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百姓和军队》是何其芳抗战时期创作的报告文学名作。此作不仅收入其诸多个人作品集，如《星火集》（群益出版社1945年9月重庆初版）、《散文选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年3月初版）、《何其芳选集》第1卷（四川人民出版社1979年1月版）、《何其芳文集》第2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10月版）、《何其芳全集》（河北人民出版社2000年5月版），还入选《中国报告文学丛书》第2辑第2分册（长江文艺出版社1982年2月版）、《军旅文学作品选》下册（解放军出版社1987年10月版）、《中国新文学大系 1937-1949》报告文学卷（上海文艺出版社 1990年12月版）等丛书，传播甚广，影响颇大。
    具体而言，不管是在何其芳的创作历程之中，还是在中国报告文学史乃至中国现代文学史上，《老百姓和军队》都有重要的一席之地。对此，已有学者比较恰切的评价，比如张梅梅的《论何其芳抗战时期的散文创作》，张春宁的《中国报告文学史稿》，唐弢、严家炎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史》等。70多年来，《老百姓和军队》走过了一段漫长而又曲折的传播之旅，其版本流变情况丰富而复杂，隐含着不少重要的值得讨论的问题。遗憾的是，学界对此缺乏必要的关注。这里略加梳理，以就正于方家。
    一、初刊本、初版本与改定本
    谈论版本问题，一般都比较重视初刊本、初版本和改定本，因为重要的文本差异往往就在这几种版本之间。那么，如果把前文简单梳理的《老百姓和军队》收入何其芳个人作品集的几种版本称为《星火集》版、《散文选集》版、选集版、文集版和全集版，其中何种为初版本，何种为改定本呢？初版本比较好确定，最先出版的《星火集》自然为初版本。但值得注意的是，何其芳先后为《星火集》写了三则后记，落款分别为“1945年1月7日在重庆”“1949年8月1日在北平”“1951年4月7日于北京”，不仅入集的篇目有变化，而且《老百姓和军队》的文本也略有不同，其中1949年版与初版本有多处差别，1951年版与1949年版差别不大，但仍有删除1949年版“第四封信”之“那样一次我拾了一条命”的“样”字等不同。
    《老百姓和军队》的改定本则应该是《散文选集》版，因为此版有写于1956年9月9日的《序》，说明是应“一年多以前的出版社的旧约，就把过去写的那些小册子都从头至尾看了一遍。结果居然也选出来了这样一些长长短短的文章”，表示“就是入选的几篇，也仍然是带有当时的思想落后的色彩的，只是今天看来过于刺目的谬误的地方，我略为作了一些删节”。而选集版、文集版和全集版都是1977年7月何其芳逝世以后编辑出版的，没有作者再次进行校订的依据和说明，而只是编辑人员做了个别取舍与调整。
    至于具有重要版本价值的《老百姓和军队》初刊本，却似乎被何其芳本人、何其芳作品集的编辑者与研究者遗忘了。何其芳作品集、收录《老百姓和军队》的图书与何其芳成果研究几乎都没有提到《老百姓和军队》的初刊情况。所见多种何其芳年谱、年表、年谱简编等都比较简略，没有著录《老百姓和军队》初刊本。陆文璧的《何其芳著作系年》（1986）在1939年的第一条记录就是“老百姓和军队（散文） 2月25日作 载1940年3月15日香港《大公报·文艺》第800期”，殊为不易，可惜并不完整。王雪伟的《何其芳的延安之路：一个理想主义者的心灵轨迹》（河南人民出版社2008年8月版）中整理的《何其芳年谱》是目前最为丰富详实的何其芳年谱成果，遗憾的是，关于《老百姓和军队》的记载仅为“9月，作《老百姓和军队》，刊9月13日香港《大公报》”，既不完整也不准确。事实上，《老百姓和军队》是分两期刊载香港《大公报·文艺》，陆文璧著录的是第二期，出版时间和刊期都是准确的，只是遗漏了此前3月13日的第799期。两期合起来，才是《老百姓和军队》的完整初刊本。第799期是前面两则（未完），第800期续完第二则，再接上后面三则。
    二、初刊本与其他所有版本之间的差异与问题
    较之后面的初版本与其它版本，初刊本最引人注目的差别有二，一为仅标明序号一、二、三、四、五，而不是像初版本及以后的版本标注“第一封信”“第二封信”……“第五封信”；二是文末落款为“二月二十五日，河北唐县西大洋”。
    前者表明收入作品集时何其芳对“以书信体描绘新型的军民关系”（严家炎主编：《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中册），高等教育出版社2010年6月版，第93页）的强化，是何其芳在《星火集·序言一》中反思的所谓“耍花样的形式主义倾向越来越显露出来了”的体现。也就是说，初刊本中的序号，还可以理解为简单的朴实的分节，而初版本的修改则悄悄涂抹掉了这种朴实，赋予明确的更吸引眼球的“书信”体例，进一步凸显了何其芳报告文学创作的“形式”追求。对这种追求，虽然何其芳在序言中有过“为什么不老老实实地当作记事文来写”的真诚反问与“真是没有出息的教条主义”的自我批判，但在今天看来，也是值得肯定的，甚至是可贵的。较之卞之琳的同题作《老百姓和军队》（《晋东南麦色青青》之一节，也可单独成文，初刊《文艺战线》1939年第1卷第5期），还是有更多的艺术性与感染力。
    后者则提供了何其芳行实研究的新信息，也带来了新问题。“二月二十五日”这个具体的时间，与“河北唐县西大洋”这个真实的地点，可以带给我们一些思考。《老百姓和军队》1940年3月13日初刊，可见这里的“二月二十五日”只能是1939年，《何其芳著作系年》也系于此年。全集版此作的落款是“一九三九年九月 延安”，并交代《星火集》系“以1955年5月新文艺出版社新版为底本编入”，但是，核查此版《星火集》，并没有落款，此前的《星火集》版本都没有落款。也就是说，全集版的落款并不是来自其声称的“1955年5月新文艺出版社新版”，而是参照了改定本《散文选集》版，或者之后的选集版与文集版。如果初刊本中的“二月二十五日”是《老百姓和军队》创作时间，那么《散文选集》版落款就是误记。但《星火集·序言一》又明确有“第二辑中的报告实际只有一篇是在前方写的。其余关于华北人民与军队的报道，都是回到了延安，翻开材料簿，硬把它们写出来的”说法，这种“翻开材料簿”“硬”写的情景应该是何其芳印象深刻的，也是不会误记的。那么，《老百姓和军队》到底是作于2月还是9月？笔者以为，“二月二十五日”可能是何其芳从翻开的“材料簿”中选择的第五则材料的记录时间，出于增加现场感或曰追求“形式”的考虑而随手抄录在文末，印在了《大公报》初刊本上。尔后入集时进行了删削，1956年编《散文选集》时再度予以修正。当然，这还只是推测，尚缺乏直接的证据。“河北唐县西大洋”这个地址对于何其芳研究而言有些陌生，在何其芳的其他著述中没有出现，沙汀日记《敌后七十五天》中也没有提及，初刊本文末何以留下这7个字？着实有些费解，目前只能录以待考，希望同好有以教我。
    三、初刊本与其他部分版本之间的不同与思考
    除了以前面两处差别为代表的存在于初刊本与所有其他版本之间的差别，还有不少存在于初刊本与其他部分版本之间的不同也值得注意。比如句段的有无，可以举两个例子。
    其一，初刊本第一节在关于农民暴动喊出的口号“杀灰狗儿”后面，有一句“他们喊穿着灰色军服的兵士为‘灰狗儿’”。这句话对口号有着重要的解释作用，然而在初版本中被删去了。但这句话明显不是可有可无的，没有它就会影响文意的表达，令读者不知所云，不明白农民暴动为什么要以“杀灰狗儿”为口号。这句话在改定本中作“因为那时的军队都是穿的灰色的军装”，同样试图对口号进行必要的解释。从语气的连贯与表达的效果看，初刊本还要胜过改定本。很可能何其芳修改时案头并没有《大公报》初刊本，只是觉得这里的确需要解释说明而重新进行了增补。至于初刊本删除这句话的原因，可能与当时实施的《战时出版品审查办法及禁载标准》有关，称兵士为“灰狗儿”且喊“杀”，虽是旧事，也有“有碍粮政、役政与军事工役之推行者”“离间军民合作者”之嫌疑。此处选集版与文集版同改定本，而全集版同初版本。
    其二，初刊本第二节“我真感到愿意去做一个为他们去战死的兵士”之后，还有三段近200字的内容。一段设问“为什么老百姓对八路军这样好呢”，二段抄录八路军有名的“三大纪律”和“八项注意”来回答，三段指出“这些条文说明了八路军的日常生活，说明了它为什么老打胜仗，说明了它为什么这样得到老百姓的拥护、帮助和亲近”。这三段文字在初刊本中同样存在，只是《老百姓和军队》与《星火集》其他篇章中的“八路军”一样被称作“×路军”。这无疑是因为《战时出版品审查办法及禁载标准》之“禁止刊载”内容有“泄露国军之编制、番号、装备、驻防地点、调动、补充、整训情形及作战计划者”。吊诡的是，逃过了国民党审查制度的这几段文字，却在共和国时代从何其芳个人作品集中渐渐消失，一去不回。而删节者很可能就是何其芳本人，究其原因，或是“三大纪律”和“八项注意”的具体内容后来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原有的有些表述已不合时宜，具有“检讨性人格”（赵思运语）的何其芳出于谨慎，一删了之。
    此外，还有指称方式的变化。如“农人”与“农民”，“他”与“他们”、“我们的军队”与“国民党的军队”等。其中最典型的是对日本部队指称：在初刊本和初版本中，多称“日人”；这些“日人”在改定本里面仅少数保持不变，多改称“日本军队”、“敌人”或“日本”，选集版和文集版沿用着改定本的修正；而全集版在也称“日本军队”、“敌人”之余，还有7处均改称“日本侵略者”。在“日人”、“敌人”与“日本侵略者”之间，情感倾向不断得到强化。这自然是可以理解的，然而也再次反映出《何其芳全集》“未对收入全集的任何文集的任何文章进行删节修改”的声明在有的地方并未落到实处。
    就客观效果而论，全集版《老百姓和军队》形成的异文有时是颇为精当的修改，有时是无足轻重的调整，有时是不该出现的失误。比如全集版第五封信倒数第二段“许多居民都站在街边，站在他们的门口让我们过”之“他们”，在初版本、改定本、选集本、文集本均作“我们”。此处修改可谓妥帖，且初刊本此处就是“他们”。
    无足轻重的调整可以举出全集版第四封信第二段之“他常常一伸手到他的棉制服里去就抓出来一个虱子”为例。句中之“就”，为其他诸版所无，当系全集版的调整。然而增加的“就”字真是无关紧要。如果把“一”视为关联词语，自然可以而且应当与“就”形成搭配。但是“一”在这里也可以作为数量词，“一伸手”即伸一次手，无须与“就”搭配。
    至于不该出现的失误，如全集版第二封信倒数第三段首句“在孟县沙湖滩……”之“孟县”。此字虽然与初版本、选集版和文集版一致，但是在初刊本、改定本以及“作为底本编入”的1955年5月新文艺出版社新版中均作“盂县”。盂县在山西，孟县在河南。何其芳随120师借住的沙湖滩是在山西，所以只能是“盂县”。
    限于篇幅，何其芳抗战名作《老百姓和军队》的其他版本差异就不再一一列举了。何其芳作品存在版本问题的还有很多，笔者草成这篇小文，既是个人的初步尝试，也有抛砖引玉的意图，希望何其芳作品的版本问题得到更多的关注与研究。期待有识之士早日终结何其芳研究无专著类年谱的历史，也翘首更理想的《何其芳全集》修订版横空出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