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太庆先生1981年到南开大学哲学系讲西方哲学史史料学，谈到外国哲学著作的汉译本看不懂，说：“看不懂，就是译错了。”先生说得平平淡淡，但我记得格外清楚，原因有两个。第一，我当时大三，读不懂译本，总是怪自己水平低，既不敢怀疑作者，也不敢怀疑译者。第二，先生举了几个西方哲学史界“谬种流传”的翻译例子，“始作俑者”居然都是他自己。
    王先生仙逝15年了。他30多年前说的话，对我们阅读哲学社会科学译本仍是最有智慧的提醒。当然，看，不是随便翻翻。一目十行，体会不到“不懂”。“不懂”也有几个层次。最浅的不懂是觉得奇怪，比如发现书中有个人叫迈斯特·艾克哈特，碰巧读过哲学史，记得欧洲中世纪有个艾克哈特大师，是不是就是这位？如果碰巧还学过德语，就知道译者错了，“迈斯特”者，大师也。译者如此处理人名，相当于这样介绍孔丘先生：姓孔，名夫子。深层的不懂就不这么轻松了，遇到了关键段落，横竖看不懂，反复看还是不懂，可是因为要交作业，要写论文，不懂不行。最深层的不懂最悲哀：读者觉得懂了，可是译者没有真懂。“难道我们德国人从自己历史中所获得的教训还不够吗？”懂不懂？当然懂，反问句嘛。可是，“从自己历史中所获得的教训”是什么意思？客观的历史教训？还是从历史汲取的教训？原文是个严肃的疑问：“我们德国人从自己的历史中汲取到足够教训了吗？”作者认为德国人反省得不够，译者大概很欣赏德国人二战后的反省，无意中把自己的想法读进了原文。
    凡是认真做过翻译的，都深知译事艰难，无论多么小心翼翼，都难免出错。杨绛先生是大翻译家，对误译有很生动的比喻：“平心说，把西方文字译成中文，至少也是一项极繁琐的工作。译者尽管认真仔细，也不免挂一漏万，译文里的谬误，好比猫狗身上的跳蚤，很难捉拿净尽。”鲁迅先生用十个字总结他的翻译经验：“字典不离手，冷汗不离身。”但是，老虎也有打盹儿的时候。先生译尼采的《察拉图斯忒拉的序言》，就因为看错一个字母，把绊住一条腿误译为偷去一条腿。针对文艺界重创作轻翻译，先生说翻译并不比随随便便的创作容易，是公平之论，更是经验之谈。
    关于误译难免，钱钟书先生说得更透彻：“翻译总是以原作的那一国语文为出发点而以译成的这一国语文为到达点。从最初出发以致终竟到达，这是很艰辛的历程。一路上颠顿风尘，遭遇风险，不免有所遗失或受些损伤。因此，译文总有失真和走样的地方，在意义或口吻上违背或不很贴合原文。”针对学术界重研究轻翻译，钱先生特别指出，翻译并不比冠冕堂皇的研究容易：“我们研究一部文学作品，事实上往往不能够而且不需要一字一句都透彻了解的。对有些字、词、句以至无关紧要的章节，我们都可以‘不求甚解’，一样写出头头是道的论文，因而挂起某某研究专家的牌子，完全不必声明对某字、某句、某典故、某成语、某节等缺乏了解，以表示自己严肃诚实的学风。翻译可就不同，只仿佛教基本课老师的讲书，而不像大教授们的讲学。原作里没有一个字可以溜过滑过，没有一处困难可以支吾扯淡。一部作品读起来很顺利容易，译起来马上出现料想不到的疑难，而这种疑难并非翻翻字典，问问人就能解决。”由此可见，与创作和研究相比，翻译有天然劣势。创作可以尽情虚构，研究可以自由发挥，都有犯错的权利。出了错，还可以抵赖，可以狡辩，还可能歪打正着，败笔成为妙句，误解变成新解。翻译则没有犯错的权利。出了错，铁板钉钉，不容争辩。创作与研究，成好名难，成恶名也难；翻译，成好名难，成恶名容易。比如，提起赵景琛先生的剧作，知道的人可能不多了，但提起他把银河译成“牛奶路”的疏忽，听说过的人仍然很多。所以，翻译其实是高风险工作。
    承认误译难免，不意味着对误译听之任之，也不是要对所有的误译同样对待。一类误译是无心之过，应该原谅，也必须原谅。这类错误，多数是因为译者一时懒惰，或者一时疏忽。原作就像名贵的古磁器，译者必须小心侍候，稍微犯懒就会碰出硬伤。懒惰有轻有重，硬伤有小有大。最轻的懒惰是照猫画虎，对原作不求甚解，看一句翻一句，不读上下文，不求精当表述，就难免画虎不成反类犬的尴尬。例如，欧洲民间有句格言，意思与“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相同，但因为是演绎《圣经》的教训，不是受到孔夫子启发，一般照字面译作“你愿意别人怎样对待你，你就应当怎样对待别人”。这句话，有人译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还有人译为“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再例如，资本主义的公平交易原则是“你给我多少，我就给你多少”，有人译为“以物换物”。
    最严重也最常见的懒惰是望文生义，强作解人。这样的例子就多了，平淡无奇的，把“箭术”译为“剑术”，把“弹音阶”译为“学音阶升降”，把“一夜之间”译为“日复一日”或者“一天天过去了”；三分离奇的，把“箭术中的禅”译为“合掌坐禅艺术”或“禅宗射箭术”，把摆脱血缘纽带译成“从与低等血液的结合中显露自身”，把“群体暗示”译为“批量建议”；还有不可思议的，把“刨平木头”译成“种树”或“放好木样”，把“心理阳萎”译成“心理无知”，把“营养良好”译为“长得肥胖”。最离奇的是指望以其昏昏使人昭昭的，原文意思是“传授知识不是教师的唯一职责，甚至不是主要职责，他的责任是传授作人的态度”，一经翻译，变成了“即使是教师，不仅他是，或者说，甚至主要是，一种信息来源的传授者，而且，他的职责也是给学生传授某些关于人的看法和知识。”
    懒惰是顽疾，更难治的是傲慢。很多时候，懒惰是病症，傲慢是病根。翻译很难，仍有人大翻特翻，往往不是他们知难而进，而是他们目空一切，不知道翻译的风险，甚至以为翻译可以两头骗，是名利双收的捷径。有的人外语学个半通不通，就胆大妄为，什么学科的书都敢翻译。因为傲慢，也就不在乎自己的名誉。所以，源于傲慢的误译，是明知故犯，最难纠正。读者指出了错误，译者听而不闻，视而不见，继续埋头滥译。
    王太庆先生有几篇关于翻译的遗稿，念念不忘提高西方哲学著作的翻译质量。不止西方哲学，西方社会科学著作的翻译质量也需要提高，甚至更需要提高。要达到这个目标，需要两个条件。首先，译者要有职业精神。职业精神，首先是敬业。敬业，是因为服务对象是衣食父母，也是因为任何职业都有竞争对手，不敬业端不稳饭碗。译者敬业，还意味着有良心。译者要尊敬原作者。初学翻译，不妨甚至应该拿名家名著练刀，但是否应该把习作发表，仿佛自己已得原作神韵，就值得三思。译者还要尊敬读者，特别是掏自己腰包甚至节衣缩食买书的读者。有的译者自称译书虽不赚钱，但乐在其中。不介意赚不到大钱，可敬。以翻译为赏心乐事，佩服。但是，万万不可以找乐儿的态度译书，否则就是拿不懂中文的作者找乐儿，也拿只懂中文的读者找乐儿。创作和研究可以独乐，译书不能独乐。译者乐还不够，还要作者乐，读者乐。否则，译者乐了，作者哭了，读者懵了。
    职业精神，再进一步是专业精神。治学贵有专长，翻译也贵有专长。认真严肃的译者，都深知隔行如隔山。只有半瓶子醋，才偏偏喜欢夸耀自己译著跨越若干学科。这些人以越界为荣，其实是自曝其短。不愿上当受骗的读书人，要高度警惕这类不打自招的“骗译家”。
    不言而喻，要求译者有职业精神和专业精神，先决条件是翻译成为一个体面的职业，也就是译者可以凭翻译谋生，翻译大师可以有大师的生活。现在的环境下，靠译书活不了，至少是活不好。没有法治的图书市场，不能保护译者的权益，也不能保护读者的权益。没有公开公平的专业批评，拙劣的翻译不仅永远不会杜绝，还可能劣币驱除良币。在目前这个情势下，如果效法傅雷先生，以译书为生，慢工细活，恐怕得饥寒交迫。
    话说回来，拙劣的翻译也不是全无用处。钱钟书先生说：“一个人能读原文以后，再来看错误的译本，有时不失为一种消遣，还可以方便地增长自我优越的快感。一位文学史家曾说，译本愈糟糕愈有趣，我们对照着原本，看翻译者如何异想天开，把胡猜乱测来填补理解上的空白，无中生有，指鹿为马，简直像‘超现实主义’诗人的作风。”拙劣的翻译还有更积极的作用，它能刺激不甘心上当受骗的读者下功夫学外语。有人靠懂点“小语种”搞投机，也能刺激要强的读者攻克小语种。立志揭穿翻译界有意无意的骗子，学外语会变得很好玩儿，很有成就感。不信你就试试。（文/李连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