奔赴延安可以说是何其芳人生历程极其重要的转折点。作为一个纯粹的京派文人，何其芳是唱着“我爱那云，那飘忽的云”，在“梦后”的“独语”中走上文坛的。但是，他又是何以走出一条迥异于其他京派文人的革命之路的呢？当初奔赴延安的革命者都是参加过“一二·九”运动、唱着革命歌曲、成群结队地来到延安的，只有何其芳经历了一条长长的孤独的寂寞的道路才来到延安。因此，从他早期精神人格基因的嬗变来考察奔赴延安的原因，就更具有个体发生学意义。
    一、告别人道主义：“放弃他的孤独和冷漠，走向人群，走向斗争”
    何其芳从小就形成了极度孤独的封闭人格，甚至在他读大一的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日本对中国一步步加紧侵略，全国抗日救亡的爱国热潮日益高涨，而不关时局的何其芳还在“留连光景惜朱颜”（何其芳《写诗的经过》）。1930年何其芳入读清华大学哲学系，后中断学业，于1931年入读北京大学哲学系，1935年毕业。如果对何其芳大学时期的《预言》《画梦录》等诗文进行披文入情的细研，就会发现，这些文本共同的情感基调勾勒出何其芳的精神肖像：忧郁、迷茫、苦闷。在散文《楼》里，他说：“昨天那样的高楼常出现在我的梦里，可望不可即。”“楼”意象具有双重隐喻意义：一是“登高眺远”，隐喻着一种更高的欲求；二是“我们都有一种建筑空中楼阁的癖好”，隐喻着这种欲求又具有非现实性。他的人生价值之困惑、角色自期之迷茫，于此可见一斑。
    从大学毕业的1935年到奔赴延安的1938年，这是促成他道德觉醒和道德完成的重要阶段。他先后在南开中学、莱阳师范学校、万县、成都等地工作，人生履历的逐渐丰富不断拓展了他封闭的精神世界。他逐渐由一个人道主义者（何其芳自称是个人主义者）发展为一个自觉的革命者。在南开中学教书期间，何其芳看到生活的阴暗、社会的不公、资本主义的罪恶、学生及家长的封建愚昧，有了初步的道德觉醒。当他来到山东莱阳师范教书时，他意识到“现在我不只是关心着自己”。“我忘记了个人的哀乐”。（《我和散文》）农民的穷苦，城市的浮华，青年前途的无望，年轻人的救亡宣传，这一切使得何其芳感觉“我的情感粗了起来，也就是强壮了起来”。“从此我要以我所能运用的文字为武器去斗争，如列蒙托夫的诗句所说的，让我的歌唱变成鞭锤。”（《一个平常的故事》）诗歌《云》集中写了他的心灵转变。从天上“那飘忽的云”“走到乡下”，“走到海边的都市”，他看到一方面是庄严的工作，一方面是荒淫与无耻。“从此我要叽叽喳喳发议论：/我情愿有一个茅草的屋顶，/不爱云，不爱月，/也不爱星星。”他决定告别人道主义。他在酝酿的长篇小说里“要让那里面的一位最强的反对自杀的人物终于投海自尽”（《我和散文》），以此向个人主义诀别。
    这里有两点需要注意：第一，他的个人主义仅仅是朴素的人道主义，既不是“五四”新文化运动所张扬的个人主义，也不是现代自由主义哲学的个人主义；第二，何其芳的人道主义也包含了知识分子面对底层民众所产生的“原罪”意识。1917年何其芳才刚刚5岁，并未受到“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洗礼”。加之他一直在极度孤独、寂寞的封闭生活中度过，长期疏离人文社会科学著作，没有真正建立起现代哲学意义上的个人主义观念。在中国的正统辞汇中，个人主义一直是一个不容争辩的贬义词。何其芳在杂文集《星火集》里表达了他对“人”的关心，批评了我国儒家文化“根本忽视着‘个人’”的弊端（《论本位主义》），抨击孩子和他们的家长过的那种“非人的生活”（《论救救孩子》）。他大声呼吁“希望至少不再看见这种人拉人，人抬人的现象”。（《坐人力车有感》）他的散文集《还乡杂记》突破了《画梦录》的独语方式，展开了相对丰富的现实图景：战火蔓延，国家的腐败，家乡的荒凉，愚昧与恶习，苛捐与杂税，谣言与迷信，顽固与守旧、狭隘与贫苦。何其芳试图挣脱人道主义局限，开始关注现实世界及国族命运，追求个人道德完善。
    在道德意识急剧发育期，何其芳的这种反思是难能可贵的。如果沿着这个反思的理路去调适个人与社会的关系，何其芳的个体人格就会变得真正成熟。本来，个人与社会的关系应该是基于个人价值本位的一种平衡状态，但在民族生存危亡之机，救亡压倒了启蒙，何其芳价值世界中个人维度的伸张被迫中断，出于自我道德完善的追求，他开始自我解剖，决意告别“个人主义”。当他看到社会的不公与黑暗时，产生了一种“羞耻”感，责备自己是“帮凶”，似乎社会问题都是他个人造成的。他曾经回忆到：在一个阴晦的下午，看到一个十二三岁的卖报的孩子用可怜的声音叫着一些报纸的名字。“我忽然想起了我家里的一个小兄弟。一种复杂的思想掠过我的脑子，我想到他和我的那个兄弟一样年幼，为什么他却要在街头求乞似地叫喊着；我想到人类为什么这样自私自利；我想到难道因为他不是我的兄弟，我就毫不注意，毫不难过地让他从我身边走过去。”（《一个平常的故事》）他的人道主义和原罪感是如此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他这种道德自责出于一种自我完善的企图，体现了知识分子的自我反省人格。在特定的境遇下，这种自我反省有可能成为“原罪”意识的源头。作为“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何其芳，意识到必须要改造自己的“原罪”。摆脱原罪感的方式就是与群众与国族的命运融为一体，“放弃他的孤独和冷漠，走向人群，走向斗争”。（《一个平常的故事》）因此，何其芳说：“抗战来了。对于我它来得正是时候。”抗日战争为何其芳精神人格的演变提供了强大的外在力量。于是他积极投身抗日救亡工作。1937年9月到了家乡四川万县（今重庆万州）师范教书。他与杨吉甫合编《川东文艺》宣传抗战被查封，何其芳被通缉，于1938年初到成都教书。1938年春天，以何其芳为主，与卞之琳、方敬一起创办刊物《工作》。
    二、周作人附逆事件：“成都，让我把你摇醒”
    落后的家乡使何其芳倍感伤感。他身边的教员天天打麻将混天度日，学生一个个老成世故，缺乏理想激情。战火在中国大地肆意蔓延，但是成都受冲击很小。卞之琳写道：“四川出了那么多新文学大家，但是这里不仅抗战空气没有吹进来，连‘五四’启蒙式新文化、新文学运动好像也没有在这里推得起微澜。”“所以其芳从万县到成都后，我们就考虑自办这个不限于宣传抗战的小刊物（《工作》）。”（卞之琳的《何其芳与〈工作〉》）何其芳在《工作》杂志发表了大量杂文，严厉批判抗战的悲观思想、形式主义作风，浓厚的复古主义思想、歧视妇女、虐待儿童现象。但是，何其芳的工作并未得到周围人的理解。他说：“我感到我需要离开那个环境，我到底不是一个坚苦卓绝的战斗者。我自己还需要伙伴，需要鼓舞和抚慰。”（《一个平常的故事》）
    周作人“附逆”事件直接激化了何其芳与周边文人圈的关系。周作人出现在大阪《每日新闻》的“更生中国文化建设座谈会”报道里，1938年5月8日成都报纸予以披露，接着5月11日成都《华西日报》又发出周作人参加御用组织“学制研究会”的新闻。何其芳感觉非常敏锐，当日夜里便写了言辞激烈、毫不留情的批判文章《论周作人事件》，发表于16日出版的《工作》第五期。而第六期朱光潜发表了比较委婉、比较谨慎的文章《再论周作人事件》。何其芳针锋相对，6月4日写下《关于周作人事件的一封信》，公开发表回应朱光潜。朱光潜与周作人曾是北京大学同事，朱氏与周氏或无特别友谊，但朱氏欣赏周氏才华。此时的朱光潜对周作人持宽容和“原谅”的态度，认为周作人“说好一点是一个炉火纯青的趣味主义者，说坏一点是一个老于世故怕招惹是非者。他向来怕谈政治，‘附逆’、‘做汉奸’，他没有那种野心，也没有那种勇气。”“总之，一切都还待事实证明，现在对于周氏施攻击或作辩护，都未免嫌过早。”与此相反，何其芳采取“攻击的态度”，认为周作人和朱光潜的“趣味主义者”的态度是“错误的、有害的”，反对朱光潜的“宽厚”。
    由于周作人在新文化运动中的巨大影响，在文化界的拥趸者甚众，《工作》刊物同人内部对周作人事件争议很大。何其芳如此急遽的反应，让很多人难以接受。相反，朱光潜的理性与宽厚令人起敬。朱光潜身为四川大学文学院院长，团结了《工作》的大批作者。谢文炳、罗念生、卞之琳、邓均吾、周文、沙汀、陈翔鹤、刘盛亚、陈敬容、顾绶昌等，也都说何其芳太“刻薄”、“火气过重”，这样一来，何其芳更加感到与周围的环境格格不入，“异常寂寞”。他在《工作》第七期头条发表的诗歌《成都，让我把你摇醒》表露了他的寂寞心态：“成都虽然睡着，/却并非使人能睡的地方”，“而且这并非使人能睡的时代”“因为我是有着我的伙伴的，不过在另外一个地方。”这样，何其芳奔赴延安的条件非常成熟，就缺一个契机。恰巧在1938年暑假前夕，何其芳听到沙汀要去延安的消息后，就与卞之琳一起找沙汀。他们于1938年8月8日出发（此说据章子仲《何其芳年谱》；另据尹在勤《何其芳评传》，出发时间是8月14日），8月底抵达延安。补充一点，1938年秋天，朱光潜接触到关于延安内容的书籍，曾经致信已经到达延安的何其芳和卞之琳，希望帮忙联系去延安的事宜。在接到周扬的回信以后，朱光潜三思之后，最终并未去延安。朱光潜先后就读于香港大学、爱丁堡大学、伦敦大学、巴黎大学、斯特拉斯堡大学，形成了自由主义立场。同是京派文人，朱光潜和何其芳的价值立场和人生道路迥然不同，可见一斑。
    三、背弃家庭，投奔革命：“不愿意像康德那样平生都只蛰居在故乡”
    在考察何其芳奔赴延安的精神动因时，不得不重视何其芳的家庭环境。何其芳奔赴延安，与他早期精神世界里父亲镜像的缺失有关，与延安解放区毛泽东、朱德等革命家的民族之父形象有关。
    何其芳出生于一个封建家庭。从他6岁开始，父亲那套严厉的封建家法管教，便紧紧地箍在他的头上，动不动就对何其芳痛打。何其芳在一生中，留下了不少关于祖父母、母亲、姨母等亲属的文字，惟独关于父亲的文字丝毫没有留下。在他的文字中，父亲形象是一个巨大的空缺。随着人生阅历的增加，他对于父亲的态度由自发反抗变成了自觉选择。父亲一直梦想他大学毕业后回去做寨主，娶妻生子，看守家业。何其芳却愿意放弃家乡的田地和产业，不愿意像康德那样“平生都只蛰居在故乡，从未走出里门的二十里以外。”（朱企霞《忆早年的何其芳同志》）他断然否定了父辈给定的人生道路。
    在男孩的人格发育过程中，父亲模式对他的形塑作用是非常巨大的。按照心理学的补偿机制，父亲镜像在何其芳心中的缺失，势必会导致他去寻求另外一种意义的父亲镜像去填补。在20世纪30年代，延安被称为革命圣地，中国共产党成为中国革命的一面旗帜，毛泽东成为中国革命旗帜的旗手，成为中国革命和中华民族独立解放的象征性人物。很多人都把毛泽东写成“民族的巨人”、“民族之父”。丁玲、艾青、陈学昭、钱韵玲、工人赵占魁等诸多文献中的毛泽东崇拜现象，就凝聚了历史上的卡里斯玛崇拜情结。卡里斯马型人物在中国历史上有一个重要特色：他像一个“父亲”角色，相当于“原始父亲”的原型。1938年7月初，何其芳经由沙汀阅读到周立波报告文学集《晋察冀边区印象记》。华北战场民众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如火如荼的斗争，以及毛泽东、朱总司令、刘伯承、贺龙、徐向前、聂荣臻、陈庚等将军的光辉人格，使得延安成为革命圣地的象征，毛泽东成了人们心中的“民族之父”形象。何其芳对于延安和毛泽东的灵魂呼应，既为了摆脱成都生活的压抑，又出于民族救亡理想的感召，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寻找精神之父的镜像认同。所以，何其芳听到沙汀要去延安的消息后，与他一起奔赴延安，就成为顺理成章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