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劼人致巴金信
    
    李劼人致巴金信
    
    珍藏于中国现代文学馆的书信中，有两封是李劼人写给巴金的，内容篇幅均不长，但是信息量很多，折射出李劼人1958年3月初和1962年1月底的生活和创作情况，并谈及友情、健康和物价水平等，该史料具有珍贵的研究价值。
    1891年出生的李劼人和1904年出生的巴金相差13岁，而二人都有过早年留学法国的经历，受过法国文学的熏陶，又同为川籍知名作家，在新中国成立后都曾为全国人大代表，每年的二三月份都有机会到京相逢，虽然一位身在沪地、一位留守蓉城，但二人惺惺相惜之感不在话下，仅通过以下两封书信内容便可见一斑。
    第一封信如下：
    巴金兄：
    刚由医院检查回菱窠，奉到二十八日手札并剪报。读罢，不胜惆怅！我于二十五日午抵蓉。甫下火车，即闻廖静秋死讯。明知其不起，仍悲泪欲滴。诚如尊言，她的生命力如此之强，而近代科学竟不能挽救于九死之中，令人扼腕之至！幸有《杜十娘》一片留传人间（《思凡》才是她的绝唱，可惜未先拍出来！），又比她许多前辈强多了。但前年写申请时，得力阁下两句抄辞动人，此功亦不可没。我拟在一年内写一篇《廖静秋的平生》，以志哀悼，并用此鼓励后辈，尊意以为如何？
    回蓉后，仍时感厥晕心跳。承组织照顾，许我静养，故得专心写作。只是每天仅能写出千余字，多则不支。昨日血压高度为一八〇度，在我不算高，惟低度为一二〇度，都过高了些。现在再度澈底（彻底）检查中。烟酒仍未入口。在成都吃水果蔬菜都较北京方便。希望尊驾能再莅蓉小住为幸！此祝健康！
    李劼人 顿首
    三月四日薄暮
    此信落款没有年代，而根据内容“即闻廖静秋死讯”可以查对，该信写于1958年。廖静秋（1925年—1958年），川剧表演艺术家，是20世纪四五十年代有名的川剧旦角，1956年查患癌症。同年在出席全国人大会期间，巴金、李劼人与沙汀联名提交申请，呼吁将廖静秋主演的《杜十娘》拍成电影，申请由李劼人执笔，根据巴金的提议特别写道：“现代科学固然不能挽救她的生命、减轻她的痛苦，但可以保留她的艺术。”这一建议得到文化部的肯定，时任文化部副部长的夏衍把拍片的任务交给了北京电影制片厂。廖静秋强忍病魔的折磨，终于在1957年底完成了我国川剧史上第一部彩色艺术片《杜十娘》，1958年初病殁。从信上看来，李劼人为廖静秋的去世感到非常难过，惟一能聊以慰藉的便是此前与巴金、沙汀一道促成了《杜十娘》的拍摄一事，称其艺术生命“又比她的前辈强多了”，使廖静秋为川剧艺术留下了一份珍贵的遗产。李劼人在信中表示“要写一篇《廖静秋的生平》，以志哀悼”，其篇目并未为后世所见。而巴金即于1958年2月28日的《解放日报》上发表了回忆散文《廖静秋同志》。
    李劼人于1958年2月时出席全国人大一届五次全会，期间一度心脏病发作，导致“体力不支”等健康问题，所以回成都后能“承组织照顾，许我静养，故得专心写作”，他在信中所提到的“写作”，一指已经从1956年开始的《大波》的重写工作，二是少量短篇及回忆文章。
    此信还提到“在成都吃水果蔬菜都较北京方便”，此时全国还没有进入“三年困难时期”，其家庭经济压力的影响尚未有明显表现。
    第二封信如下：
    巴金老哥：
    今天接到赐寄的《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史话》第六册，非常感谢！得此，则此书变成完璧，将来于我参考时大为有利，感谢！感谢！
    三月初在京晤面，还要面谢！同时，希望您不要忘记了前岁托购的三星牌蚊香，极愿三月在京当面交我，至请！至请！
    拙著《大波》第三部，赶在一九六一年十二月二十八日写完，现正复习资料，不日即将着手写第四部了。
    成都的物质生活开始好转，黑市浪潮已被压退，生活费用开始降低，不过要回复（恢复）到一九五七年的程度，似乎尚有待耳！知泛并闻，一切俟在京面谈可也。
    专此并颂
    新年纳福
    李劼人 顿首
    一九六二年一月四日
    时间转眼就过去了三年多，李劼人和巴金的友谊不断，除每年开春在北京开会的见面外，平时更有不少书信往来，此信中巴金寄去的“《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史话》第六册”，李劼人大为感谢，称此书“将来于我参考时大为有利”，体现出李劼人重视史料，是在以史为据的前提下，再铺陈故事、刻画人物的写作特点。
    信中所及将为有利的那作品，也就是后面提到的“拙著《大波》第三部，赶在一九六一年十二月二十八日写完”，可以明确李劼人改写《大波》前三部的时间为1957年6月至1961年12月28日。此后至李劼人去世的1962年12月24日为止，其改写的《大波》第四部未完成。
    需要说明的是，《死水微澜》和《暴风雨前》的改动内容相对均不影响原出版作品的整体内容，而《大波》的改动内容则由50万字改写了40万字，基本是重写。虽然同为《大波》之名，内容上几乎是两种风格，可以视为两部作品。对于该作的重写，巴金曾在《谈〈秋〉》一文中提到：“我很佩服比我年长13岁的李劼人同志重写《大波》的决心和毅力”，李劼人生命的最后五年半时间都在重改《大波》。2011年由四川文艺出版社出版的《李劼人全集》，同期收录了1937年版的《大波》和1957年后改写的《大波》，显而易见的是，1937年版的《大波》是更为珍贵的。
    巴金曾于1961年1月5日到李劼人的菱窠住所看望，同行的还有时任《四川省志》编辑委员会副主任的张秀熟，以及老朋友沙汀。李劼人和巴金相见的最后一面应该就是信上提到的“一切俟在京面谈可也”，即1962年3月在北京的全国人大二届三次会议上，而谁曾想，这竟是最后的面见。
    李劼人的去世是那样戛然而止，1962年12月25日，在李劼人病逝的次日，巴金在唁电中沉痛地说：“文艺界失去了一位杰出的作家，我失去了一位良师益友”，“他不仅是一位热血侠肠的好人，还是绘声绘色的小说家，也可以说他是成都的历史学家，他的小说岂止是成都的风俗志”，而最重要的是“过去的成都活在他的笔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