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期以来，学术界对郑振铎的研究多聚焦于其作为作家、编辑家、藏书家等侧面，而鲜少谈及他在图书馆学方面的成就。其实，他是个地道的图书馆学家，更是新中国图书馆事业的拓荒者和践行者，在文献收藏、分类目录、阅读推广及古籍整理等方面都有着独到的见解和卓然的成就。
    与图书馆结缘
    郑振铎因爱书而与图书馆结缘。如果说他最初痴迷于图书馆是缘于对书的热爱和对知识的渴求，那么他后来任职暨南大学图书馆馆长以及新中国文化部副部长（主管全国图书馆工作）等工作，则是出于他弘扬文化、传播知识的“大家”远略。
    先生自己曾经说过：“我的知识是从图书馆里来的。”他甚至“浸泡”在图书馆里按学科（如社会学、文学等）如饥似渴地逐本阅读图书，像一块干透的海绵，近乎疯狂地吸收着知识的养分。
    郑振铎在国外学习期间，也充分利用当地的图书馆。1927年，在赴欧洲留学时他还曾给自己制订严密的学习计划，其中很重要的一项就是：要走遍欧洲各大图书馆，并阅览它们的奇书及中国的古典书籍。果然，在到达法国的第二天，他就去巴黎图书馆办理了借阅证，在巴黎短短一个月时间里，他遍阅了馆藏的几乎全部罕见书籍，如古代中国的经卷图籍等。当他在巴黎借到一本非常珍贵的敦煌抄本《太子五更转》时，激动得两手颤抖，眼泪都快要流下了。在巴黎图书馆的50天，郑振铎把馆藏的中国戏曲、小说全部翻阅，并编写了《巴黎国家图书馆的中国小说和戏曲》，对罕见的40余种图书作了版本、目录、内容的介绍和评述，寄回国内发表。
    在英国伦敦逗留期间，郑振铎又成为了大英博物馆的常客，那里保存着中国敦煌石窟的经卷善本。但按照当时馆里的规定是不能抄录的，先生只好背熟一段，到吸烟室里默记一段。这种精神在电子技术发达，可跨越国界进行馆际互借的今天，尤为难能可贵，可谓“笨”得可爱，“傻”得可敬。
    吸纳知识、抢救古籍之外，郑振铎开始关注作为“人类公共记忆大脑”的图书馆本身，并审视中西方图书馆存在的差异。与巴黎图书馆和大英博物馆的“为用而藏”相比，当时国内的藏书楼仍处于“重藏轻用”的封闭状态。1931年， 郑振铎前往浙江天一阁查阅资料， 被拒之门外。中外图书馆两种不同的藏书观， 使他深深感到， 图书馆的藏书是为了读者利用， 图书馆应向读者全面开放。他在《谈分书》中指出：“书是天下之公物， 谁也不能拥而私之。”正是在这样先进理念的引领下，才打破了天一阁的“闭门造车”状态。1951年4月， 郑振铎再次拜访天一阁时， 与范氏家族、宁波市文化部门领导一起商议。最后， 范氏家族将天一阁捐献给国家， 向读者全面开放。
    他还建议建立乡村、区域、省立、国家等四级图书馆。同时指出，图书馆作为一个重要的学术机构，必须有相应的专家才能提高图书馆学的学术水平，提倡要奖励那些对图书馆学术有特殊贡献的学者，以发挥图书馆作为理论研究阵地的功能。这在当时是非常先进的。
    文献收藏活动
    先生一生嗜书如命，把毕生的精力和财力投入到寻书、购书、整理和保护图书之中。其搜访之迹，近至沪滨， 远达巴黎、伦敦、爱丁堡、莫斯科和列宁格勒。其私家藏书的品种与数量相当惊人，据统计，他捐献给国家图书馆的书籍达17224部，94441册。
    先生所藏图书中不乏旷世珍品，如《脉望馆抄校本古今杂剧》一书，被认为是中国戏剧史上的奇迹。1931年，先生从他人手里购得从宋元到明代嘉靖年间的古佛道刻本200余种，填补了中国木刻画资料的空白。1937年所收藏的《邹式金杂剧新编》更是包含了近40种明清时期的杂剧，是中国文学史上的重要发现。他对诗经、楚辞、明清人文集、戏曲、弹词、宝卷、版画等图籍的收集也甚是齐备，令人惊叹。
    独到的图书馆学思想
    身为作家、收藏家的郑振铎先生，虽未经系统的图书馆学训练，但缘于对书的热爱和对图书馆的倚重，使他成为了新中国图书馆事业的开拓者之一，并形成了实践性很强的图书馆学思想。包括图书采访、分类编目、阅读推广以及图书馆工作人员素养等方面。
    针对如何找到所需图书，郑振铎有着形象的比喻：“天涯何处无芳草”？他认为访书人员应当走出办公室，走到人民群众中去。“2000年前，汉成帝就曾使谒者陈农，求遗书于天下。我们今天为什么不能派遣若干的‘访书工作团’呢？我建议：由中央组织十个或十个以上的‘访书工作团’到各省市去”。公共图书馆在挖掘地方文献、丰富特色馆藏方面可以借鉴此法。
    他还创新性地提出“专家选书法”，认为采访人员要善于听取专家的意见。“我建议，如果要买书，书目非由专家开出不可。各研究单位及大学图书馆的人员，只是综合了各位‘专家’所开的单子去‘买’书而已。就是公共图书馆也应该时时请教当地的专家们，了解他们的需要， 再动手买。”这种方法目前在高校和科研图书馆中已经得到了普遍利用。
    郑振铎还十分重视分类编目工作，认为治书的第一步就是分类，类例是目录学的核心和最本质的东西，“类例既分，学术自明”。他还敢于批判既有的分类体系，包括杜威分类法等，倡导创建有中国特色的文学图书分类法。并有多篇专题文章论述文学的分类，他主张“我们要有一种新的分类，明了而妥当的分类”。
    1950年，他领导成立了图书分类法工作小组，参加者有于光远、王重民、向达等人，甚至革命前辈徐特立也被他请来参加了座谈，几经努力，制订出新中国第一部比较科学的图书分类法。1954年，他还亲自主持了全国第一届公共图书馆工作人员训练班，并主讲“中国古典文学的宣传”，此外，还邀请冯雪峰、傅青华、何干之、袁翰青等名家去讲课。同时，郑振铎还在《文物参考资料》第一卷第8期发表《〈图书分类法问题研究资料〉前言》，指出：“如果新的图书分类法不搞好，图书馆的业务是无法展开的”。
    先生“素喜治疏略之学”，十分重视目录工作。《西谛书目》所列近10万册藏书中，目录方面的书籍就有295种，823册。他还对历代许多目录学家有过评论， 为历代许多目录学著作写过题跋，阐述自己的认识。“他编制的大批书目、索引以及藏书题跋不仅为目录学研究留下了宝贵的经验，也为中国文学研究提供了丰富的史料。”新中国成立后，郑振铎对目录书籍的出版也非常关心。1956年，他还在《人民日报》上连续发表了多篇阐述目录的价值、功用和编纂方法的短文。这些认识、看法、评价，包括鉴赏等，主要收入在《西谛书目》《西谛书跋》《劫中得书记》等著作中。这些著作大大丰富了我国目录学宝库，也为我们学习和研究郑振铎在目录学上的成就打开了一个宝库。
    除了对既有书目的收集、整理外，先生还自己编制书目。极具代表性的有《关于俄国文学研究的重要书籍介绍》《关于诗经研究的重要书籍介绍》《中国戏曲史资料的新损失与新发见》《关于文学原理的重要书籍介绍》《佛曲叙录》《中国戏曲的选本》《三十年来中国文学新资料发现记》《钞本百种传奇的发见》《明清二代的平话集》《记一九三三年间的古籍发见》《读曲杂录》《中国小说提要》《中国版画史引用书一斑》《长乐郑氏所藏版画史目录》《宋金元诸宫调考》《唐人文集目录》《宋人文集目录》《元人文集目录》《明人文集目录》《清人总集目录》和《清词集〈附清词话集〉目录》等。
    先生还十分重视索引，提倡编制索引，研究和评论索引。1944年9月3日，他在《清代文集目录跋》中说：“统计《清集索引》所收者，予已获得十之八九，而溢出索引外者，则在四百八十种以上。他日当复可掬予所得，编印一索引续编也。”郑振铎还动员学术界来关注索引，介绍、评论索引， 编制各种书名索引、著者索引、地名索引、人名索引、分类索引、笔记索引、古籍索引、报刊索引、专科论文索引、书后索引等，这些索引为研究者提供了便利。
    正如阮冈纳赞在“图书馆学五定律”中所指出的“书是为了用的”，郑振铎也非常重视图书馆的服务工作，用今天的话说就是“阅读推广”。他呼吁图书馆应该重视宣传馆藏资源，激发读者的阅读热情。他担任文化部副部长后，虽工作繁忙，但每每看到许多有价值的图书仍尘封在图书馆就深感痛心，还自愿当起导读的角色。为了激发大众的读书热情，他还在《人民日报》开了一个轻松而富有诗意的书评专栏——漫步书林。他说：“书林是一个最可逛、最应该逛的地方，景色无边，奇妙无穷。不问年轻年老的，不问是不是一个专家，只要他（或她）走进了这一座景色迷人的书林里去，只要他在那里漫步一会儿，准保他会不断地到那儿去的，而每一次的漫步也准保会有收获的。”他还热心回答读者的来信，鼓励读者充分利用图书馆，多读书，读好书。
    1935年8月，郑振铎兼任暨南大学图书馆馆长时，还发动教师将私人藏书保存到图书馆阅览室，让大家利用。他还在对暨南大学图书馆藏书进行了全面调查的基础上，编写了有关所藏南洋的书目，建立了一个反映华侨文化特色的“南洋书库”，专供南洋侨生和研究者使用。如今它已成为华侨华人文献信息中心，这是我国大学图书馆较早建立特色书库的典范之一。
    郑振铎在古籍整理方面也成绩斐然，一生从事了大量的校勘工作。他从清代华广生的《白雪遗音》(清道光八年刊本)里选校出俗曲马头调等134 首编了《白雪遗音选》，开印行民间情歌之风；1935年至1936年出版的12册《世界文库》中，中国古典文学著作都是他所校辑和标点的；编校出版了《中国短篇小说集》，包括汉魏到清代的平话和文言小说三卷五册，是很长时期内选辑范围最广、校勘较精、数量最多的第一本中国短篇小说选集，鲁迅在《唐宋传奇集》序中对此书大加赞赏；他校勘标点的《水浒全传》，是新中国建成立后《水浒传》最完善的一个本子。
    一代文豪郑振铎是当之无愧的图书馆学家。当我们怀着敬畏之心梳理其主要思想和学术观点时，不仅为其认真刻苦和聪慧睿智所打动，更为其脚踏实地和远见卓识所震撼。即使在信息科技高度发达、电子阅读逐渐“挤压”图书馆生存空间，“图书馆消亡论”此起彼伏的今天，先生的图书馆学思想仍然闪耀着独特的光芒，像一盏明灯指引后来者阔步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