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同情》有初刊本、初版本和众多再版本。初刊本即1923年6月15日至8月15日在《少年中国》第4卷第4、5、6期上刊出的连载本。初版本即1924年1月由（上海）中华书局出版的被列为《少年中国学会小丛书》之一种的版本。笔者没见过初版本。但从其再版本和六版本（封面大小15cm×11cm，光道林纸印刷）的品相看，初版本也应为小开本。目前，《同情》的初版本已极为稀缺，倒是1932年9月的六版本相对好找一些。这部以日记体形式写成的自传色彩很浓的中篇小说,记载了“我”在巴黎一医院从12月16日到2月16日共62天的病中生活。最后，“我”不但身体康复出院，而且精神上也获得了觉醒。《同情》以异国之见闻反衬中国之老旧、落后，这依然触及到了由来已久的时代命题。只不过，它不似同时代主流作品那样体现得直接、集中、鲜明、尖锐。
    二
    《霸都亚纳》，赫勒·马郎著，李劼人译，北新书局1928年3月初版，道林纸印刷，定价5.5角。卷首有原著序言，共十二页，云：“这小说是纯客观的。甚至还极力避免议论：只是写实而已。也绝不生气：只是记述而已。”卷末有译者《翻译霸都亚纳之后》，共六页，云：“原书只是分十二章，至于每章之下所列的一些小题目，是我添上去的，意思只是想把一章的内容标得更清醒一点而已。”中间为原著正文，共十二章，206页。
    《霸》的书籍装帧很有特色。封面绘一法属非洲殖民地妇女头像：眼睛、鼻子、上下嘴唇皆棱角鲜明；头饰、发饰、大耳环皆富异域风情。初版本卷首卷尾皆留有空白纸一页，正数第二页和倒数第二页分别为题名页和版权页。其中，在题名页上，浪花状图案环绕四周，右下侧有一圣女，正双手捧书而阅，而书名、原著者、译者依次标于中上方。书籍装帧合乎原著内容、风格。《翻译霸都亚纳之后》是一篇很重要的文章。它有助于我们了解李劼人的翻译思想及其翻译和创作之间的互补关系。
    《霸》出版于1921年，几个月后获得“龚古尔文学奖”。7年后，李氏将之介绍到了中国，但原著作者并非欧美名家，原著亦非名著，故一直以来几乎没人关注。其因似也不难理解：这部译著除了内容——反映非洲黑人部落的生活——在题材上稍稍靠近左翼文学外，但其译介思想、作品主题与20世纪20年代出现的各种文学思潮并没任何关联，更与1930年代兴起的以“左联”为核心发动起来的左翼文学思潮无半点相通性。然而，当时过境迁，我们再回过头来重审其价值，至少有以下两点是值得关注的：
    首先，原著是一部用法语写成的反映非洲部落生活的长篇小说，而在1920年代的中国，作为为数不多的非洲文学作品，其存在意义不可忽略。事实上，在当时，很少有人关注和译介非洲文学，《霸》的引进较早地填补了这方面的空白。
    其次，《霸》的译文是较为成熟的新文学语言。先看几个典型例句：
    月亮又黄，又光辉，差不多已在圆了。周围没有一点儿晕。繁星灿烂。天上只有繁星，只有数千的星，只有月亮。（第57页）
    他梦见了什么？他只是在做梦吗？这一夜里，他可知道几乎没有一个人在他身边，在他的迦西中？（第201页）
    一片闪光，一片炸裂，一片轧轧声，一片轰发声，一片呼声。其后就是灰，就是残留的草，就是燃烧的叶子，就是蜜蜂群，就是小鸟与种种昆虫的飞躍：有粪蛆，有蝴蝶，有蚱蜢，有苍蝇，有蝉子。再后又是灰，又是灰！（第189、190页）
    上述例句典型地代表了这部作品的译文特点：全用白话；语句通顺、简洁、流畅，完全合乎现代汉语逻辑与规范；尽量不用西语句式，逻辑也不繁复；语言多为描写与写实，少见议论与抒情，比较接近原著风格。须知，同时代的文学翻译大都带有浓厚的翻译腔调，比如，生硬的术语，复杂的修饰，冗长的句式，由直译带来的文学性缺失，等等，《霸》基本不存在上述问题。在当时的语境中，《霸》的译文堪称一流，它对促进新文学翻译语言的发展做了有益探索，并提供了有益经验。只可惜，不论在当时还是现在，这样的译文都少有人关注和研究，这也是一个遗憾，在此提出来，希望引起同行们的注意。
    三
    《死水微澜》（以下简称《死》）是李劼人的代表作，也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经典作品。它由中华书局初版于1936年7月（为《现代文学丛刊》之一种），包括《序幕》《在天回镇》《交流》《兴顺号的故事》《死水微澜》《余波》共六部分。1955年10月，经过作家修改过的《死水微澜》（简称“修订本”）由作家出版社出版，繁体、竖排、首印1.7万册。此后六年中每年皆印一次，至1961年已达六次，印量达5.45万册。1961年版虽为新版本（简称“修订二版”），但除文字字体由繁体改为简体，排列方式由竖排改为横排外，其他与修订本并无不同。修订本和修订二版卷首皆有《前记》，主要交代“三部曲”写作缘起、内容及修改情况。
    《死》自初版以来，虽有郭沫若万字长文《中国左拉之待望》予以阐释和推介，但其销量并不好。在此后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研究界和读者对之都少有关注。该书的推荐者、李劼人好友、原中华书局编辑舒新成将之归因于“推广不力”：“李劼人《大波》等三种，为民国以来第一部佳作。郭沫若曾为近万言之长文揄之，曾嘱摘登广告，但销路亦不见佳，如在生活、开明等此书，当可大大销行，虽曰店之素质有关，但推广方面亦有问题。”（《舒新成日记》，《初版史料》1988年第1期）其实，销量不佳，其主因不在此，而在于《死》之内容与主题不合乎启蒙、救亡等时代宏大命题之故。而且，无论当时还是后来，它与文学的左翼思潮及传统几无关联，这也决定了其在大陆版现代文学秩序中的非主流地位。在1950年代，《死》未被具有正统、权威地位的人民文学出版社纳入现代文学名著再版系列，其意味耐人揣摩。
    装帧不佳，也是《死》的短板。初版本封面采用红、黑两色做背景，茎蔓花叶做边饰，题名、著者和社名横排中间的传统装帧风格。作为这套丛书的共用装帧，其主题与风格与作品本身无甚关联。此后的修订本、修订二版亦然。无论前者采用以白色纸面做背景，著者、题名和社名（蓝绿色字体)分列其上的素朴淡雅装帧风格，还是后者采用以大红色纸面做背景，仅留著者、题名于封面（上面）的重彩装帧风格，其设计风格与理念都不着眼于著作本身。如此一部经典长篇小说，竟没有与之相匹配的上佳装帧艺术，这不能不说是一个遗憾。
    《死》的初版本和修订本是两个不同的版本。其一、文学观念不同。前者秉承自然主义叙事观念，力求客观呈现辛亥革命前小镇上各阶层人物的精神面貌和生活样态。这种以个体观察、感知为基础建立起来的叙事更具历史的真实性，即它以小说方式处理并记录历史，以历史方式扶正并生成文学，并分别在文学和历史纬度上生成了全新的“真实”——它是一部活态的风俗志、浓缩版的辛亥史，也是一座丰富而生动的人性标本库。后者秉承革命现实主义文学的叙事规范，对历史事件和人物的描写，更多展现为阶级分析和革命叙事的特点。这种叙事是某种外在理念强势介入并强制修辞的必然结果。其二、语言观念不同。前者遵循五四以来的白话文规范，体现为白话、欧化、方言等多种异质语言的杂糅。其中，人物对话——特别是其中的方言、方腔——更具地方生活色彩。后者遵循1950年代现代汉语规范化要求，描写似乎更准确、流畅，但文学性大大减弱。最常见的是，人物对话描写、心理描写往往与其身份不相符。其三、历史态度不同。这主要表现在对历史事件及其人物的评价上。前者忠实于自己的历史观察，描写比较客观、冷静，但对各种动乱及场面人物又偏于嘲讽，比如称张献忠及起义农民为“群寇”，认为农民的暴动是盲目的而非自觉的行为，等等。在修订本中，凡涉及贬低底层民众的称谓以及展现其固有劣根性的内容，凡揭示其盲目暴动性的文字，都要按照1950年代的政治意识形态进行删除或修改。因为，农民是革命的主力，是国家的主人，初版本中那些贬低群众，特别是其中揭示其劣根性的内容就不合时宜了。其四、人学观念不同。前者对人性、人情的充分表现，特别是其中有关情欲活动和心理的细致描写，更切进个体生命之本源。后者对人性、人情的描写不再表现为欲望纬度，而是大大删减掉有关情欲描写的文字，即使保留，也要经过洁化处理，而且，无论怎么处理，整体上都要服从于“革命”之要义。
    无论文学史叙述，还是图书编纂，都不能忽视其在版本上的上述差异性。虽然初版本和修订本都是历史发展的产物，也都具有文学史的意义，但述史或出版时采用哪一版本都应特别标明。在具体实践中这种常识往往不被重视，乃至时常出现版本混淆现象。比如，2000年7月，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一套丛书——百年百种优秀中国文学图书（1900—1999）。丛书收入的《死》本为修订本，但在其《丛书书目》中标注为“1936年上海中华书局版”，这是不应该发生的。事实上，1955年以后的50多年间出版的《死》，不论单行本还是选集本，所依据的版本全部为修订本。初版本缺席，就意味着，原版经典化进程被人为中止或削弱了，这终究不是什么好事！因为，相比于《暴风雨前》和《大波》，《死》的初版本更具有独立的文学价值和文学史意义，其地位无可撼动，也不可取代！
    初版本的编辑与出版显得尤为迫切而重要。2011年，四川文艺出版社出版《李劼人全集》，第一卷为《死》，所收为初版本，真是功德无量！但是，全集的阅读对象多为专业研究人员和李劼人的超级粉丝，普通读者不大可能去买这一套价格昂贵的（17卷20册，总价2000元）书，因此，以初版本为母本编辑、出版各种形态的大众普及本，以取代目前广为熟知的以修订本为母本的流通版本，似不是一件小事。因为，作为已被经典化了的李劼人及其《死》在未来历史进程中必然要继续接受各种文学与非文学力量的检验并有所增值，如果其初版本不能全面、充分、有效进入阅读场，这肯定是不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