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璇琮（1933.11—2016.1）
    
    傅璇琮先生（左）与刘石教授
    
    
    
    【读书者说】
    著名学者、中华书局原总编辑傅璇琮先生于2016年1月23日去世。陌草又青，哲人其萎。傅璇琮的离去，在众多学人心中留下无尽的思念。一年多来，见于报章网络的各种追思络绎不绝。
    在清华大学刘石教授的提议下，由复旦大学陈尚君教授初编，中华书局以编辑部的名义，编撰成《傅璇琮先生纪念集》（以下称《纪念集》）一册近日出版，并于4月9日在傅璇琮生前任教的清华大学中文系召开出版座谈会暨“傅璇琮文库”揭幕仪式。傅璇琮的同道好友、后学门生等30多人齐聚一堂，共同追忆其道德文章。在与会学者的发言和《傅璇琮先生纪念集》中收录的60多篇文章中，一位开风气之先、以天下学术为己任、学术成就超凡卓著，却处处为别人着想、主动提携后进、师表群伦、有求必应、诚恳朴素、平易近人的学者形象愈发完整清晰，散发出跨越时间的光辉。
    学界王浚仪 士林韩荆州
    傅璇琮一生以中华文化为己任，在古典文献和古代文学领域内耕耘擘画数十年，筚路蓝缕，其功不在禹下，其为人也颇有古风。在与会学者发言和《纪念集》中，“韩荆州”这位古人的名字出现频繁。刘石教授的《怀念傅璇琮先生》一文回忆了当年古籍办工作没有办法正常展开时，先生默默地在背后考虑和安排办公室年轻人的出路问题，甚至推荐他去清华任教，也没有告诉他这个当事人。刘石在文中深情地说：“傅先生对后学的提携是天下共知的，他被称为当今的韩荆州，岂虚言哉！”
    韩荆州，即韩朝宗，唐睿宗、玄宗时人，累世为官，喜欢提拔后进，受到时人尊敬，当时士林俗语称“生不用封万户侯，但愿一识韩荆州”。
    给年轻学者推荐刊物文章、安排工作任务、联系出版事宜、撰写书序书评，是傅璇琮奖掖后进常用的方式。与会学者和《纪念集》的作者大都受到过傅璇琮的恩泽，而傅璇琮在《唐诗论学丛稿》后记中的一段话被众多学者一再引用提及：“近些年来，一些朋友在出版他们的著作之际，承蒙他们不弃，要我为他们的书写序。本来，我是服膺于‘鱼相忘乎江湖，人相忘乎道术’这两句话的，但在目前我们这样的文化环境里，为友朋的成就稍作一些鼓吹，我觉得不但是义不容辞，而且也实在是一种相濡以沫。”
    也正因为此，傅璇琮总是与人为善，一生撰写书评书序无算，仅其《书林清话》中收录的“序”文即有70多篇，而《濡沫集》经过1997年的初版和2013年的增删，收录的书评书话也有60多篇。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研究员张剑感慨：“傅先生一生阅人无数，眼光精准。他所识拔过不同时代的年轻人多已成才，且逐渐成为各领域的领军人物，而他们当年受先生奖掖时，很多如我一样，尚处寒微未显之际。”
    这些书评书序，自然也承载了被评述人对傅璇琮的爱戴。首都师范大学吴相洲教授在其纪念文章中说道：“傅先生离开我们已经两个多月了，但我几乎每天都会想起傅先生。孔子所谓‘少者怀之’，大概就是指傅先生的为人吧！我在《乐府学概论》后记中写道：‘傅先生是学界菩萨，有求必应。’相信学界很多同人都会有这种感受。”
    傅璇琮身上自有一种大家气象，这也许是其为学界所宗的重要原因。傅璇琮晚年致力于其宁波乡贤，有宋一代大儒“浚仪遗民”王应麟著作集成的整理出版。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所长刘跃进在出版座谈会上敏锐地指出：“《四库提要》评价王应麟为‘学问既深，意气自平’，说王应麟既知汉唐诸儒本原，同时对宋学也抱有一种心平气和的理解，傅先生是达到了这一境界的。他留给外人的，表现在学术著作当中的，我觉得是心平气和，一代大家的气象。可以这么说，傅先生正是当代中国古代文学界的王应麟。”
    肇开风气 长存典型
    钱锺书先生曾将自己的力作《管锥篇》赠给傅璇琮，并在扉页上题曰“璇琮先生精思劬学，能发千古之覆，吾之畏友”，又赞扬傅璇琮的著作“严密缜栗，搜幽洞隐，有口皆碑”。钱氏眼界极高，从不轻易许人，傅璇琮在学界地位之崇、声誉之隆，可谓其来有自。
    傅璇琮一生的研究成果到底有多少？迄今为止，依然没有一个准确的数字。傅璇琮的入门弟子卢燕新教授在纪念文章里提到过傅璇琮曾经自己说过海内外有37家出版社出版过他170多种书。然而这还只是专著，也只是个谦抑之后的概数。傅璇琮从不当挂名主编，常常说“既然我担任主编，我就要负责任”，他以惊人的精力和在病床上仍要工作的毅力，换得了自己的学术生涯和整个古代文学、古典文献学的辉煌。无怪乎刘跃进指出：“如果把傅先生的年谱长编编好了，就是当代学术史。”诚哉其言！
    接替傅璇琮任唐代文学学会会长的复旦大学教授陈尚君认为，傅璇琮最重要的四部著作中，《唐代诗人丛考》改变了唐代文学把历来的评点和传说作为可信史料的一般研究，将视野扩展到二三流作者，利用可信文献还原作者真实生命历程，深入阐发诗歌寓意。《李德裕年谱》把牛李党争的重大问题以及它对于文学的具体影响做了彻底的梳理，在历史与文学研究方面意义重大。《唐代科举与文学》引领了关于文学与社会文化交互关系的综合研究，展示了一种新的研究范式，影响了最近30年同类课题的充分展开。《唐翰林学士传论》则全景式地展示代表唐代文人崇高地位的200多位翰林学士的人生经历与文学活动，立体叙述了他们的生存状态和人生悲喜剧文学建树，并揭示包括正史在内的基本文献都应重新梳理考定。陈尚君用“肇开风气，长存典型”八个字，概括傅先生在学术史上的地位。
    2015年，《唐代科举与文学》获得第三届思勉原创奖。据苏州大学文学院罗时进教授回忆：“该书甫一出版，便震动学界，一时洛阳纸贵。”罗时进认为，20世纪80年代中期，那是一个学术待兴，期待某种突破和示范的“开垦期”，“如果说《唐代诗人丛考》《李德裕年谱》等揭示了古代文学研究回归‘知识考古’传统的必要性，开启了沉潜实证之风的话，那么《唐代科举与文学》则具有多维视野下观照古代文学生成的范式价值了。”
    朴诚其内 标格自高
    在清华大学校务委员会副主任谢维和教授的印象里，和傅璇琮在一起总是很快乐，先生思想很敞亮、很澄明，常常能迸发出很多新的理念。谢维和认为，傅璇琮身上有一种人格的魅力、精神的感召，接近他会产生一种灵魂的启迪，所以很多人愿意追随他。谢维和说，“我觉得用黄炎培先生所讲‘朴诚’二字形容傅先生甚为合适。”这“朴诚”的定义，谢维和举黄炎培之言以明之：“悃幅无文、沉毅有力、不轻任事亦不敢玩事者，授之的而完其权，尽其所长而去其所困，事十九举已。”
    《纪念集》和座谈会上谈到的关于傅璇琮的种种细节琐事，也一一印证了“朴诚”二字。“老人家经常到学生宿舍小坐谈学，且每次都有电话预约，称学生为同志，老派作风令人起敬。”“我曾见傅先生自太平桥菜市场推个小车，买菜回家，手里还提着那个帆布袋。所以我想，夹克衫、帆布袋，此必是先生之标配也。”“在清华八年的头五六年间，他都是乘公共汽车来上班，中间需要在人民大学中转一次。我提出各种方案，如找一辆专车接送他，找学生陪护他，他都坚决谢绝。”
    立身行事如此，做学问也是如此。刘石教授回忆当年有晚辈和学生请教傅璇琮如何做学问，“他认真地想了好一会儿，才说：‘我用中华书局500字的大稿纸一撕两半，遇到有用的材料就抄下来。’看着周围伸长脖子等着取经的人疑惑的眼神，傅先生补充道，‘就这些了’。”这一幕深深地印在刘石的脑海里，他深有感触地说，什么叫“君子盛德，容貌若不足”，这就是啊！
    然而正如中华书局总编辑徐俊所感受到的，傅璇琮质朴的外表之下，透露的是“讲境界，有情怀”，是一个高立的“标格”。他节俭一生，却常常“用清华大学所给予的不多的科研经费，资助同学，资助学生，或者资助他们去买书，或者资助他们去游学”；他在序中扬人之善，却另具一纸，将问题和建议罗列得清清楚楚；他看起来恂恂如也，甚至有时候左右为难，不得不退让委曲，但是在大是大非面前，他从没有对不起过一个人，他身上有的只是纯粹的善、高尚的志。这足以让他的道德文章，经历无数个周年而不朽，正如他树立起的那面学术的大纛，永远高悬在学人心中。
    （本报记者 罗容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