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共我赏花人
    这世界才子佳人的结合有的相濡以沫，白头偕老，有的却由情投意合的开始演变为你死我活的角逐。对于第二种结局，人们不禁扼腕叹息，曾经轰轰烈烈的爱情，耳鬓厮磨的亲昵，最终却反目成仇，劳燕分飞。
    郁达夫和王映霞这对羡煞旁人的“富春江上神仙侣”，在纸醉金迷的上海陷入狂恋，在时局动荡的新加坡飘摇离散，这场孽缘也许一开始就注定悲剧，只是现实比想象中更快些，也更惊动世人些。
    
    文人天生激情，当爱情来临之时，他们往往以燃烧的姿态去赴那场短暂却绚丽的盛宴，他们只安于此刻的美好，却从不去想激情退却后的结局。恋爱中的人总是希望“现世安稳，岁月静好”，但在激情冷却后才发现这些都是自己的痴望与奢想罢了。
    郁达夫出生于浙江富阳一个普通家庭，青年时和许多爱国志士一样热心社会运动。1912年，他因参与学潮运动被校方开除。第二年，他便在亲人的帮助下踏上日本留学的道路。正是在日本接触到新的思想和环境，郁达夫才能够更加客观且带有预见性地审视中国落后的习俗与礼节，才有经验和能力在日后写出不朽名篇——《沉沦》。
    同样，郁达夫也在现实中看着自己一步步沉沦在爱情的旋涡里面无法自拔，当岁月残忍地消磨去曾经的激情，当生命的长度突然截止到49岁，回首往日走过的岁月，他这一世都在一个又一个不明方向的旋涡中沉沦。
    尽管是一个接受过文明礼仪的绅士，仍然避免不了中国旧式婚姻制度的戕害，1917年他从日本返回家乡与同乡女子孙荃订婚。郁达夫是幸运的，孙荃并不是不通文墨的乡野妇女，郁达夫曾形容她“荆钗裙布，貌颇不扬，然吐属风流，亦有可取之处”，从中可以看出郁达夫对孙荃还是有一些感情的。
    从婚后郁达夫的一些作品也可窥到一些喜悦之情：
    梦来啼笑醒来羞，红似相思绿似愁。中酒情怀春作恶，落花庭院月如钩。
    或许，没有以后的遇见，像孙荃这样一个颇通诗书的才女是可以和郁达夫相守到老的，她并不是他的挚爱，但是没有烈火一样的感情，在细水长流的滋润下缓缓流到生命的尽头也未尝不是一件幸事。无奈命运弄人，一旦遇到斯人，此前种种皆为过眼云烟。
    最好的季节
    1927年，郁达夫的缪斯女神出现在他的生命中，这个女子也在郁达夫以后的生活里带来了数不尽的悲欢离合。
    1927年1月14日，寓居上海的浪漫派大师郁达夫偶遇了自己在日留学时的好友孙百刚，得知其居住在法租界尚贤坊后约定改日登门拜访。
    14日一早，他便欣然前往好友家。一路上寒风凛冽，但他并不觉得冷，因为身上穿了远在北平的老婆孙荃寄来的皮袍子。还未进门，他就“百刚！百刚”地喊，一进门他便见到了老同学和孙夫人，还有一位年轻漂亮的小姐。
    孙百刚介绍道：“这位是王映霞王小姐，是杭州学者王二南先生的外孙女。我们从温州一起逃难到上海来的。”在看到王映霞的一刹那，郁达夫枯死的心脏就再一次复活了。
    那天，王映霞穿了一件织锦旗袍，曲线玲珑，一双大眼睛似笑非笑地看着他，一张略大而带有妩媚曲线的嘴唇，更给人以轻松愉快的印象。面对这样一个青春年华的妙龄少女，风尘仆仆的郁达夫竟有些不好意思起来。
    面对着这样一位女子，郁达夫的一池春水搅乱了。初次见面，郁达夫那文人专属的冲动与激情就一波波袭来，竟对王映霞说：“我觉得从前在什么地方见过王小姐，好生眼熟。”
    王映霞未接腔，孙太太打圆场：“也许是在杭州什么地方碰到过吧。”聊了聊才知道，王映霞曾就读于杭州女子师范学校，是出名的校花，还被评选为“杭州第一美女”。
    王女士也是一个接受过新式思想的人，刚开始她并不知此人是谁，后来在好友孙百刚的介绍下才得知此人竟是文坛上声誉颇高的郁达夫。她自己也喜欢看郁达夫的作品，痴迷于他的成名作《沉沦》，面对自己的偶像，积蓄太久的感想不知从何说起，二人很快便熟络地交谈起来。
    首次见面相谈甚欢，王映霞在当天的日记中这样写道：“他身材并不高大，乍一看有一些潇洒的风度。一件灰色布面的羊皮袍子，衬上了一双白丝袜子和黑直贡呢鞋子。从留得较长而略向后倒的头发看上去，大约总也因过分的忙碌而好久未剪了，他前额开阔，配上一副小眼镜，颧骨以下，显得格外瘦削。”
    当日回到家中，郁达夫也在日记中写道：“我的心被映霞搅乱了，南风大，天气却温和，月明风暖，我真想煞了映霞，不知她是否也在想我，此事当竭力进行，求得和她做一个永久的朋友。”在梦中，王映霞依然美若天仙，这使郁达夫有了勇气，想迫不及待地抓住这次机会。第二天，郁达夫便前往孙家邀请王映霞外出游玩，从天韵楼到豫丰泰酒馆，二人吃吃喝喝，谈笑风生，一点也不冷场。
    后来，郁达夫几乎天天往孙家跑，起初还为约会制造理由，后来实在无话可说，索性就站在门口高声朗吟道：“出门无知友，动即到君家。”
    又过了一个星期，适逢王映霞的生日，郁达夫特意到当地有名的王宝和定了一桌酒席，邀请孙家夫妇一道为王映霞过生日。王映霞不禁心花怒放，席间与郁达夫频频举杯碰酒，暗送秋波。孙百刚夫妇很快发现了郁达夫的醉翁之意。郁达夫也毫不避讳，对好友说明了自己对王映霞的爱意，可他们却不赞成他的这份感情。
    
    虽然郁达夫在文学上是难得的天才，在生活中，他却过得不如人意，作为一个已经有妻室的男人，不仅不去勇敢地承担责任，反而移情别恋，这是不可取的。同样王映霞，一个如清水芙蓉的女子，又怎会承受破坏别人家庭的“第三者”恶名？
    局外人很快看到这场感情的不现实性，但是郁达夫全然不顾孙百刚的好言相劝，并放出话来：“让事实来证明一切吧！这一次是我生命的冒险，同时也是我生命的升华！”依然对王映霞穷追不舍。
    在孙百刚的干涉下，王映霞只好回到杭州老家，与郁达夫断了联系。这期间，郁达夫也有些自责，每当想到远在北平的妻子孙荃心中也很不是滋味，在日记中，他这样写道：“心里只在想法子，如何报答我的女人，我可爱又可怜的女奴隶。”
    然而，诗人的理智终究是敌不过激情的，郁达夫竟跑去杭州找她，在雪中一站便是两个钟头。王映霞强硬而冷酷的回避给了郁达夫沉重的打击，他开始了一段酗酒的颓废生活。局外人冷眼观看，似乎这盘棋子陷入死局之中。
    1月28日郁达夫给王映霞的一封信使她触动很大。其中有一句话这样写道：“人生只有一次婚姻，结婚与爱情，有微妙的关系，你但须想想当你结婚年余之后，就不得不日日做家庭主妇，或抱了小孩，袒胸哺乳等情形，我想你必能决定你现在所走的路。你情愿做一个家庭的奴隶吗？你还是情愿做一个自由的女王？你的生活，尽可以独立，你的自由，绝不可以就这样轻轻地抛弃。”
    这是一封充满煽动力的情书，更是一份勇敢的爱的宣言，更是鲁迅作品《伤逝》中，子君听信了涓生“我是我自己的”言论，才决定抛弃一切和涓生走到一起的现实写照。
    2月9日，郁达夫给王映霞写了一封更直白的信，轰轰烈烈的爱情宣言让王映霞无处可躲：“不消说这一次我见到了你，是很热烈的爱你的。正因为我很热烈的爱你，所以一时一刻都不愿意离开你。又因为我很热烈的爱你，所以我可以丢生命，丢家庭，丢名誉，以及一切社会上的地位和金钱。所以由我来讲，现在我最重视的，是热烈的爱，是盲目的爱，是可以牺牲一切，朝不能待夕的爱。”
    郁达夫的文字，在这一时期显得颇具魅力光彩。最终，王映霞被感动了。在短暂的回避之后，他们终于不顾一切地走在了一起，过年之后，王映霞重返上海。
    沉沦
    已婚男人仅存的理智瞬间土崩瓦解，两人的好感在短暂的分离后更加汹涌澎湃。他们约好去霞飞路逛街，没走几步却逛到江南大饭店开了一间房，仿佛急于单独相处。随后二人又转往四马路喝酒，接着又去快活林吃西餐，一直到晚上再回到酒店。
    虽然二人在后来均否认有“越轨行为”，但他们的感情已进入白热化。在王映霞哭哭啼啼地催促下，爱昏了头的郁达夫放下了对结发妻子仅存的顾怜，于1927年彻底抛弃了妻子。1928年春天，文学才子郁达夫和“杭州第一美人”王映霞在西子湖畔举行了婚礼，新房设在金刚寺的王家，著名诗人柳亚子以“富春江上神仙侣”来形容二人婚后的甜蜜之况。
    
    郁达夫
    婚后的郁达夫身体较弱，还有轻微的肺病现象。为了照顾丈夫，王映霞每日用鸡汤、甲鱼、老鸭帮他调理。虽然王映霞年纪轻轻，却将郁达夫的生活照管得极为细致，郁达夫的版税及稿费收入，也管理得井然有序。
    可渐渐地，二人的生活起了摩擦。首先是郁达夫的才子习气，“头发不梳、胡髭不刮、衣服不换、皮鞋不擦”，每次都要王映霞催促到剑拔弩张的地步郁达夫才去打理。其次是郁达夫好酒，常常喝得烂醉如泥，醉卧马路。
    王映霞也多次劝他少喝一点，但郁达夫却耍起了小孩脾气。有一年，郁达夫因为喝酒问题和王映霞大闹，一气之下还离家出走，独自喝得酩酊大醉，睡在黄浦江码头上，身上的钱财全被小偷摸走。望着这样的丈夫，王映霞开始怀疑自己当初的选择，开始思考为了这样一个任性的男人，耗费青春究竟值不值得。
    他们之间感情的破口被现实一点点撕扯变大，1936年1月15日，郁达夫受邀去福建教书。于是，王映霞与浙江省教育厅长许绍棣发生了暧昧的关系。好事不出门恶事行千里，妻子出轨的消息很快便传到了郁达夫的耳中。起初他还不愿相信，直到王映霞和许绍棣之间的情书传到他手上时，他才当着好朋友大喊大叫：“万万想不到她会这样不要脸！”
    最后郁达夫找到了妻子，让她在自己和许绍棣之间作出选择。然而，许绍棣却在关键时候退缩了，王映霞只好选择郁达夫，跟他去南洋。经过朋友的努力撮合，王映霞和郁达夫算是勉强复合，但彼此心中留下的伤口还未等痊愈，却又迎来致命一击。
    1939年，郁达夫将妻子“背负偷情”的种种事态公开发表在《大风旬刊》上，王映霞也立即写给郁达夫一封长信，信中写道：“为了孩子，为了12年前的诺言，为了不愿使你声名狼藉，才勉强维持这个家的残局，把你的一切丑行都淹没下去，然而你却是一个欺善怕恶、得寸进尺的人，在忍无可忍的状况下，只好把你那颗蒙了人皮的兽心揭穿了。”至此二人关系完全破裂，王映霞和郁达夫开始分居。
    1940年3月，王映霞和郁达夫的婚姻走到了尽头，这对曾经被艳羡的神仙眷侣最终劳燕分飞。真所谓：大堤杨柳记依依，此去离多会自稀。秋雨茂陵人独宿，凯风荆野雉双飞。
    离婚后的王映霞已34岁，她把自己最美好的年华都给了郁达夫，如今又带着一身伤痕回国。好在用力打扮一下，竟也还是美的，很快她又在交际场上左右逢源。她像是回到一个自由的王国，重新做了自己的主人。
    远在南洋的郁达夫还是想念她的，后悔过，心痛过，还给她写过信：“愁听灯前儿辈语，阿娘真个几时归。”
    但这次，阿娘是铁定不会回头了。在情人戴笠死后，王映霞选择开始一段新的婚姻，安于自己的丈夫，并为他生下一男一女，一家人在芜湖过着朴实无华的生活。这样安定的生活于王映霞来说，直到最后都是满意的，王映霞晚年回忆称：“如果没有前一个他（郁达夫），也许没有人知道我的名字，没有人会对我的生活感兴趣；如果没有后一个他（钟贤道），我的后半生也许仍漂泊不定。历史长河的流逝，淌平了我心头的爱和恨，留下的只是深深的怀念。”
    与王映霞分开后的郁达夫却在南洋与日本侵略军展开生与死的搏斗，他一方面担任着令人唾弃的日军翻译职务，一方面又利用职务之便，暗中救助、保护了大量文化界流亡难友、爱国侨领和当地居民。1945年，郁达夫在真实身份被日军识破后惨遭杀害，享年49岁。不知王映霞得知郁达夫的死讯会有何感想，毕竟曾经深深爱过，只能轻轻地寂寞空庭春欲晚，无奈梨花满地不解情！
    本文选自《我要傍近你，方不至于难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