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7年7月，我从学校毕业分配到久已向往的中华书局，怀揣着我的导师吴枫先生的亲笔信，带着不安而又崇仰的心境去拜见傅先生。待人和善、笑容可掬的他，很快就打消了我的窘态和生涩。那时，傅先生已任中华书局副总编，我因与他夫人徐敏霞老师在一个编辑室里工作，他每天过来与徐老师吃自家带的午饭，使我得以经常见到他，并且日渐相熟。不久，傅先生即应美国密歇根州立大学李珍华先生之邀前去学术访问。访问半年回来后，有一天他突然对我说，“吴枫先生向我推荐你，我去美国还带了你的硕士论文”，并对我褒奖有加，同时，对论文中几处引文与史实提出异议。傅先生如此关心一个晚辈后学，这让我十分惊诧，对他的钦敬之情油然而生。
    1991年八九月间，时任总编室领导提任中华书局副总经理，总编室主任空缺，经傅先生推荐，征得邓经元总经理同意，由我出任总编室负责人，从此，便直接在傅先生手下承蒙教益，亲聆馨欬。总编室工作承上启下，千头万绪，刚开始，明显感到生涩局促，后来，调余喆同志来与我搭档，相得益彰，渐渐游刃有余。总编室在傅先生办公室隔壁，常见傅先生办公室人头攒动，长灯不息，学界同仁往来不绝，我们也有幸从中认识了许多学界大家。更多的时候看见傅先生笔耕不辍，在办公室略显昏黄的台灯下健笔如飞。眼见得傅先生的背身渐渐半躬起来，他的右手骨节处因写字太多而变形得愈发严重。
    经年人事代谢，往来渐成古今。已然成为学术编辑大家的傅先生，仍然常年出入书局与书局后面的家中，同时，往返于兼职的人大国学院和清华大学古代文献研究中心，他那步履蹒跚而又执着前行的身影常常映现在我们的眼前。
    在我们的交往中，我一直视傅先生为一位谦和诚恳而又循循善诱的学界长者和编辑老人，记忆中有三点印象极为深刻：
    首先，是他孜孜向学的学人风范。傅先生学术生涯的代表作应首推1980年出版的《唐代诗人丛考》，这是被钱锺书、萧涤非、詹锳、王元化、程千帆等先生极力推崇的一代学术名著，连同稍后问世的《李德裕年谱》《唐代科举与文学》《唐才子传校笺》等构成了唐代文史学界的基础性文本文献，一直为后辈学人视为无可逾越的学术高峰。到后来年岁大了，他将更多精力用于《续修四库全书》《中华大典》《传世藏书》等大型丛书文献的组织编纂，个人觉得其成就与奉献尚不如前述几部学术著作的学术影响力。
    其次，是他奖掖扶助中青年学者的廓大情怀。多年的学术行政职务束缚，多处兼职博导，广为参与学术评审，组织大型丛书出版，甚至为许多学人的著作写序写推荐语，牵累了他大量精力。有时，他会和我提及他的同辈先生劝他少写一些应景无实的文字的善意批评，嘱我帮他把把关，婉拒一些不必要的应酬文字，可见他已经深自警醒来自学界的这种批评声音。但他对晚辈后学的提携奖助，对晚辈的求助从不拒绝，这一点我觉得弥足珍贵，也时时从旁印证着。他热情地为他们题跋作序，向学校和研究机构以及学术界著文推荐，吴汝煜、陶敏、陈尚君、吴承学、蒋寅、刘石等学界中坚，都曾深受傅先生沾溉，得以共同推助文史学界呈现勃勃生机，而使得学术新意盎然。有一次我去他办公室，见他站在窗前，仰望长天，潸然泪下，原来是英年早逝的吴汝煜先生让他情怀尽显，这让我辈更是感动并敬重。
    还有一点就是他一生持学严谨、宏大博雅的编辑与为学生涯。傅先生早年在中华书局从做编辑入手，到担任编辑室主任、副总编辑、总编辑，编发了《全宋词》《诗经通论》《启功丛稿》等重要书稿，组织策划了《中国古典文学研究资料汇编》《历代文学编年史》《中国文学思想通史》《全宋诗》等多部丛书套书，构织了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学术文化史的繁荣景象。而傅先生对《万历十五年》书稿在大陆几番周折的出版所起到的发现之功，推助之力，已成为编辑出版史上的一段佳话。傅先生早年在宁波一心向学，即显露出文学上的天赋，工作后历经“反右”“文革”的挫折，养成了谦恭谨慎、有时唯诺的处世风格。李珍华教授说他“生活上不细心，写文章倒是很细致”。傅先生治学中时时显露出坚韧的风格，特别是他中年鼎盛时期的文章著作，更是文采飞扬，情韵悠长，让后辈学人倾慕。蒋寅将傅先生归为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第二代学者。这一点，傅先生得益于这一代学人的学养丰厚，并有幸成为他们中的一分子。他与同时代的程千帆、漆侠、蔡义江、褚斌杰、金开诚、沈玉成、罗宗强等涵咏蕴藉，相互推重，共同推动文史研究的发展向纵深挺进。另一个有幸的因子是，傅先生工作同时期的中华书局聚集了金灿然、傅振伦、马非百、杨伯峻、宋云彬、刘起、李侃、赵守俨等一大批至今令我们仰慕的学者型编辑大家，加上“文革”后期因毛泽东同志特别指示的“二十四史”及《清史稿》点校工作麇集一起的顾颉刚、唐长孺、王仲荦、王钟翰、王毓铨、启功等数十位文史学界翘楚声应气求、如切如磋的学术交往，这些都在某种程度上积淀了傅先生等辈学人的学术品格和学术素养。他们共同构筑了一个时代的学术群体雕像，成为一座座让后辈学人们肃立瞻仰的学林丰碑。
    今天，我们静默观照刚离开我们的傅先生，因他本人对唐代学人群体研究的卓越贡献，得以成为他们那个时代群体雕像中的一尊，安然矗立在那里。应该说，运命铸就，时代使然，傅先生也是幸运的。
    （李岩，作者系中国出版集团副总经理、编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