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认识”瞿秋白先生，是因为外公耿济之书橱里那两本深蓝色布面的《海上述林》和一枚刻着他姓名的小小印章。
    记忆中，那两本《海上述林》很大很厚，比其他藏书高出足有半寸，估计总共有八百页左右，道林纸印刷，封面上烫着金色的“海上述林”四个大字和几个英文字母，虽然历经沧桑，但在外公的藏书中仍然引人注目。我问外婆，这是谁写的书，她说是外公的朋友瞿秋白先生的，那几个英文字母可能是他的笔名。这是我第一次听到“瞿秋白”这个名字。
    后来书读得多了，才知道《海上述林》是鲁迅先生为纪念瞿秋白，发起编辑出版的瞿秋白译文集。那几个英文字母确是他的笔名，是鲁迅的笔迹。郑振铎先生和我外公是瞿秋白先生的好友，他们也参与了纪念活动的筹划。这两大卷译文集，我只翻过几次，还没来得及细读，就在十年“文革”中被“浩劫”了。
    瞿秋白先生是外公在北平俄文专修馆求学时最要好的同学。“五四”运动前，他们常和郑振铎一起到北平米市大街的美国基督教青年会去找俄国文学书来读，受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屠格涅夫、果戈里等人的影响很深，接受了“为人生”的现实主义文学思想。那时他们读得最多的是托尔斯泰的作品。瞿秋白和外公在三年级时合作翻译出版了《托尔斯泰短篇小说集》。瞿秋白先生后来回忆说，他们那时都是“托尔斯泰派的无政府主义者”。
    瞿秋白先生孤身一人在北平上学，寄居在他堂兄家里，生活非常艰苦，常以两个烧饼就着白开水充饥。每天放学后，他到万宝盖胡同外公的家里一起复习功课。在外公的倡仪下，他们在学校里完全用俄语交谈，谁忘记了，说了中文就要罚一个铜子。就这样，他俩迅速练成了一口纯正的俄语，翻译了大量的俄国文学作品，至今还被俄罗斯文学界誉为“两位最早也是最杰出的‘阅读俄罗斯’的中国人”。
    “文革”初期，瞿秋白在八宝山的墓被砸，我外公在万国公墓的墓地也被彻底摧毁……
    一天，二姨把我叫到外婆卧室里，悄悄捧出一大盒外公的印章，要我想法把印章上外公的名字磨掉，她非常害怕红卫兵来抄家。那盒里大约有十六七枚大大小小的印章，上面刻着“耿济之”（外公笔名）和“耿匡”（外公原名）。看着这些外公的遗物，我心里阵阵发痛，但有什么办法呢？印章用的石头似乎很珍贵，质地非常坚硬，我在三楼晒台的水泥地上使劲磨了好久，才磨掉了一颗，但还是有外公名字的痕迹。于是，我拿了颗小的来磨，当我磨得差不多了，突然发现印章的正面刻有秀气的“秋白”二字，我一下震住了……这是瞿秋白先生刻赠外公的印章。一阵极其尖锐的钻心疼痛几乎使我无法自持。我找了块干净手帕，小心翼翼地把它包好，藏进了贴身的衣袋，下楼把那盒印章还给了二姨，说是太硬没法磨干净。二姨只好又把它们藏了起来。
    不久后的一天晚上，一大帮上海交大附中高干子弟红卫兵找上门来，直冲二楼外婆的卧室……要不是弄堂里那些出身无产阶级的邻居挺身而出，保护了我们家，那盒印章肯定落在他们手里，成为外婆莫须有的罪名。不过，我知道，他们无论如何也搜不去瞿秋白先生刻赠外公的那枚印章，我早已把它埋藏在前院一个角落里了……
    “文革”结束那一年，我把它取了出来，交还给外婆。外婆两眼一红，眼泪潸然而下，又把那颗印章交在我的手上，嘱咐我好好保存下去。
    而今每每看到这颗外表并不出奇的小印章，总会思念起那些往事，感叹不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