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年4月20日，编完《前哨》后，鲁迅全家与冯雪峰全家合影。
    在美好的五月节，
    我希冀得一支菖蒲——
    绿绿的，一把快剑似的——
    它是生活着的风标，
    菖蒲是苦辛生活的记号。
    我要把菖蒲插在马路边上，
    我把它插在公寓的窗栏，
    教菖蒲在风里飘摇。
    生活实在埋葬我，
    菖蒲是埋于苦辛生活的人的记号。
    这是冯雪峰写于1925年7月的《菖蒲》一诗片段，发表在《国民新报副刊》上，编辑为鲁迅。冯雪峰当时是北大的旁听生，多次听鲁迅讲课，却对鲁不太欣赏，他曾说：“鲁迅，确实非常热情，然而又确实有些所谓冷得可怕呵……我以为他是很矛盾的，同时也认为他是很难接近的人。”
    那时冯雪峰的偶像是李大钊，他称李为“真正革命的、理想的人”。李大钊遇害后，冯雪峰毅然加入党组织，从此极少写诗。
    有趣的是，冯雪峰后来成了鲁迅的“忠粉”，因渲染过度，被茅盾斥为“感情用事”，而不再专注诗艺之后，冯偏偏又因诗获咎，给自己后半生带来无穷烦恼。
    鲁迅不肯帮冯雪峰忙
    1903年，冯雪峰生于浙江省义乌县的山村中，本名福春，是家中长子。冯家世代务农，父亲性格粗暴，少年冯雪峰常遭虐待，在性格中留下印记，鲁迅夫人许广平说他“为人颇硬气，主见甚深”。
    上高中时，冯雪峰瞒着家人，以第二名成绩考入金华的浙江第七师范学校，并改名为冯雪峰，后因几次挑起驱逐学监顾华忠的学潮，被开除。
    冯雪峰走投无路，同学给他凑了17元，他来到杭州，考入浙江第一师范学校。在校期间，冯雪峰开始在报刊上发表散文，与应修人、潘漠华、汪静之等人组成“湖畔诗社”（后来又有魏金枝、楼适夷等人加入），出版了诗歌合集《湖畔》，冯曾托人将其辗转送给鲁迅。
    “湖畔诗社”写的多是爱情诗，引起一定反响，朱自清评价说：“他们那时候差不多可以说生活在诗里……冯雪峰氏明快多了，笑中可也有泪。”
    1925年，冯雪峰来到北京，一边打工，一边在北大旁听。这一年远在广州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代部长的毛泽东读了冯的诗，非常欣赏，曾托人捎口信，邀他去南方工作，冯因故未能成行。
    1926年，冯雪峰自学日语，翻译了日本作家森鸥外的短篇小说《花子》，请李霁野转交鲁迅，李带他拜访了鲁迅。
    初次见面颇冷淡，冯雪峰后来回忆说：“想请他（指鲁迅）介绍北新书局出一个小刊物的，他说李小峰（北新书局的老板、鲁迅的学生）恐怕不想再出版刊物了吧，我就告辞了。” 鲁迅在日记中记道：“晚冯君来，不知其名。”
    鲁迅将《花子》发表在《未名》上。
    一年34次提到冯雪峰
    1928年初，冯雪峰来到上海，正赶上创造社、太阳社围攻鲁迅，冯写了《革命与知识阶级》，只将鲁迅定位为“同路人”，这是托洛茨基1923年创造的概念，指资产阶级作家和无产阶级作家之间的作家阶层，鲁迅很不满意，说冯“大抵是创造社一派”的人，称该文“肤浅和轻浮”。
    1928年11月底，冯雪峰与柔石建立联系，柔石是鲁迅的得意门生，在柔石调解下，12月9日，带冯再度拜访鲁迅。但这次见面仍很不快，柔石因事离开，冯雪峰甚窘，他说：“鲁迅先生的习惯，对于初见面的人，话是极少的……除了回答我的问题之外，就简直不说什么话，我觉得很局促。”后来冯“第二次去见他（指鲁迅），话仍然不多”。
    1929年3月，茅盾去了日本，他家三楼空了出来，茅盾夫人见冯雪峰生活困难，便让他免费住在那里，房子的后门斜对着鲁迅的家，冯常过去聊天，双方“谈话就一次比一次多了”。
    1929年10月，潘汉年等人筹备成立“左联”，在8名筹委中，只有冯雪峰、柔石力挺鲁迅。茅盾曾说：“鲁迅是‘左联’的主帅……但是他毕竟不是党员，是‘统战对象’，所以‘左联’盟员中的党员同志多数对他是尊敬有余，服从则不足。”故鲁迅越来越倚重冯雪峰，在这一年日记中，鲁迅34次提到冯。
    1930年2月16日，鲁迅在日记中写道：“午后同柔石、雪峰出街饮加菲。”加菲即咖啡，鲁迅爱喝茶，去咖啡店也多是喝茶，并常用喝咖啡来挖苦自命不凡者。
    鲁迅遭遇“韧的坚持”
    柔石遇害后，鲁迅亦成被追捕对象，外界联系只能靠冯雪峰。
    据许广平记，冯雪峰多次代表“左联”向鲁迅提要求，鲁迅不同意，冯就“韧的坚持”，往往是鲁迅服软：“浙东人的老脾气，没有法子。”
    冯雪峰通过“韧的坚持”，将鲁迅操纵在手中，但冯有时也嫌鲁不“听话”。据胡风披露，冯雪峰曾私下对他说：“鲁迅还是不行，不如高尔基；高尔基那些政论……他只是签一个名。”
    1932年，“左联”机关刊物《文学月报》上发表了芸生一首长诗《汉奸的供状》，使用 “汉奸”“混账”“当心，你的脑袋一下就会变做剖开的西瓜”之类语言，辱骂胡秋原。
    胡秋原和苏汶（杜衡）属“第三种人”，自称创作要超然于阶级斗争之外，周扬本着“一切反革命的在野派别的欺骗宣传是革命中最危险的东西”，予以坚决斗争。
    然而，此时“左联”中有人以“歌特”为笔名，撰文批评“我们的几个领导同志，以为文学只能是资产阶级的或是无产阶级的，一切不是无产阶级的文学，一定是资产阶级的文学，其中不能有中间，即所谓第三种文学。”
    这个“歌特”是负责上海文艺工作的张闻天。
    冯雪峰找到周扬，要公开纠正，“他（指周扬）完全不同意，于是争吵起来”。周扬则回忆说：“（我）那时候二十几岁，确实也不懂事。”
    朋友从此成陌路
    冯雪峰与周扬争执不下，冯便让鲁迅写了《讽刺和辱骂绝不是战斗》一文，没想到一个多月后，“左联”中首甲（祝秀侠）、方萌（田汉）、郭冰若（阿英）、丘东平4作家联名发文反驳，讽刺鲁迅“无形中已对敌人赔笑脸三鞠躬了”。
    鲁迅很不满：“同道中人，却用假名夹杂着真名，印出公开信来骂我，他们还造一个郭冰若的名，令人疑是郭沫若的排错者……我真好像见鬼，怕了。后来又遇到相像的事两回，我的心至今还没有热。
    因为一首诗，冯雪峰与周扬成了死对头。
    冯雪峰本是周扬入“左联”的介绍人，当时周扬刚从日本回国，是冯雪峰帮他恢复的党籍，冯卸任“左联”党团书记时，特意推荐周扬接任。
    1933年11月，因遭通缉，冯雪峰被迫离开上海，来到中央苏区的首都瑞金，当时毛泽东正遭排挤，他到冯的住处，说：“今天约法三章，一不谈红米南瓜，二不谈地主恶霸，三不谈别的，只谈鲁迅，好不好？”
    冯雪峰说自己曾代表“左联”去安排鲁迅写文章，毛泽东颇惊讶，问：“不出题目岂不比出题目更好吗？”
    有一次，冯雪峰和几位苏区中央领导谈到主管教育的干部，博古说可让鲁迅来担任此职，并说鲁迅搞教育行政有经验。冯雪峰告诉了毛泽东，毛说：“有些人，真是一点都不了解鲁迅!”
    冯雪峰曾撰文称鲁迅：“作为一个思想革命者，文学革命者，参加了那时的革命运动。”这是后来经典表述“不但是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伟大的思想家和伟大的革命家”之始。
    一时冲动酿大错
    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冯雪峰参加了长征。瞿秋白牺牲后，毛泽东亲自将消息告诉冯雪峰，并说：“不仅仅是你失去了一个好朋友，我也失去了一个好朋友。”
    红军到达陕北后，冯雪峰作为中央特派员被派往上海，出发前，毛泽东与冯长谈至深夜。
    冯雪峰回上海后，先去找鲁迅，鲁迅对他讲的第一句话就是：“这两年我给他们（指周扬等）摆布得可以。”
    冯雪峰拿出“钦差大臣”的派头，行事多借着鲁迅名义，与周扬各行其是，周扬后来说：“招呼也不跟我们打一句。一时间，谣言四起，说什么的都有。你们想想，我当时遭受的压力有多大。”
    楼适夷曾说：“雪峰同志这个人，的确缺乏恂恂儒雅的绅士气。而且对这种气味非常厌恶，照他农民的倔脾气，他得罪的同志是不少的。”
    1936年10月，鲁迅去世，冯雪峰未经任何人批准，便在治丧委员会中列上毛泽东的名字。
    “七七事变”后，为建立抗日统一战线，博古率代表团赴上海与国民党谈判，冯雪峰亦是其中之一，但冯却突然跑了。
    据胡愈之先生回忆，一天晚上，冯雪峰突然跑到他家，生气地说：“他们要投降，我不投降，我再也不干了，我要回家乡去。”表示“想摆脱工作，专门写作，走单单做一个作家的道路”。上级领导几次要他回去，冯都置之不理。
    冯雪峰后来回到了延安，但此次出走给人留下恶劣印象。
    周扬最终认了错
    冯的性格急躁，唐弢说：“曾经和他（指冯雪峰）发生过几次争论。这种时候，雪峰嗓门转高，语气转急……你说他刚正不阿也罢，说他桀骜不驯也罢，总之，他沉下脸，摆出准备搏斗的公鸡一样的姿态，令人望而生畏。”
    在“左联”的一次会议上，著名戏剧家、复旦大学教授洪深一时兴起，做起戏来，向着他的两个女学生下跪。冯雪峰拍案而起，骂洪深“将肉麻当有趣”，众人愕然，鲁迅亦摇头苦笑。
    老舍说：“有一次冯雪峰指着我的鼻子，粗暴地批评我的作品。”
    对于性格上的缺点，冯雪峰自己也有察觉，但他却说：“凡在我们地方的人都有这特色，身体坚硬，皮肤焦黑，石一般的心的痴呆，恰恰和我们的土地相合。我们是纯粹的山里人。”俨然成了一种骄傲。
    遗憾的是，冯雪峰与周扬的性格有太相似的一面。1957年，在周扬任内，冯雪峰被开除党籍。“文革”中，有关部门向冯了解周扬在30年代反对鲁迅的情况，冯却为周扬辩解，胡风也拒绝写材料揭发周扬。
    1975年，冯雪峰身患癌症，他用寓言体写出最后的绝唱《锦鸡与麻雀》，周扬读后，不顾自己的问题也还没解决，“自不量力地”为冯雪峰恢复党籍说情。
    11月初，周扬去看望冯雪峰，周扬说：“我出来后，没有看别人，先看了雪峰。我对雪峰说，我们相识四十年来，有过摩擦，有过争论，但我从来都认为你是个好人。历史证明，你在对待鲁迅的问题上是正确的，为人是正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