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从《预言》到《夜歌》标志着现代诗人何其芳从唯美主义到现实主义的转变，那么，有着“超达深渊的情趣”的《画梦录》就类乎《预言》，关注“人间的事情”的《还乡杂记》则类乎《夜歌》，而从《画梦录》到《还乡杂记》，则标志着何其芳在散文写作方面也发生了值得重视的转型。人们一直对何其芳在诗歌、散文方面的转型津津乐道，对他转型前的两部杰作——《预言》及《画梦录》投入了大量的学术热情，而对《夜歌》尤其是《还乡杂记》，人们的阅读相对较少，探索相对缺失。
    《还乡杂记》现收入《何其芳全集》第一卷（河北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目次如下：《我和散文（代序）》《呜咽的扬子江》《街》《县城风光》《乡下》《我们的城堡》《私塾师》《老人》《树阴下的默想》《附记一》《附记二》《附记三》《后记》。编者在说明中提及，该书由文化生活出版社于1949年1月出版。但事实上，该版中并无《附记三》。不仅如此，这三则《附记》及《后记》之所以出现，还与《还乡杂记》及其之前的两个版本——《还乡日记》《还乡记》的面世、形貌不无关系。
    第一个版本：《还乡日记》
    《还乡日记》是《还乡杂记》的第一个版本，1939年8月由良友复兴图书印刷公司出版。
    1936年夏，何其芳和妹妹何频伽从北平回了一次万县老家。在往返途中、万县县城以及家中，何其芳看到了触目惊心的社会现象，感受了家乡人事的变迁，内心掀起了情感的狂澜。后来，他带着一种凄凉的被流放的心境，去了山东莱阳这个对他而言偏僻辽远的小县。在那里，他看着无数的人都辗转于饥寒死亡之中，他思考着那些来自田间的诚实的青年必将遭遇的阴暗未来：贫贱和无休息的工作。由此，他意识到一些人在庄严的工作，而另一些人则倍显荒淫与无耻。这种两极对立，让他在痛苦中反省自己既往的人生道路、写作风格，以至于他很久都不曾提笔写作。
    某天，一位在南方编杂志的朋友来信，问他是否可以写一点游记之类的文章。想起自己回万县所获得的繁杂感受，想起在工作之地所获得的人生之思，何其芳“突然有了一个很小的暂时的工作计划”，那就是在上课改卷子之余，用几篇散漫的文章去描写他的家乡的一角土地。于是，从1936年9月29日至1937年6月11日，何其芳先后完成了《呜咽的扬子江》（1936.9.29）、《街》（1936.10.15）、《县城风光》（1936.11.1）、《乡下》（1936.11.25）、《我们的城堡》《私塾师》《老人》（1937.3.31）、《我和散文》（代序）（1937.6.6）、《树阴下的默想》（1937.6.11）。其中，只有《街》未曾在报刊上公开发表过。
    1937年6月，何其芳将已写就的8篇散文编辑在一起，以《我和散文》作为序言，寄到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拟作为靳以所编的小丛书“现代散文新集”之一出版。在1937年3月至6月期间，该公司已先后出版了五部散文集：巴金的《短简》（1937年3月）、卢焚的《黄花苔》（1937年3月）、方敬的《风尘集》（1937年4月）、严文井的《山寺暮》（1937年6月）以及萧乾的《落日》（1937年6月）。靳以还为前四本精心撰写了广告词。但随后抗战全面爆发，局势大变，上海很快成为孤岛；1938年，良友公司内部发生了大变动：三巨头伍联德、余汉生、陈炳洪之间的矛盾激化，使得原来的良友公司走向了分裂和破产。后来，以赵家璧为首的一批职工找到了新投资者，随后接管了良友公司所有产业，重组良友并改名为良友复兴图书印刷公司；1938年下半年，“现代散文新集”的编者靳以又离开良友去了重庆。这三大偶然出现的因素，使得“现代散文新集”中后续三本书的出版异常艰难。事实上，直到1939年5月，该丛书的第六本即臧克家的《乱莠集》才由新良友公司出版，丛书的第七本即何其芳的《还乡日记》，直到1939年8月才问世，而第八本则改由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发行了。
    和其他几本一样，《还乡日记》也是新型的袖珍本形式，封面的规格、总体字数均与其他书籍大致吻合，只是因为《还乡日记》印行于孤岛时期，故而在售价上，《还乡日记》被调高至四角五分一册。
    但需要关注的是，“还乡日记”并非何其芳所拟定的文集名称。他所拟定的，应为“还乡杂记”。关于这一点，至少有三点证据：第一、在《我和散文》这篇代序文中，他将“关于《还乡杂记》”作为第四部分的小标题；第二、在具体行文中，他屡屡提及“还乡杂记”；第三、在该文集中的篇章先行发表于报刊时，有不少篇目的副标题都有“还乡杂记”字样，如《县城风光》是“还乡杂记三”，《我们的城堡》是“还乡杂记之五”，《老人》是“还乡杂记七”，《树阴下的默想》是“还乡杂记八”。之所以书名会发生偏差，或与靳以离开了良友，而上海当时处于战争环境有关。
    尤其需要注意的是，该书的正文加上序言的页码，总共才94页。除了《我和散文（代序）》（占了19页）外，仅收入《呜咽的扬子江》《街》《县城风光》《乡下》《我们的城堡》这五篇。其中《我们的城堡》仅刊载了开头。且《私塾师》《老人》《树阴下的默想》这“还乡杂记”系列中应有的三篇，尽数缺失。
    1941年1月，何其芳收到了朋友郑克从浙江寄去的《还乡日记》，这才知道该书终究还是出版了。但面对书名印错了一个字，后面少印了三篇半的这本书，他很不满意。经过打听他才知道，那三篇半之所以缺失，是因为原稿已在战争中丢失。他随即给靳以写了封信，要他转告书店停止再印，降低流布的可能性。
    第二个版本：《还乡记》
    《还乡记》是《还乡杂记》的第二个版本，1943年由工作社在桂林出版。该书的面世及其面目，则与战时桂林的文化环境密切相关。
    对良友所出版的《还乡日记》，何其芳“颇不满意”。而在其友人远兹（方敬）看来，这样的版本“对作者与读者都是一个损失。不说写作时茹辛尝苦的作者本人，连我们心里也觉得不安，不但不满意。”（方敬：《还乡记·附记》）为此，方敬他们一直想重印，好让读者得窥全豹，好对作者本人和“我们”心安。
    重印的计划，在方敬要去“文化城”桂林工作的1942年，还萦绕在他心间。当时的桂林，尽管当局因皖南事变而日渐向国民党靠拢，加强了文化统治政策的执行力度，然而较之他处，桂林的文网终究不那么严密，“文化城”依旧是“文化城”。故而在去桂林前，方敬就打定主意要自办出版社。由于1938年春夏间，他曾与何其芳、卞之琳、朱光潜等人在成都自办过《工作》（双周刊），为纪念这种情谊，体现在不同条件下、不同历史任务中延续扩展出版业协作的意图，表达为抗战努力工作之意，他将拟想中的出版社命名为“工作社”。
    工作社的成功创办，离不开诸多亲朋的支持。离开四川前，方敬曾向李广田谈及这一设想，深得李广田支持；在昆明时，卞之琳为工作社设计了颇具法兰西书风的社徽：“品字形三个小山尖，上面一只小鸟，是燕子吧，在翩翩地飞，最初还有一个细线圆圈，最后干脆破掉那个框框，更是意味不尽，风光无限”（方敬：《散文的芽》）；到桂林后，方敬从何其芳以及秦和处得到了资金赞助，在陈占元带领下去广东纸号购纸并存放在库房，在洪遒介绍下确定了印刷厂，在巴金关心下确定了大地图书公司作为发行者，爱人何频伽改名何昭宁充当发行人，而他自己则担任了编辑一职。真可谓万事俱备了。
    工作社的开场锣鼓，当然是印行何其芳的《还乡杂记》。为搜集那数篇散文，方敬他们上图书馆、逛旧书铺、托朋友以及何其芳的弟妹，用尽了心思，然后编辑、写《后记》、送检、制版、印刷，这就有了1943年面世的《还乡记》。
    从目录上看，《我和散文（代序）》以及后面的八篇散文均在，最后还刊载了《附记》，文末有“方敬 十二月七日，一九四二。 桂林”字样。从页码上看，该书连序言、正文、附记一起，总共才88页，较缺三篇半文章的《还乡日记》还薄。之所以如此，一个重要原因，是《还乡记》在“出版前就遭了人祸”（方敬：《散文的芽》），即在原稿送审时曾横遭桂林图书检察官老爷们的删削。1944年5月，当何其芳从延安回到重庆后看到该书，略为一翻，就发现《我们的城堡》仍残缺不堪。经过问询，他才知道这是国民党检查制度留下的印痕。但他以为只是该文被删削过，故在随后写作《关于〈还乡记〉》时，对于检查制度，他并无只言片语。吊诡的是，这样一篇中规中矩的文章，当年在昆明一个刊物上发表时，其末尾也曾被当地的检查老爷们改动过。
    第三个版本：《还乡杂记》
    刊载了八篇散文的《还乡记》只有88页，而缺失了三篇半散文的《还乡日记》却有94页，可见，《还乡记》所遭受的斧削，决不应只是《我们的城堡》一文。但或因何其芳当年太忙，或因《还乡杂记》未获重印机会，总之，何其芳并未一一核读《还乡记》所录文稿。
    等到巴金主持的文化生活出版社打算重印该书时，已是1946年了。何其芳这才抽空读了读《还乡记》。遇到读不下去的地方，他才翻良友版的《还乡日记》以及曾公开发表的原始期刊进行核对。即便校读得如此粗疏，他也发现了一个惊人的事实：除了《我们的城堡》被割掉了二十三段之多外，《街》《县城风光》《乡下》也都被或删或改，变得文意含混，甚至有些地方让人不知所云。《县城风光》中描述一个小军阀修马路以殃民那三段被直接删去；《乡下》中说到四川乡下排斥外来势力的传说和空气那个部分被割掉；《我们的城堡》留一两段又耙去一两段，凡是写有“匪徒”二字的段落差不多都被删了。面对着伤痕累累的《还乡记》，何其芳真是气不打一处来。在大致核对并抄录完文稿后，他特意写了《附记三》，对《街》等文章被删削的大致情况进行了勾勒，以“给将来做文网史者留下一点材料”。而且，他将当年所写而被昆明检察官修改过的《关于〈还乡记〉》作为《附记二》，将方敬在《还乡记》中所写的《附记》作为《附记一》，一并编入，试图既呈现出《还乡杂记》的出版史，也留下“对于检查制度永远的诅咒”。
    然而，何其芳将书稿从重庆寄给巴金后，文化生活出版社却迟至1949年1月才将其纳入《文学丛刊》第八集出版。有意思的是，巴金深知方敬在桂林出版《还乡记》的史实，亦从方敬的《附记》中知晓了该书曾以《还乡日记》之名在良友出版的史实，然而，在面对何其芳寄来的《还乡记》时，他选择了更改方敬之意，而复原何其芳最初的命名。他举出的理由，是避免与该社已出版的《还乡记》（沙汀的长篇小说，1948年7月出版）相混同，从而给读者带来不便。显然，如若不是迟至1949年1月才问世，何其芳的《还乡杂记》可能就不是我们现在熟知的这个书名，而应是《还乡记》了。
    值得注意的是，该书的正文及后记等一共112页，收录了《我和散文（代序）》、八篇散文以及《附记一》《附记二》，但舍弃了何其芳控诉国民党文网制度的《附记三》，而换上了巴金自己撰写的《后记》。对此，巴金仅在后记中交代说：“因了某种关系被我删去了”。这“某种关系”所指为何？有人认为是国民党的检查制度。但事实上，巴金写《后记》已是1948年7月，而国民党早在1945年9月就已宣布废除战时出版检查制度了，因而此处的“某种关系”，或许仅仅是巴金意识到火药味儿浓的《附记三》放在此处不再适宜而已。这样的处理，或许正体现了巴金特有的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