表《对〈晋作爰田考略〉的异议》。之后，双方以《晋阳学刊》为阵地，展开了交锋。林鹏发表《再论晋作爰田——答李孟存、常金仓二同志》、李孟存和常金仓回应以《爰田与井田——与林鹏同志再商榷》。此后，这一问题引起了学术界的普遍关注。相关文章有罗元贞的《论晋国的爰田与州兵》、李民立的《晋“作爰田”析兼及秦“制辕田”》、邹昌林《“作爰田”和小土地占有制的兴起》、周苏平的《论春秋晋国土地关系的变动》、周自强的《晋国“作爰田”的内容和性质》、袁林的《“爰田(辕田)”新解》。 西周时期的晋国早期历史，由于史籍记载缺失，且无系统的考古资料佐证，因此研究相对有限。直到20世纪90年代，天马一曲村遗址发掘报告公布，西周时期的晋国史研究才有了突破。在这一遗址最重要的发现就是晋侯墓地，从1992到2000年共发掘了9组19座晋侯及其夫人的墓葬，除车马坑和个别陪葬墓与祭祀坑外，基本上已揭露完毕。晋侯墓葬出土了大批精美的青铜器、玉器、漆器、原始瓷器等，许多青铜器的铭文还载有晋侯名号。天马—曲村晋国遗址的发现作为我国20世纪考古最重要的发现和成果之一，其材料一经公布便引起了海内外学者的高度关注，也掀起了晋国史研究的热潮。对晋侯墓地及其出土器物的研究成为20世纪90年代至今晋国史研究的主流。2000年之前，学者们对晋侯墓地年代学、出土器物及其制度、墓地制度、晋国迁都等问题进行了集中讨论。代表性著论有：邹衡的《论早期晋都》《晋始封地考略》，北京大学考古系、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天马—曲村遗址考古队的《天马—曲村遗址晋侯墓地及相关问题》，李学勤的《晋侯邦父与杨姞》《〈史记·晋世家〉与新出金文》《试论楚公逆编钟》《晋侯苏编钟的时、地、人》，王人聪的《杨姞壶铭释读与北赵63号墓主问题》、李伯谦的《从晋侯墓地看西周公墓墓地制度的几个问题》、张长寿的《关于晋侯墓地的几个问题》等。 单件器物中晋侯稣钟、楚公逆钟、晋侯夨方鼎和杨姞壶是研究的重点。而晋侯稣钟又是重点中的重点。对其讨论的文章之多堪为诸器之首。晋侯稣钟完整地记载了周晚期某王三十三年，晋侯稣受命伐夙夷的全过程。除了这场史书无载的重要战争外，铭文还记录了“初吉”“既生霸”“既望”“既死霸”“方死霸”五个记时词语，对于研究西周历法有着重要意义。同时全篇铭文用利器刻出，笔画流畅整严，为我们研究西周晚期文字提供了新的材料。鉴于晋侯稣钟的这些重要价值，从1996年开始，它成为学术界研究的一个热点。1997年《文物》杂志专门组织多位著名专家对晋侯稣钟进行笔谈。 晋国史研究的兴起和发展还带动了晋文化以及三晋文化研究的展开。1988年，三晋文化研究会成立，旨在挖掘和研究山西地区的历史文化资源，其研究重点就是晋国和韩赵魏三晋历史文化。1997年，李元庆集多年研究成果而成的《三晋古文化源流》出版。他通过对山西地区历史与文化变迁的宏观研究，提出三晋古文化研究的“三个历史层面”和“三大理论层次”，并呼吁构建“晋学”研究。1998年，三晋文化研讨会召开，会议“围绕西周到战国，主要是春秋和战国时代的晋国文化和韩、赵、魏三晋文化这个中心议题展开了学术探讨”[3]2。在此次研讨会上，多位学者积极响应李元庆提出的构建“晋学”研究的建议。如张有智的《二十一世纪呼唤晋学——读〈三晋古文化源流〉》、高增德的《时代呼唤“晋学”或“晋文化学”——兼评〈三晋古文化源流〉》。 可以说，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思想禁锢的解除和各地学术交流的加强，晋国史研究开始蓬勃发展起来，而且它的发展一直是和山西区域历史文化结合在一起的，又是与中华历史文化的研究密切相关的。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