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晶 （油画）靳尚谊
    1949年便为《解放日报》写稿庆祝开国盛典
    还记得初次与心仪的前辈作家周而复先生晤面时，周老握住我的手，头一句话是“你同上海过去一位话剧演员同名”。那是1995的一个冬日，我乘在京的机会到万寿路翠微西里去拜望老人（此前经老同事陈诏先生介绍已有信稿往来）。主宾在会客室里叙谈，面前的大桌子上放着宣纸笔墨，我于是想到周公也是一位卓有成就的书法家。谈到文稿的话题时，周老说作家之中，他为《解放日报》写稿也算是早的了。原来周先生1949年便为《解放日报》写稿，那年10月，《解放日报》开了一个庆祝开国盛典的专栏，他为专栏写了一篇短文（后来笔者看到过此文，文章欢呼“这个伟大的历史性的日子”，最后一句是“我们要创作无愧于伟大时代的优秀作品，为人民服务，为进步人类服务”）。
    近两个钟头的时间是可以说好多话的，记得先是从一篇文稿说到了杂文。周先生说《朝花》经常发表杂文作品很好，过去的报纸，包括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报纸，都发过好多杂文，那个时期他在南京，在上海，作为文学青年，开初就是写杂文，战乱之后留存下来的文章，最早的就是到上海后写的杂文（笔者曾看到周先生存留下来的首篇杂文 《文人相轻》，写于1935年6月13日。那时《申报》“自由谈”发了曹聚仁谈文人相轻的文章，鲁迅接着发了《再论文人相轻》，周而复此文应当是参加或呼应这一话题的讨论的）。周老说通过评论、杂文发声音，议论风生，报纸就有了生气，就吸引人。我说正如先生所言，解放日报历任领导也都很重视杂文和评论，通过言论发声音，已经成为《朝花》的一个传统，以后我们在这方面的组稿发稿当会再努力。
    说话中我发现老先生随和爽朗也健谈，便没有了初次见面的拘谨，在倾听的同时，以新闻人的习性做了一些提问。我说周老您几十年中写了那么多作品，前后更有《白求恩大夫》《上海的早晨》《长城万里图》这样的重头著作，创作精神很让我们后学者钦佩。周先生说文学创作确实很辛苦，但既然走了这条路，不努力也会逼着自己努力啊！谈到写什么的话题时，周老说文学这东西，要悠闲一点优雅一点自然都是可以的，但时代同作家思想情感的关系太过密切，我们这一辈作家，从战乱中走过来，家国命运与个人的生活遭际，与周围百姓的生活遭际，紧密地绑在一起，自己经历的和看到听到的，积累起来就有许多感受，有的感受深入到了骨髓里，在这样的情形下，下笔作文，要没有一点家国情怀使命感也难啊！比如说知道了白求恩那么多感人至深的事情，不写出来心里就过不去。建国初期在上海做统战工作和宣传工作，几乎参与对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的全过程，熟悉工商和劳工界的各色人等，由此萌生把十里洋场短短几年中的巨变写出来，也就非常自然，一旦开了笔，觉得“素材库”里的东西越来越多，那是真正的欲罢不能啦！
    陈毅将军的话语激励他写《长城万里图》
    至于写《长城万里图》，更是积在心头多少年的愿望，周而复在抗日战争中的经历见闻使他写此类作品有自信，而且，当年陈毅将军对他说的话难忘啊。“陈老总说这是一场中国历史上没有过的大规模反侵略战争，并且取得了最后的胜利，伟大啊，写一部透视战争全局进展的大作品吧！所以，即便多少年中为写这部小说发生过许多曲折和磨难，我都义无反顾地投入进去，其间的辛劳，其间的煎熬，自己知道啊！”周老顺此说了一些过程中的相关情况，如接受行家老友楼适夷先生的建议，放大题材格局，将百万字的初稿推倒重来的大改稿； 又如访日期间为采集素材而进行的一次参访活动，在当时一些复杂的情况下成为了“事件”，受到被开除党籍的处分等等。听着老人的述说，我的心里是不平静的，一位已经步入老境的文艺家，怀着理想和计划，在长达多年的人生低谷中“焚膏继晷”，以非凡的意志和毅力，终于完成了这么一部超长篇的抗日战争小说（6卷本375万字）。周先生用自己的认识观、历史观写的这部著作，自然必须接受时间和读者的长久检验，但著作者爱国家爱民族的崇高情怀，充满责任感使命感永在征途的奋进精神，以及认真刻苦的创作态度，不但激励当代，也为后人所敬仰。
    叙谈结束后，周老领着我看了他藏书甚丰的书房，并赠我一册由沙孟海题名的《周而复书法作品选》。
    《朝花》先后与周公交往的陈诏先生和笔者，都深切地感受到了这位大作家对编辑人员的关心和支持。每次约稿，如无特殊情况，他总是爽快地应承，及时完成。手头如有合适文稿，也会主动惠寄。他在给我的一封信中写道：“……我三十年代初即来上海，解放后，又曾经在华东局与上海市委统战部、宣传部工作，对上海对《解放日报》情有独钟。故陈诏与你编辑《朝花》索稿，均设法报命。遵嘱寄上短稿《六十年文艺漫笔》引言，以供补白……”此信写于1997年11月9日。1996年是《朝花》创刊40周年的年份，周先生用毛笔写来贺词，内中有“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朝花似锦满园春色”等句，同他47年前为《解放日报》建国盛典专栏写的文章精神一脉相承。
    1949年5月28日陪同陈毅从旧上海代市长手中接过市政府印信
    2001年五六月之交，周公来上海。一天早上我接到他秘书李文芳的电话，说周老住在衡山宾馆，下午有空，请你过来喝茶聊天。我当即约了陈诏先生一道往访。此次见到的周先生，显得苍老了好多，还有点耳背，但仍然神气清爽，思路明晰。会客室里的谈话从老人问陈诏和我的年龄开始，然后说“我87了，在我面前，你们都不要言老”。说话时转过身去，拿来《长城万里图》中的一本《逆流与暗流》，一边说，“好心人劝我完成这部长篇之后可以搁笔休息了，我自己可不这样想，只要活下去，就还要写作。”
    周老说之所以写长篇，是生活给了他勇气，“我的小说，从骨架到血肉，都是从生活中来的。”陈诏说《上海的早晨》中的有些人物，经过电视剧的演绎，现在想起来还有印象。周老说写人物太重要了，几部长篇，虽然调查采访掌握材料需要大时间大精力，但还是花在写人物上面的心血最多。这时我插话说，有个说法叫作“故事情节是人物性格发展的历史”，可见情节是人物活动的载体和过程，“人”还是最主要的。周老说是这样的，现在小说界会编故事的人很多，但人物写得好的作家并不多，所以一定要鼓励小说家写好笔下的人物。“我的小说中的人物写得怎么样，要让读者去评论，但从我来说是尽力了。比如后面这一部，那么大的战争，上下左右，人物太多太多，不好处理啊！”周老说中外作家中他十分钦佩曹雪芹，巴尔扎克写了那么多故事和人物，是杰出的大作家，但在写人方面，“我觉得还是不及曹雪芹，在曹的笔下，百人百面，百人百貌，百人百心，真是天才级的大能耐”（坐在老人身旁的红学家陈诏对此强烈地表示同感）。周先生说作家笔下的各类人物，只要写到，就要设法了解他（她）。说着，又拿来那本书，翻到某一页，指给我们看其中的几行，我们看到了，也明白了，那是关于东京靖国神社里的一些记述，神社里不但有侵华战犯东条英机的牌位，还有其父东条英教的牌位，老子小子都是狂热的扩张主义者。周老说创作一部这样的抗日长篇，不到一些场所实地看看怎么能写出真实的细节。我们问他（那个“事件”）申诉的情况，他说最近写了新的申诉信，“我虽然老了，但对于最终得到问题的解决仍然抱有信心。”
    叙谈间说到了他在上海的亲属——儿子鲁卫和媳妇王周生，我说王周生不论是写小说还是散文，都投入真性情，很认真的。周老说“王周生也有一个扩大生活面的问题，现在她的视野还是不够的，我曾经同她说过这一点”。晤叙结束的时候，老人握着我们的手，感慨地说，“人家以为我写了这么多东西一定有个好身体，其实不对了，我过去生过膀胱癌，后来又有高血压、糖尿病，都是很折磨人的，有时候心情也会烦躁，但我不悲观，也不消极。”
    周而复在《朝花》发表的最后一篇文章，是为上海解放50周年写的《上海巨变》，刊登于1999年5月31日。周先生是1949年5月28日陪同陈毅将军从旧上海代市长赵祖康手中接过市政府印信的新政权的骨干成员之一，见证了这座东方大都会从“十里洋场”到改革开放现代化建设示范之都的历史性变迁，信手写来，自然激情满怀笔意酣畅了。
    笔者退休不再编稿的那些日子，周老在一次来信中说“……奉命‘退役’，即将成为‘时间富翁’，大展鸿图，可以有计划读书写作，余有厚望，希多笔耕……”回想自己后来平平而过的退休生活，对照周公勉语，常觉惶愧不已。那些年中还有幸得到他的几部赠书，以及“气轻骨重”个性鲜明的书法墨宝一幅。
    周而复先生是2004年1月8日故去的。我得到其最后的著作——3卷本 《往事回首录》的时候，老人已不在人世。此前周而复早期的秘书陈邦本先生曾寄我经中纪委核查后作出的关于恢复周而复党籍的文件复印件，并获知2002年10月周老收到这一平反文件时感慨万端的情形……从烽烟弥漫的战乱岁月中走出来，以《夜行集》诗集、《北望楼杂文集》等著作步入文坛，在“朝真暮伪”纷繁世像中笔耕不息坚定前行的一代文学家、外交家周而复老先生，当可告慰而去，安眠泉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