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现：丁玲与瞿秋白 2007年8月，上海鲁迅纪念馆举办“纤笔一支谁与似——丁玲生平与创作展”，展出了新发现的1930年代丁玲致冯雪峰的五封信的原件，被称为《不算情书》的“姊妹篇”。2011年春天，我在鲁迅纪念馆见到了这五封信。它们已经是文物，用塑料膜封着，不能用手直接触摸，工作人员戴着白手套展示给我看。当泛黄的纸张出现在面前的时候，我陡然噤声，屏住呼吸，血液凝固。那就是他们披肝沥胆的爱情吗？莫名的紧张甚至使我起了鸡皮疙瘩，可能是不敢想象与别人刻骨铭心的爱情如此相遇吧？对于我来说，它们不是文物，那被捧着的，就是两颗跃动的心。我情不自禁伸出手去，迟疑着想要触摸，但被告知，不能触摸，也不能拍照。内容我已经知道，但那些手写的文字就在眼前时，感觉还是不一样，我感受到了丁玲的体温和呼吸。他们曾经的眼泪和热血，都真切逼近我。我只能在纸上记下，它们每一页是横写还是竖写，折痕如何。这些信并不完整，写得断断续续，我记下了它们的断和续，希望回去之后细细看、慢慢想，从这些迹痕中发现点什么。 如果没有《莎菲女士的日记》，如果没有《不算情书》及其“姊妹篇”，我可能不会选择丁玲做研究对象——虽然研究丁玲并非仅仅研究这些。丁玲的这一类文字并不多，但对于女性爱情和隐秘心理的书写却已达到极致。“五四”以来，中国女性主义写作的教母非丁玲莫属。新时期女性写作普遍内转，所谓“身体化写作”，作为向女性内宇宙掘进的一种手段，为女作家们所青睐。可是，无论多么大胆的身体策略，无论多大尺度的生理袒露，在反映女性情感与身体的隐秘方面，仍然无人能出丁玲之右。丁玲第一个打开了女性荆棘丛生又芬芳炫目的秘密花园。几乎可以说，一干女作家白袒露了，丁玲不必袒露，便已独占鳌头。之所以没人写得过丁玲，在于丁玲的真——直接由灵魂和血液倾泻于纸上的真——无人能及。后世女作家虽然也努力倾泻自我，但是，有的仍不脱外在的绕和作秀成分，原本对自己就做不到百分之百的诚实，表达出来又百般顾忌半遮半露，既要打开自己，又怕被人认出来，便失却了真切的表达和自陈的勇气；有的走向另一个极端，豁出去，虚构隐私，虚构自传，虚构高潮，虚构激情，虚构堕落，看起来特别真实，实际上却是另一种更大的不诚实。只有丁玲，敢于坦白地捧出自己真实的心，带着血液的温度。不管莎菲身上有多少虚构，不管人们为她找到多少个原型，毫无疑问，她的精神原型只有一个，就是丁玲。莎菲就是丁玲，就是老字号的“丁玲记”。这样的非我莫属独此一家别无分店，又有多少女作家做到了呢？ 丁玲被认为是一个“未完成的作家”，但另一点可能被忽视了：丁玲是一个完成的女人。“未完成的作家”＋“完成的女人”，这样表达，我觉得作为女作家的丁玲才完整了。一个女人，一生中只要有过一次刻骨铭心的爱情，就算是完成了。丁玲最刻骨铭心的爱是冯雪峰，以《不算情书》及其“姊妹篇”为证。说是“不算情书”，实际上太算情书了，那简直是世界上所有女人写给所有男人的情书。女人对男人的情感诉求，深度与重量莫过于此了。丁玲最贴切地写出了某种女人恋爱中的感受，如果我陷入此种爱情，一定写不出比它更优秀的情书，那么，我宁愿把丁玲的《不算情书》献给对方，或者直接告诉他一个索引：我对你的爱，见丁玲《不算情书》。 不仅拥有刻骨铭心的爱情，丁玲的一生，就是活在爱情之中的，尽管阶段不同对象不同，爱情的重量和质量也各有不同。还有哪个八十多岁的老太太，会在去世前几天的重症监护室里，在刻骨铭心的爱人去世的时刻，想起他来，喃喃而语：雪峰就是这个时候死的。还有哪个八十多岁的老太太，会在弥留之际，对丈夫耳语：你再亲亲我，我是爱你的。 丁玲的情绪化为许多人所不以为然，因为她后来的身份变得特别不适于情绪化了，尤其不适于女性特色的情绪化。但是，如果仅仅把她作为一个性情的女人来看，你就会觉得她的情绪化是多么正常。如果不情绪化，她就写不出充满乖戾的女性气息的《莎菲女士的日记》，她就没有那样热烈微末的爱的体验，她就写不出《不算情书》。所有天才的女人都是情绪化的，我愿意体谅她们的情绪化。 对于丁玲，我无法定位是哪一种情感，如同对于至亲的人，我也常常是百感交集。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再没有哪一位女作家，让我用心如此深重了！无论是她写下的文字还是她的文学史形象。我必须带着自己的体温去触摸她的情感，因为，她的情感表达就是有体温的，“人生为了什么？就是为了爱。活着就是因为我有爱，失去了爱就可以不活，不工作。我活着，工作着，都是因为我有爱。”（丁玲《我的生平与创作》）她是无保留的，无论对于爱情还是革命。在整个现当代文学史上，她也是最真实地敞开和亮出自己的一个，她也因此经常处于一种无保护状态。伤害写满她，但她也活出了豁亮的自己。她可以是硫酸，可以是灯油，唯独不可能是温吞水。 所以，这一次，我想谈谈她的爱情。只谈爱情。 丁玲的父母均出身富裕之家，父亲不善理财，年纪轻轻去世时，家庭经济已降落到小康。母亲变卖家产，带着丁玲姐弟从湖南安福（今为临澧）的夫家回到常德的娘家，由旧女性变成了新女性，入新学堂，与向警予成为同学。小小的丁玲也开始上学了，母女等于同时在上学，虽属不同的级别，仍为一时之新气象。丁玲的母亲求学完了又办学，属于中国最早的独立职业女性。在这样一位母亲的影响下，丁玲注定不会是一位旧女性。但她做新女性做得并不典范，当时典范的新女性当属女学生，而丁玲虽18岁就从家乡来到上海、南京，却并没有考取大学做成地地道道的女学生。毕竟她中学还没毕业，就等不及要到外面的世界来看看了。是王剑虹把她带到外面的世界来的，王剑虹是丁玲的引领者。丁玲和王剑虹在湖南时曾经同校，王剑虹属于师姐，可能彼此感觉高冷不好接近，当时并无直接交往。王剑虹先到上海，进陈独秀、李达等创办的平民女校，1921年寒假回家乡，又动员丁玲跟她一起到上海进入平民女校。她们对平民女校感到不满足，之后去了南京。 丁玲在家乡读书时，学校里流行女性之间交好的风气，这也是当时整个社会风气的微末的一部分。女性走出家庭，走向社会，精神与情感压力很大，独立支撑不易，而女性之间的相互依恃比女性从男性那里获取力量来得容易，所以，当时的独立女性几乎都有女性同道，秋瑾与吴芝瑛，丁玲的母亲与向警予，都是这种情形。小说中也有对女性情谊的反映，凌叔华的《说有这么一回事》写到女生之间的恋情，那是同性之间模仿男女爱情的结果，是当时追求自由爱情的风潮的一部分，其实不能等同于“同性恋”。丁玲的《暑假中》《韦护》也写到同性之谊，同时揭示了女性情谊的脆弱，以及相处的消沉，与青春的苦闷心态有关。 在这样的时代精神背景下，丁玲与王剑虹在南京和上海漂泊时，同行同止、形影不离是很自然的。无法将这种关系定义为同性恋，即便柏拉图式的也算不上，她们只是女孩子间的无条件的要好，当时能够彼此陪伴的也只有她俩，桀骜不驯的她们与周围同龄人以及社会之间是彼此不买账的。 她们在南京漂泊的重大机遇是结识了共产党人瞿秋白。在瞿秋白的劝说下，她们进入上海大学文学系旁听。他们由此开始了交往，瞿秋白是她们的老师。丁玲的一生注定是不平凡的，因为她匪夷所思地遭遇了那么多不平凡的人。这些人进入她的生命，似乎就是为了使她与历史发生关联，把她的名字写入历史。瞿秋白只是一个开始。丁玲1980年写下的《我所认识的瞿秋白同志》（载《文汇》增刊1980年第2期），是她晚年最出色的几篇文章之一。透过丁玲的眼睛，可以看见一个更真实的形而下的瞿秋白。敏锐的女人眼中的男人，总是更有气息和血肉，更加细致入微和全息化，何况他们之间还有那样婉曲而微妙的缘分和特殊的相知，何况她还有那样惊人的表达力。所以，剖析丁玲和瞿秋白之间的关系，这篇文章应该是最好的依据。 当丁玲发现王剑虹的忧郁不安是因为在与瞿秋白暗恋时，受到的打击是难以言喻的。她首先感到的是友谊的背叛，王剑虹比她大三岁（丁玲1904年生人，王剑虹1901年生人），在二人关系中是主导者，她对王剑虹的依赖是很强的；她以为自己和王剑虹的女性同盟是牢不可破的，现在，却面临解体，王剑虹有了更亲密的人，有了避讳她的秘密。更微妙的，是她对瞿秋白应该也怀有某种朦胧的少女情愫，毕竟，他是她接触过的第一个优秀的男人。不可避免地，她遭遇了双重的打击。但她还是支持了他们两人的恋爱，那层爱的窗纸，还是她帮他们捅破的。可见，丁玲不是一个自私的小女人。也许他们之间的难以启齿，原本就包含碍于丁玲、怕她受伤的成分吧？这也算解铃还须系铃人。 丁玲帮他们捅破爱的窗纸时对瞿秋白说：“你要知道，剑虹是世界上最珍贵的人。”“你们将是一对最好的爱人，我愿意你们幸福。”这是多么郑重的托付！尽管她在忍着受伤的痛楚。定情的当晚，丁玲还从墙上取下王剑虹的一张照片送给了瞿秋白。定情不久，1924年1月，他们结婚了。王剑虹23岁，瞿秋白25岁。瞿秋白和王剑虹夫妇，还有丁玲以及瞿秋白的弟弟瞿云白，住在一套房子里，共同生活。他们很照顾她的感受，经常主动到她的小屋里聊天。云白给秋白和剑虹买了一只炉子，他们也一定要放在丁玲屋子里。夫妇俩晚间来到丁玲的小屋时，他们灭灯围炉而坐，在炉火营造的朦胧美妙的氛围中交谈，主要是瞿秋白给她们讲文坛轶事。丁玲晚年在《我所认识的瞿秋白同志》中回忆：那时秋白同志的议论广泛，我还不能掌握住他的意见的要点，只觉得他的不凡，他的高超，他似乎是站在各种意见之上的。那时的瞿秋白是一个忙碌的革命者，“他西装笔挺，一身整洁，精神抖擞，进出来往，他从不把客人引上楼来，也从不同我们（至少是我吧）谈他的工作，谈他的朋友，谈他的同志。”虽然瞿秋白只比王剑虹大两岁，比丁玲大五岁，但在她俩面前却是有老资格的，尤其在革命这个问题上。她们都是不谙世事的女孩子，他不会直接给她们讲革命事业，更多是谈艺论道。除了参加革命活动，瞿秋白还讲课翻译著述写诗，他多才多艺，富有生活情趣，甚至懂昆曲、会篆刻。那时的丁玲，对瞿秋白有一种崇拜。 瞿秋白与王剑虹正在蜜月期，他“常常在外忙了一整天，回来仍然兴致很好，同剑虹谈诗、写诗。有时为了赶文章，就通宵坐在桌子面前，泡一杯茶，点上支烟，剑虹陪着他。”“他每天写诗，一本又一本，全是送给剑虹的情诗。”王剑虹也是多才多艺的，“剑虹也天天写诗，一本又一本。他们还一起读诗，中国历代的各家诗词，都爱不释手。”1924年1月20日，新婚的瞿秋白到广州参加国共合作的国民党一大，几乎每天都给王剑虹写滚烫的情书，还为她写诗，其中有一首被认为是瞿秋白最好的诗：万郊怒绿斗寒潮，检点新泥筑旧巢。我是江南第一燕，为衔春色上云梢。他把她称为梦可——法语“我的心”的音译，他自称是“爱之囚奴”，他说，“没有爱便没有生命”，离开她的他，只能“算是半个‘人’了”。王剑虹确确实实是爱过和被爱过的——希望丁玲意识到这一点，这会给她很大的安慰。但在这段夫唱妇随的关系中，王剑虹似乎失去了主体性。鲁迅在《伤逝》中说，“人必生活着，爱才有所附丽”，而王剑虹只是为爱在活着了，他的外面的世界，他的革命事业，她都进不去。除了爱，她的生活几乎被架空，爱便无所附丽了，这是不是潜藏着某种危机？如果假以天年，她或许会从爱的沉浸中警醒。 曾经与王剑虹同行同止的是丁玲，现在却变成了瞿秋白，丁玲成了外人。目睹别人的你侬我侬，自然是虐心和不自在，这使丁玲压抑失落，同时也催她成熟。“我不能不随着他们吹吹箫、唱几句昆曲（这都是秋白教的），但心田却不能不离开他们的甜蜜的生活而感到寂寞。我向往着广阔的世界，我怀念起另外的旧友。我常常有一些新的计划。而这些计划却只秘藏在心头。我眼望着逝去的时日而深感惆怅。”漂了两年，眼见王剑虹已有归宿，丁玲不能不问自己的归途和未来。 暑假到了，丁玲要回家，同时跟北京的女同学们约好，暑假后直接去北京读书，不再回上海。“这是她们对我的希望，也是我自己的新的梦想。上海大学也好，慕尔鸣路（笔者注：他们的住处所在）也好，都使我厌倦了。我要飞，我要飞向北京，离开这个狭小的圈子，离开两年多一天也没有离开过、以前不愿离开的挚友王剑虹。我们之间，原来总是一致的，现在，虽然没有什么分歧，但她完全只是秋白的爱人，而这不是我理想的。我提出这个意见后，他们没有理由反对，他们同意了，然而，却都沉默了，都像有无限的思绪。”“我走时，他们没有送我，连房门也不出，死一样的空气留在我的身后。”这种情形很奇怪，不是一般的不舍就可以解释的。是瞿秋白和王剑虹之间已经出现了什么问题？还是他们担心丁玲的缺失将会使他们之间出现什么问题？也许，正是丁玲的存在，使他们之间的关系有一个稳定的结构。也许，瞿秋白眼里的王剑虹的可爱，就在于她是与丁玲在一起的那个王剑虹。也许，王剑虹对瞿秋白的爱，一开始就是有丁玲在才完满的，瞿秋白不能完全取代她对丁玲的情感需要。 在一起时，旁观二人的爱情生活，丁玲对王剑虹可能会有一丝微妙的嫉妒；一旦离开，却又对密友充满隐隐的担忧。她写自己登上回家的船时，心在随风流荡：“上海的生涯就这样默默地结束了。我要奔回故乡，我要飞向北方。好友啊！我珍爱的剑虹，我今弃你而去，你将随你的所爱，你将沉沦在爱情之中，你将随秋白走向何方呢？”丁玲已经敏感到了王剑虹的危机：“沉沦在爱情之中。”之前她也说过：“她完全只是秋白的爱人，而这不是我理想的。” 丁玲回到了永远支持她的母亲身边。离开王剑虹和瞿秋白，她的心情非常忧悒，连母亲都觉察到了。瞿秋白和王剑虹果然好景不长。先是丁玲收到王剑虹的来信，说她病了。“这不出我的意料，因为她早就说她有时感到不适，她自己并不重视，也没有引起秋白、我或旁人的注意。我知道她病的消息之后，还只以为她因为没有我在身边才对病有了些敏感的缘故，我虽不安，但总以为过几天就会好的。”王剑虹患的是肺病，丁玲认为是瞿秋白传给她的，他自1919年起就患有肺病，身体一直不好。王剑虹开始被误诊为怀孕反映，等确诊为肺病时已晚了。王剑虹的病可能是在丁玲走后确诊并恶化的，预感到时日无多时，她想念的还是丁玲。瞿秋白依然要为革命奔忙，每天回到家中，就在病床边一面写作，一面照料病人。他明白王剑虹病况不妙，而且怀疑她的病是因他而得，非常痛苦。所以，他在王剑虹给丁玲的信后附言：“你走了，我们都非常难受。我竟哭了，这是我多年没有过的事。我好像预感到什么不幸。我们祝愿你一切成功，一切幸福。”丁玲不明所以，只感匪夷所思：我对他这些话是不理解的，因此，我对秋白好像也不理解了。预感到什么不幸呢？预感到什么可怕的不幸而哭了呢？有什么不祥之兆呢？ 半个月后，丁玲又收到王剑虹堂妹的上海来电：“虹姐病危，盼速来沪！”丁玲还是回不过神来：这真像梦一样，我能相信吗？而且，为什么是她的堂妹来电呢？ 尽管千般思虑万般踌躇，丁玲还是决定重返上海，到底对王剑虹情深义重。7月，丁玲来到上海，只隔月余，从前的住处已是“人去楼空”：我既看不到剑虹——她的棺木已经停放在四川会馆；也见不到秋白，他去广州参加什么会去了。 这种空是多么难以承受！丁玲定是恍如一梦：难道是天杀了剑虹吗？是谁夺去了她的如花的生命？ 王剑虹的父亲做过国会议员，王剑虹是有见识的人，五四运动爆发后，她曾是全校学生运动的领头人。丁玲对她的评语是：她像一团烈火，一把利剑，一支无所畏惧、勇猛直前的尖兵。王剑虹先于丁玲到上海时，不仅进了平民女校，还参加了妇女工作，是中国共产党创办的第一份妇女刊物《妇女声》的创刊编辑，还在《妇女声》《民锋》等刊物上撰写文章。丁玲是何等强大的人，却乐意服膺并追随王剑虹，她说王剑虹“书比我念得多。我从认识她以后，在思想兴趣方面受过她很大的影响，那都是对社会主义的追求，对人生的狂想，对世俗的鄙视”。可是，这样一个强大的活泼灵动的年轻的生命，却耽于爱，休眠了自己剑气如虹的一面，结果倏然而逝了。 瞿秋白的“革命＋恋爱”失败了。“革命＋恋爱”，是许多早期革命者的行动模式，也许革命与恋爱是出于同样的激情吧？二三十年代的小说，也经常采用“革命＋恋爱”的模式，可能是出于对现实的模仿。丁玲以瞿秋白和王剑虹为原型创作的小说《韦护》就是这种模式。无论在现实还是文艺中，这种模式都不算成功。 就算恋爱，就算爱人死去，瞿秋白革命的脚步也未曾停歇过。严峻的斗争正在广州等待他，他没有时间悲痛。丧事办完，棺木送往四川会馆（王剑虹原籍四川），他就赶到了广州。看党史可以知道，瞿秋白1927年“八七”会议后接替陈独秀担任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并主持中央工作，成为继陈独秀之后中国共产党第二任最高领导人。 瞿秋白把与王剑虹定情当晚丁玲交给他的那张王剑虹照片，用白绸巾包着留给了丁玲，在照片背后题了一首诗，开头是：“你的魂儿我的心。”这是因为丁玲叫王剑虹常常只叫“虹”，瞿秋白笑说应该是“魂”，而瞿秋白叫王剑虹“梦可”——“我的心”。丁玲理解：诗的意思是说我送给了他我的“魂儿”，而他的心现在却死去了，他难过，他对不起剑虹，对不起他的心，也对不起我…… 我看了这张照片和这首诗，心情复杂极了，我有一种近乎小孩的简单感情。我找他们的诗稿，一本也没有了；……是剑虹焚烧了呢，还是秋白秘藏了呢？为什么不把剑虹病死的经过，不把剑虹临终时的感情告诉我？就用那么一首短诗作为你们半年多来的爱情的总结吗？ 我像一个受了伤的人，同剑虹的堂妹们一同坐海船到北京去了。我一个字也没有写给秋白，尽管他留了一个通信地址，还说希望我写信给他。我心想：不管你有多高明，多么了不起，我们的关系将因为剑虹的死而割断…… 瞿秋白应该不是逃避，只是无暇交代，而丁玲还在等着：看你怎么对我交代！她帮他们捅破爱的窗纸时，是把自己最珍爱的剑虹郑重托付给他的呀，瞿秋白从她这里带走了王剑虹，却没有照顾好她，使她失去了最好的朋友，她要拿他是问。丁玲根本不了解瞿秋白所从事的革命活动，他也不会让她了解；她只觉得王剑虹死得太不该太凄凉，必须有人为她的死负责；她认为无论什么原因，深爱的人死时不在身边都是不可原谅的。这就是丁玲“近乎小孩的简单感情”。在她看来，瞿秋白所保证的没有做到，可是，爱是最无保证的事情，即便没有外因，本身也可能变质，何况瞿秋白的确身不由己。 丁玲永远忠于对王剑虹的感情，也就意味着永远对瞿秋白怀有一种特殊的感情。 丁玲去北京之后，生活在友情之中。“我徜徉于自由生活，只有不时收到的秋白来信才偶尔扰乱我的愉悦的时光。”丁玲其实是期盼着瞿秋白来信的，至少，王剑虹之死，她还等着他的解释。她收到十来封瞿秋白的信，“这些信像谜一样，我一直不理解，或者是似懂非懂。在这些信中，总是要提到剑虹，说对不起她。他什么地方对不起她呢？他几乎每封信都责骂自己，后来还说，什么人都不配批评他，因为他们不了解他，只有天上的‘梦可’才有资格批评他。那么，他是在挨批评了，是什么人在批评他，批评他什么呢？这些信从来没有直爽地讲出他心里的话，他只把我当作可以了解他心曲的，可以原谅他的那样一个对象而絮絮不已。”丁玲不了解他当时生活发生的变化，也无法解释他在革命领域里的事情。她回过几次信，几乎都是谈王剑虹。“我恍惚地知道，此刻我所谈的，并非他所想的，但他现在究竟在想什么，为什么所苦呢？他到底为什么要那么深地嫌厌自己、责骂自己呢？”丁玲对此很茫然。五年后，1929年，丁玲在中篇小说《韦护》中，试图对瞿秋白做出解释，却仍然不得要领。“他的矛盾究竟在哪里，我模模糊糊地感觉一些。但我却只写了他的革命工作与恋爱的矛盾。当时，我并不认为秋白就是这样，但要写得更深刻一些却是我力量所达不到的。”部分原因在于，丁玲那时仍未加入革命队伍。 瞿秋白到北京时，去丁玲的学校找她，丁玲却外出了。他等了足有两个钟头没等到，留下信和地址，叫她去看他。“他带来了一些欢喜和满腔希望，这回他可以把剑虹的一切，死前的一切都告诉我了。” 以女性的敏感来体察丁玲，我想她当时不仅是为王剑虹要一个解释，也是为自己。丁玲晚年和骆宾基的谈话中提到这段： 我那时对瞿秋白有意见，觉得瞿秋白对不起王剑虹，所以就跑到北京去了。到了北京，我不想谈恋爱，那时候我没有恋爱的想法，说老实话，我要想恋爱我就和瞿秋白好了，我那时候年轻得很，没有恋爱那个感情的需要。 变为黑体的关于瞿秋白的这句话，丁玲晚年秘书王增如的两篇稿子中有所不同，《从不算情书谈起》（2001年）中有，《骆宾基相聚四十三年的两次访问》（2007年）中没有。我相信原本是有的。 她写自己不原谅瞿秋白，却又在晚年说要恋爱就和瞿秋白了，可见，即便在王剑虹死后，她对瞿秋白还是怀有一种复杂的情愫，只要他来解释清楚，她还是可以接受他的。所以，从自身出发，她也在等待瞿秋白的解释，好让她迈过王剑虹之死这个坎儿。在潜意识中，她是准备着做接盘侠的。她说没有恋爱的需要，是指面对胡也频的追求，并不代表她对瞿秋白不曾暗含期待。 可是，她去找瞿秋白时，瞿秋白又不在。他的弟弟瞿云白却找出一张女人的照片给她看。这个女人是杨之华。丁玲认识她，王剑虹认识她更早，还和她一起参加过妇女活动。“一见这张照片我便完全明白了，我没有兴趣打听剑虹的情况了，不等秋白回来，我就同云白告辞回学校了。” 瞿秋白在王剑虹和丁玲面前，曾经是人生导师一般的角色，尽管王剑虹和他走到了一起，丁玲对他还是心怀崇拜的。男女之间，女性是要崇拜才快乐，男性是要被崇拜才快乐。何况，丁玲要崇拜一个男人并不是那么容易的事。丁玲写到瞿秋白为王剑虹写诗时，特意提及：“也写过一首给我，说我是安琪儿，赤子之心，大概是表示感谢我对他们恋爱的帮助。”特地解释瞿秋白写诗给她的目的是“表示感谢我对他们恋爱的帮助”，其实正是此地无银地掩饰这首诗曾经在她心里引起的颤动。我相信，丁玲第一个真正动情的异性是瞿秋白，尽管很朦胧，只有一点萌芽，未及出土就夭折了。 跟晚年丁玲打交道比较多、因此非常了解她的牛汉说过：“丁玲跟瞿秋白感情深，瞿秋白和丁玲最好的朋友结了婚。”（《我仍在苦苦跋涉》，三联书店，2008年7月版）我认为把丁玲对瞿秋白的感情仅仅归因于他和她最好的朋友结了婚，是不全面的。丁玲对瞿秋白的感情之特殊，在于她一度暗恋过他。甚至，丁玲后来对冯雪峰产生好感，也与瞿秋白有一点曲折的关联。她晚年回忆雪峰时写道： 我看到雪峰的时候，还没有读过他的诗，也没有太多的了解，但是我知道共产党员都是很好的人，原来我在上海的时候，瞿秋白、施存统他们都是共产党员。因此，我就对冯雪峰很好。 她对冯雪峰没有任何的了解，只凭他跟瞿秋白一样是共产党员，就对他很好了。可见她对瞿秋白怀有多么肯定的情感。 王剑虹去了，杨之华又来了。丁玲总是没有机会。王剑虹之去和杨之华之来，应该都是她不希望的。 “我的感情很激动，为了剑虹的爱情，为了剑虹的死，为了我失去了剑虹，为了我同剑虹的友谊，我对秋白不免有许多怨气。我把我全部的感情告诉了谭惕吾，她用冷静的态度回答我，告诉我这不值得难受，她要我把这一切都抛向东洋大海，抛向昆仑山的那边。她讲得很有道理，她对世情看得真透彻，我听了她的，但我却连她也一同疏远了。我不喜欢这种透彻，我不喜欢过于理智。谭惕吾一直也不理解我对她友谊疏远的原因。甚至几十年后我也顽固地坚持这种态度，我个人常常被一种无法解释的感情支配着……”事实上，谭惕吾对丁玲的帮助是非常之大的，特别是丁玲在南京被软禁时，谭惕吾勇敢地向她伸出了友谊之手。可是，丁玲内心却始终对谭惕吾暖不起来，重要原因就是这几句理智的话。谭惕吾的本意是励志，可是，丁玲觉得以这样冷静的态度对待她和王剑虹之间的热血情感是冷酷的，不能接受的，这种理智是可怕的。丁玲当年在《莎菲女士的日记》中也曾写：“我怕别人给一些理智的面孔给我看，好更刺透我的心。”毫无疑问，丁玲就是一个纯爱主义者，一直都是，从来没变过。丁玲晚年被诟病颇多，笔力弱化，文字和感觉都变得粗糙，似乎已离莎菲很远，但是，这篇文章尤其是这段话，却让我看到她心里还住着那个敏感到乖戾的莎菲，这种“顽固地坚持”的“态度”，这种“无法解释的感情”，有多少人能捕捉得到并表达得这么到位！只要她还能与莎菲有片刻的相遇，我就依然力挺她。只因那炫目一刻的闪电，足以撕破偌大的天空。在闪电与天空之间，我更容易注目的是一记炫目的闪电，而不是一片平庸的天空。 晚年的丁玲客观地承认：她（指杨之华）长得很美。是的，杨之华的美貌在王剑虹和丁玲之上，这是毫无疑问的。这只能让她输到无言，只能使她更加受伤，替王剑虹受伤，替自己受伤。她当然不希望自己所仰望的瞿秋白是一个以貌取人的浅薄男人。她自己的感情尚处于无名状态，她只能以名正言顺的王剑虹之名来鸣不平。从王剑虹的情感立场出发，她看透了男人的凉薄。王剑虹不如杨之华美貌，但瞿秋白也是与她深爱过的呀，那爱怎么瞬间就了无踪迹了呢？从自身的情感立场出发，她是深深的失落和不满，原来瞿秋白并不懂得和珍视她，那“安琪儿”和“赤子之心”，原来是白说的。她还没有真正恋爱过，却已满怀恋爱之伤。失去最亲密的朋友，又失去暗中期待的男人，这是双倍的打击。丁玲几年后写作《莎菲女士的日记》时，那种愤懑尖锐郁结偏激的女性情绪，就是这种心理创伤的外射。双重的怨愤，使丁玲在《莎菲女士的日记》中把瞿秋白隐射为“苍白脸色的男人”：假使她不被神捉弄般的去爱上那苍白脸色的男人，她一定不会死得这样快。“她”，即疼爱莎菲的蕴姊，原型是王剑虹。 一个多月后，丁玲忽然收到杨之华上海来信，请她转交瞿秋白。尽管瞿秋白知道丁玲对他有不满，还是这么信任她，可见，他并不认为他们的心已经疏远。丁玲的态度是：“我本来可以不管这些事”，事实上却毫不耽搁地辗转找到了住在苏联大使馆宿舍里的瞿秋白。干嘛找我？我才不想管呢！——这是女孩子的任性和小脾气。但我怎么可能不管呢？他毫不商量地找我，就知道我肯定会管的。——这是真朋友间的底线和丁玲的大气。瞿秋白当时正跟二十多人在开会，接信就决定第二天一早返回上海。可见，那是与革命事业有关的一封急信，同时也是密信，万一有闪失是很危险的。这样一封信请丁玲转交，可见其相知不相疑。无论如何都不失信任的底线，这是真正深厚的牢不可破的情谊。 丁玲和瞿秋白一起吃饭和说话，“就是一句也不谈到王剑虹，一句也不谈杨之华。……我好像已经变成了一个老人，静静地观察他。……他为什么不谈到剑虹呢？他大约认为谈不谈我都不相信他了。那么，那些信，他都忘记了么？他为什么一句也不解释呢？我不愿同他再谈剑虹了。剑虹在他已成为过去了！去年这时，他是一种怎样的情景，如今，过眼云烟，他到底有没有感触？有什么感触？我很想了解，想从他的行动中来了解，但很失望。”也许她失望的还有：自己亦成瞿秋白的过去。在她的隐秘心理中，瞿秋白的薄幸，不仅是对王剑虹，也是对她。晚上瞿秋白又约丁玲一同去看戏，戏院是男女分坐的。“但我们都没有看戏。我实在忍耐不住这种闷葫芦，我不了解他……”丁玲留了个纸条给他，就不辞而别了。 丁玲所说的“那些信”，是指瞿秋白写给她的那十几封谜一样的信。“从此我们没有联系，但这一束信我一直保存着做为我研究一个人的材料。”可见她对瞿秋白的重视，亦可见她是多么想索解。可是，最终那些信在丁玲三十年代托人保管时遗失了，毕竟瞿秋白的名字在当时是足以招致杀身之祸的。丁玲对此深感惋惜，“是一束非常有价值的材料。里边也许没有宏言谠论，但可以看出一个伟大人物性格上的、心理上的矛盾状态。” 丁玲之后有了胡也频，并且经历了与冯雪峰的刻骨铭心的爱情，最终却与胡也频结了婚，由少女成长为一个女人。最重要的是，她成了作家。1929年，丁玲完成了中篇小说《韦护》，韦护是瞿秋白的一个别名，瞿秋白曾对丁玲说过，韦护是韦陀菩萨的名字，他最是嫉恶如仇，他看见人间的许多不平就要生气，就要下凡去惩罚坏人。丁玲说，“我想写秋白、写剑虹，已有许久了。”是的，那是对她极其重要的两个人，是她怀有心结的两个人，她是一定要写的；也许，从她开始写作起，这个愿望就萦绕在心了；也许，她之所以走上写作这条路，源动力之一就是：写出他们。丁玲的第一篇小说名为《梦珂》，梦珂（“我的心”）是瞿秋白对王剑虹的称呼，小说中的梦珂却是以丁玲自己为原型。可见，丁玲那几年没有走出与瞿王有关的情感雾区。不是有非凡感受的人，不会为之去写一部小说，这也足以见出瞿秋白对于她是多么不同寻常。 《韦护》的结局是“王剑虹”没死，振作起来战斗下去了。丁玲表示，“她没有失恋，秋白是在她死后才同杨之华同志恋爱的，这是无可非议的。”瞿秋白是不是在王剑虹去世之前就跟杨之华好了？这肯定是丁玲曾经在内心苦苦追问的一个问题。丁玲晚年回忆中肯定“秋白是在她死后才同杨之华同志恋爱的，这是无可非议的”，这是否代表她写《韦护》时的认知不确定，但肯定不代表她此前跟瞿秋白打交道时的认知，否则，她的内心也不会那么煎熬了。 杨之华也是瞿秋白的学生。瞿秋白的两段感情都是师生恋。他们在王剑虹去世之前就认识。她认识他首先是在课堂上，后来在鲍罗廷家中互相结识。当时他在给鲍罗廷当翻译。她对他感觉颇好，一改课堂上的冷傲先生印象。可以确定的是，在王剑虹去世前，杨之华和瞿秋白就相互欣赏。瞿秋白1924年7月办完王剑虹丧事匆匆去了广州，10月初又回到上海。10月10日上海举行国庆纪念大会，国民党右派打伤了上海大学学生，瞿秋白到医院探望伤者，杨之华作为学生运动积极分子正在医院陪护。他们的关系密切起来，似乎就在这个当口，这是一个标志性事件。杨之华当时有丈夫有女儿，丈夫叫沈剑龙。沈剑龙、杨之华、瞿秋白三人是商议离婚与结婚的，离婚启事和结婚启事在同一报纸上并排登出。11月7日，“十月革命”纪念日，瞿秋白和杨之华举行了结婚典礼（也有一说是11月18日）。瞿秋白亲自雕刻了一方“秋之白华”的印章作纪念，还在一枚金别针上刻上“赠我生命的伴侣”七个字送给杨之华。 瞿秋白和杨之华的结合引起了一些非议，包括来自同志的，这使他很苦恼。她给北京的丁玲写的那十几封谜一样的信中，包含了这一苦恼，只是丁玲当时还不了解情况，所以感到迷惑。当然，这不是他苦恼的全部。瞿秋白研究专家陈铁健评说：“在极端尖锐的斗争中，许多青年的革命者，往往深感孤身力薄，在这个革命情谊交融的大家庭中，一些男女战友之间，会逐渐加深情谊，甚至很快便会发展到互相爱慕，而结合起来。瞿秋白和杨之华之间的爱情，就是这种超平常态的快速的结合。”（《从书生到领袖——瞿秋白》，陈铁健）但是，当时的丁玲是无法理解和接受这种“快速的结合”的。他们结婚后，瞿秋白对杨之华说：“我一定要把‘秋白之华’‘秋之白华’和‘白华之秋’刻成3枚图章，以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无你无我，永不分离。”可是，就在几个月前，丁玲还见证了瞿秋白和王剑虹的浓情蜜意琴瑟和谐。王剑虹尸骨未寒，瞿秋白的新爱让丁玲如何接受呢？她心里只有旧人哭，她听不得新人笑。作为太阳来照亮男人的那个女人的角色当然是值得骄傲的，《日瓦戈医生》中拉拉的原型是谁，帕斯捷尔纳克的两个女人就在争执，都认为是自己。2011年的电影《秋之白华》中，王剑虹及其光华基本上是被抹掉了，瞿秋白的太阳毫无疑问是杨之华。瞿秋白爱杨之华超过王剑虹，这是让丁玲多么受伤的事实。瞿杨的爱情故事越动人，瞿王的爱情故事就越不动人，王剑虹的存在就越暗淡，甚至连她和瞿秋白爱情的存在与否都成问题了。现在，似乎只有通过丁玲的文字来求证瞿秋白和王剑虹的爱情了。瞿杨有十年的婚姻，而王剑虹的生命那么短暂，婚姻更短暂；可是，虽然短暂，王剑虹却是实实在在地把如花的生命献给了瞿秋白的，所以，她也应该被记住。 1930年，已经参加革命的胡也频在一次党的会议上遇见了瞿秋白，瞿秋白托胡也频带了一封信给丁玲，信中对丁玲关切很深，信末赫然署名“韦护”。可见他已读过《韦护》。信中没有谈到对小说的意见。丁玲揣测：他很可能不满意《韦护》，不认为《韦护》写得好，但他却用了“韦护”这个名字。难道他对这本书还寄有深情吗？丁玲对《韦护》并不满意，可是，其中有瞿秋白和王剑虹生活的遗迹，是他们的爱情志，她对《韦护》的感情，就是对王剑虹的感情，同理，她也愿意把瞿秋白对《韦护》的深情，理解为对王剑虹的深情。丁玲一厢情愿地相信着：这一段火一样的热情，海一样的深情，光辉、温柔、诗意浓厚的恋爱，却是他毕生也难忘的。他在他们两个最醉心的文学之中的酬唱，怎么能从他脑子中划出去？他是酷爱文学的。在这里他曾经任情滋长，尽兴发挥，只要他仍眷恋文学，他就会想起剑虹，剑虹在他的心中是天上的人儿，是仙女（都是他信中的话）。丁玲希望瞿秋白因文学而爱王剑虹的想法，其实也适用于自己，而且，她在文学上不是已经超过王剑虹了吗？ 丁玲没有回信，不知道怎么回。她已经做了母亲，心境变了，对他可能不知从何说起了吧？虽然冯雪峰和胡也频都参加了革命，但当时的丁玲还没有参加革命，对于瞿秋白在政治斗争中的处境不了解。这时的丁玲，对瞿秋白的怨恨已经释然，冯雪峰已经取代他而实现了她对一个男人的崇拜的爱，她对他只有敬重了。因为接近革命，她对他也有了一些宽容。 丁玲只写了瞿秋白对于《韦护》会作何感想，但实际上，她应该还想知道他对《莎菲女士的日记》把他隐射为“苍白脸色的男人”作何感想吧？她的忐忑也在这里。瞿秋白不可能没读过《莎菲女士的日记》，这是不言而喻的。（未完待续） 作者简介 李美皆，女，1969年生，山东潍坊人，现供职于北京空军指挥学院。文学博士，评论家，作家。中国作家协会会员，第十届江苏省青联常委，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理事，江苏省第四期333高层次人才培养工程培养对象。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作家作品研究及文化现象分析、女性文学和军旅文学研究。近几年开始散文、随笔和小说写作。著有评论集《容易被搅浑的是我们的心》、散文随笔集《说吧，女人》 《爱你备受摧残的容颜》等六部。主持国家社科基金课题两项。曾获庄重文文学奖、冰心散文奖、总参二部专业技术重大贡献奖、全军优秀文艺作品奖、中国文联文艺评论奖《文学自由谈》30年重要作者奖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