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胡适并称“新红学派”创始人的清华大学教授俞平伯，是吴梅的昆曲弟子之一，他主持了谷音社。邓伟 摄影
    
    工字厅原名工字殿，是清华园的主体建筑。因其前、后两大殿中间以短廊相接，俯视恰似一工字，故得名。工字厅大门上面悬挂一匾额，上书“清华园”，系咸丰皇帝御笔，清华园由此得名。清华谷音社就在工字厅传习昆曲。
    
    青春版《牡丹亭》在北大公益演出 新华社金良快 摄
    说起民国大学校园，人们往往关注轰轰烈烈的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慷慨激昂的抗日救国运动，抑或亡国危机中的悲怆愤切等这些与家国情怀、热血青春有关的大事件、大场面。而游离、沉潜于“大事件”之下的，另有一脉脉平静而恬然流淌的溪流，润泽着历史的干枯与焦灼。这其中，就有蔡元培、吴梅、蒋复璁、俞平伯、张充和、陶光、张宗和、汪曾祺等参与、各种社团相继兴替的昆曲传习活动。曲声笛韵，悠扬在民国校园，成就了历史的另一种声音。
    “唱昆曲……关键就在一个‘乐’字，‘乐’才能唱几十年。人不能没有娱乐，亦即感情方面要有寄托。我每当伤风感冒时唱一唱昆曲，出一身汗，病就好了。”这位把唱昆曲当特效感冒药的奇人，是著名图书馆学家、文博学家蒋复璁。他与昆曲的不解缘分，肇始于1917年入读北大之后。说起来，他真是赶上了学唱昆曲的最好时期。
    那时，北大校园几乎日日笛韵悠扬，曲声婉转，可谓业余昆曲传习的第一重镇。看看当时的阵容，有声称“宁捧昆，不捧坤（女伶）”的昆曲爱好者蔡元培，有一代曲学大家吴梅执教北大，讲授包括昆曲在内的中国戏曲史等课程，并与昆曲名家赵子敬、陈万里联袂教唱昆曲组学员，学员中，有“韩党北大六君子”，即后来被誉为“昆曲大王”韩世昌的六位铁杆粉丝，有注重自得其乐的，以俞平伯、任中敏及蒋复璁本人为代表。而蔡元培身为北大校长，还极力扶持昆曲社团——“北京大学音乐研究会昆曲组”运作其事。
    昆曲并非只在北大传习，清华等高校也是如此。“把昆曲带向世界”的张充和虽然是在北大上的学，但她却参加了清华的谷音社。谷音社的主持者是清华大学教授俞平伯，俞平伯是曲学大家吴梅在北大时的昆曲弟子之一。到了抗战时期，西南联大、云南大学和中法大学还联合组建了昆明三大学昆曲研究会。
    昆曲是中国最古老的剧种之一，也是中国传统文化艺术中的珍品，其在高校的发展源远流长。随着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2001年把昆曲列为首批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北大也于2009年启动了昆曲传承计划，并成立了昆曲传承与研究中心。
    1 曲学大家吴梅北大授课
    1917年1月就任北京大学校长的蔡元培，倡导并力行的“思想自由、兼容并包”。以文科而言，不仅仅是吸纳了陈独秀、胡适、鲁迅、辜鸿铭、刘师培、黄侃等这些早已在历史前台被过度曝光的或新潮或保守的人物，而且为贯彻其美育教育的理念，把宋词、昆曲引入了北大课堂。于是，此前被大众忽略的人物——曲学大家吴梅，站到了北大的讲台上。
    据闻，此前蔡元培并不认识吴梅，一次在旧书肆，心有所思的蔡元培见到一本叫《顾曲塵谈》的谈论昆曲之书，阅览之下，大为赞赏，遂将作者吴梅礼聘至北大任词曲教授。听来颇为传奇，聊备一说。
    在报纸的冷嘲热讽与学生的议论讥笑中，吴梅走上讲堂。他不仅口说指画，而且“运用直观教具进行教学，公然携笛到课堂上说明曲律，说明今传的十七宫调分隶于笛色的七调之中”。当争议被教学效果平息之后，昆曲在北大站稳了脚跟。
    此外，在蔡元培支持下，贯彻美育教育的音乐研究会宣告成立。会内设昆曲、琵琶、古琴、丝竹、小提琴和钢琴等六组。由校方拨经费，聘名师，指导学生。昆曲组导师由词曲教授吴梅兼任。在吴梅指导下，学员进步很大。至1918年4月，因人数过多、科目繁多，吴梅应接不暇，特请陈万里分任副净、小丑的教授。其后，又聘请时任袁克文曲师的昆曲名家赵子敬来校教曲，由此形成三导师体制。
    1917年考入北大预科的蒋复璁，当年即参加了音乐研究会。晚年的他在回忆录中说：“我当时加入了昆曲组，和赵子敬学昆曲之后，我就不再唱皮黄，觉得它不是文学，没有味道。我也跟吴梅先生学过，他唱得很好，曾戴着胡子唱旦。”他又提到：“赵子敬和吴梅因为对《游园》里一个字的读音有不同意见，吴梅心存芥蒂，就很少来了，由赵子敬一直教我们下去。到现在为止，我还没看到这样的昆曲全才。”
    这个一字之争让吴梅、赵二人共同的昆曲弟子、名伶韩世昌无所适从。据韩世昌后来追忆，他的演出吸引北大一众师生前来捧场，尤以顾君义、王小隐等北大六位学子为最。他说：“当时北大校长蔡元培先生，就喜欢看我的戏。他最爱看《思凡》……常忙里偷闲到天乐园来听戏，听时必坐楼上包厢，台下常有顾君义他们在听戏。所以有人对蔡说：‘楼下掌声，皆高足所为。’蔡元培先生回答说：‘宁捧昆，勿捧坤’。蔡先生对昆曲是很喜欢的。”顾君义还力请老师吴梅观看了韩世昌的演出，吴梅对韩也颇为赏识。不久，韩世昌拜吴梅为师。后来经吴梅介绍，韩又从赵子敬学曲。于是出现“一字”窘境。韩世昌回忆道，两位老师对《牡丹亭·游园》中一句“迤逗的彩云偏”之“迤”有不同读法。赵子敬教他唱“拖逗”，吴梅叫他唱“移逗”。“我没有法子，只好在赵先生面前唱‘拖逗’，在吴先生面前唱‘移逗’。”
    从北大毕业后，已然爱上这门艺术的蒋复璁一生与昆曲结下不解缘分。晚年的他谦逊地说：“我从民国六年唱到今天，将近七十年，说我曲子唱的如何好倒不见得，大体只是晓得而已。”对于昆曲如此之爱，以至他竟想出这样“三观不正”的譬喻：“唱戏和抽鸦片一样，不必告诉他什么地方有，同好之人自然会聚集在一起。我从北京到南京，从南京到重庆、昆明、成都，甚至到外国，都有昆曲可以唱。”
    2 俞平伯主持清华谷音社
    “工字荷厅记旧踪，笙箫一霎谷音空。”
    比学长蒋复璁晚入北大十几届的才女张充和，已经错过了北大昆曲传习的黄金时代，不过，她遇到了另一个好时光，在北平郊外的清华园，以清华师生及家属为主组成的谷音社，向她敞开了大门。上文所引用的两句诗便是她后来对在清华工字厅学曲往事的追忆。
    谷音社的主持者，是吴梅在北大时的昆曲弟子之一、以红学研究享誉中外的清华大学教授俞平伯。俞平伯于1915年考入北大，吴梅到北大任教时已为大三学生。据他追忆，吴师任教北大，为“余日后习曲因缘之一也”。不过当时收获并不很大，他记得，1919年4月，吴梅于课外借红楼中教室开一昆曲班，从之者不多，他仅习得两支曲子，且无是处，引吮发声，颇为特别，妻及妻弟常引此为笑。1924年冬，于校友蒋复璁家中，得识嘉兴曲师陈延甫，聘其教授，正式开始习曲生涯，沉醉其间，不亦乐乎。妻弟许宝骙评价大舅子说：“他歌喉不亮，唱来未必尽美，而深研曲学，成为理论与实践相结合之名家，实为难能可贵。”
    虽“歌喉不亮”，但作为一代文学大家的俞平伯唱起昆曲来，却具有超越“歌喉”本身的非凡感染力。据时在清华读书的吴征镒回忆，他曾见俞平伯唱过《长生殿》中几支曲子。唱《定情赐盒》引子“东风第一支”，颇有帝王气势；又唱《惊变》：“俞平伯抱着怀鼓，亲自敲打，唱了那愈来愈快的‘上小楼’、‘扑灯蛾’，充分表达了‘臣民逃散……乾坤覆翻……社稷摧残’、‘西风送晚……一轮落日冷长安’的‘亡国亡家’气氛。”
    俞平伯并偕清华诸曲友浦江清、汪健君、陈盛可等发起成立了谷音社。据朱自清日记可知，首次曲集举行于1934年6月10日，当晚俞夫人许宝驯所唱《思凡》最佳，某人的《杨胖赐福》道白乃如皮黄。俞平伯为谷音社社长，聘吴梅任导师，然此时吴早已离开北大，任职于南京中央大学，故只能名誉指导。实际承担教曲重任者为曲师陈延甫。俞平伯从其学曲多年，对他极为熟悉，也相当钦佩，曾如此评赞道：“其人未多学问而持身朴拙，至饶古意。能剧三百余折，余等所肄习仅三分之一而弱。陈于吹笛以外，鼓板金奏尤熟而老，口讲指画原原本本，且于曲文之音读曾有所受，有些殆明清以来三百余年相传之旧读，尤为难得。”
    陈延甫施展教学才华的课堂之一，在工字厅。1934年夏毕业的清华学子季羡林后来追忆：工字厅是一座老式建筑，里面回廊曲径，花木蓊郁，后临荷塘，那一个有名的写着“水木清华”四个大字的匾，就挂在工字厅后面。这里房间很多，数也数不清。在这“数也数不清”的房间里有几间专为练习音乐而设的隔音室，其中一小间，自1934年夏起，成为谷音社几个年青学子习唱昆曲的据点。
    有唱旦的李鼎芳，唱生的陶光、张宗和，生旦都唱的华粹深，还有一位殷炎麟，自称唱正旦，但从不听他开口，会拉所有刘天华的二胡曲子，有时也带二胡来伴奏。这点在《吴征镒自述》中有所印证。一天吴在宿舍听到楼下传来悠扬的昆曲笛声，不觉喉痒，就下楼自荐，原来便是殷炎麟。殷和吴一样，也很腼腆，不敢大唱，只是低吹浅唱，过过曲瘾。以上五人外，还有唯一的女生张充和。她每两周从城里过来一次，唱到晚饭后，不能回城，就住燕京大学女生宿舍。在这些日子里，他们随陈延甫共学了《紫钗记》的《折柳阳关》、《邯郸梦》的《扫花三弄》、《牡丹亭》的《硬拷》、《琵琶记》的《书馆》等许多的曲子。
    1937年，随着“七七事变”爆发，社友云散，谷音社也就停止了活动。据记录，从1934年6月首次曲集四年来，该社在清华校园公开曲集7次，同期18次，在中央公园水榭宴集1次，所唱曲目93折，其中《琵琶记》最多，12折，次为《长生殿》10折，再次为《还灵记》7折。
    俞平伯当年撰《谷音社社约引言》寄托希冀云：“譬诸空谷传声，虚堂习听，寂寥甚矣，而闻跫然之足音，得无开颜而一笑乎。”谷音社发起组织的昆曲传习活动，在历史的空谷曾踏响起如此高频的令人“开颜而一笑”的“跫然足音”，温慰着“九·一八事变”以来生活于平津地区如风声鹤唳般的人心。
    3 陶光策划了昆曲研究会
    “漫客天涯，如何不归……忘情处，命玉龙哀笛，著意狂吹。”
    1939年春，谷音社南渡社友浦江清、杨荫浏、陈盛可、陶光、张充和五人于昆明王守泰家聚首，曲叙联欢，浦江清即席赋《沁园春》一阕。天涯漫客，四海曲友，在昆明城延续了昆曲的传习。
    1942年11月7日，西南联大、云南大学和中法大学联合组建的昆明三大学昆曲研究会即日成立，吸收三校师生及家属参加。活动地点一般在云大西北角晚翠园，拍曲子、开曲会多半在这里借用一个小教室，摆两张乒乓球桌，二三十张椅子，曲友毕集，就拍起曲子来。
    当年清华谷音社中的学生辈社友如今已在各大学院校任教，并成长为昆研会的核心骨干。昆研会策划人实为陶光，有两个云大中文系同学作其助手，管石印曲谱、借教室、打开水等杂务。陶光是西南联大中文系教员，教“大一国文”的作文。他的昆曲演唱水平之高，为大家公认。
    多年前在工字厅与陶光一块学曲的华粹深后来评价道，红豆馆主溥侗一身绝艺，晚年执教于各大学，得意弟子仅陶光等三人。其中，陶光“天才甚高，为馆主所最赏识者，惜仅传其《三醉》、《惊变》、《渔阳弄》及《黄鹤楼》之周瑜数出而已”。又说：“今日唱大冠生戏适宜者，有陶重华君（陶光原名）。《哭像》、《八阳》等，均足冠冕当代，其气魄有（俞）振飞不能及处。”这点也得到昆研会积极分子汪曾祺的确认：“陶光的曲子唱得很好。他是唱冠生的，在清华大学时曾受红豆馆主（溥侗）亲授。他嗓子好，宽、圆、亮、足，有力度。他常唱的是《三醉》、《迎像》、《哭像》，唱得苍苍莽莽，淋漓尽致。”
    以上二人是就陶光的师承、天分与适合戏路而言，若从其演唱予人之感染力方面，张充和的描述尤为传神。她说陶光“兴致来时，不管有人没有人，不管有笛子没有笛子，便闭着眼放开嗓门大唱，唱进曲里去，便似乎每一支血脉都随着曲意曲情在跳动”。又言：“他唱《粉蝶儿》时闭着眼睛，如唱到‘践朝霞，乘暮霭’，身子飘飘如在云中，唱到‘这的是三楚三齐，那的是三秦三晋，更有那找不着的三吴三蜀’，闭着眼用手点着，如在云中向尘世去数，向历史中去寻索，更托出临川之笔不同凡响。”
    另一位原工字厅学员张宗和，时任云大文法学院讲师，在曲会上主要为人吹笛伴奏。据汪曾祺回忆：“给大家吹笛子的是张宗和，几乎所有人唱的时候笛子都由他包了。他笛风圆满，唱起来很舒服。”又说：“夫人孙凤竹也善唱曲，常唱的是《折柳阳关》，唱得很宛转。‘叫他关河到处休离剑，驿路逢人数寄书’，闻之使人欲涕。她身弱多病，不常唱。”另外据载，张宗和曾为学员传授《琵琶记·南浦》，其妻孙凤竹则示范了《牡丹亭·游园》。同期曲会上，夫妇常合唱《折柳阳关》、《受吐》等出。
    4 汪曾祺回忆校园昆曲
    此前在清华园，与殷炎麟一样因为腼腆，不敢大唱的谷音社编外人员吴征镒如今已十分自信，无论在宿舍还是曲会上，常常亮开嗓门，引吭高歌，以致忘情。他回忆说：“那时我嗓子也好，能唱《弹词》《骂曹》《扫秦》《冥判》《夜奔》等全出，虽然慷慨悲歌，略抒愤懑，但不免惊吵四邻。”“四邻”中，有闻一多、吴晗、潘光旦等师友。汪曾祺所记与之大体一致：“‘唱老生’的吴征镒，身体好，中气足，能把《弹词》的‘九转货郎儿’一气唱到底，这在专业的演员都办不到……戏曲演员有个说法‘男怕弹词’。他常唱的还有《疯僧扫秦》。”
    时在西南联大国学系读书的汪曾祺、朱德熙，是这一波昆曲传习小高潮时期学生辈曲友的代表。据杨毓珉回忆：“1942年的下学期，我们同时听一堂《中国文学史概论》的课，讲到词曲部分，老师和学生一起拍曲子。曾祺很聪明，他能看着工尺谱吹笛子，朱德熙唱旦角，我跟他们学着唱。我记得最常唱的曲子是《思凡》，德熙唱的那几句‘小尼姑年方二八，正青春被师傅削去了头发……’真是缠绵凄婉、楚楚动人。这是我和曾祺初次接触戏曲。”汪曾祺回忆自己的大学经历，曾提及，有时深更半夜，他会端坐大树枝杈上，对着明月吹笛。不过，给他留下有关昆曲记忆最多的还是晚翠园曲会。
    在一次曲会上，听过汪曾祺唱的一支曲子后，数论专家、俞平伯妻弟许宝騄跟联大国文系主任罗常培说，他想教汪曾祺一出《刺虎》。汪曾祺听到罗常培的转告，自然愿意，但稍感意外，因为他不知道许宝騄会唱曲子，更没想到他会主动提出要教唱这出戏。
    汪曾祺按时去见许宝騄，没有说多少话，就拍起曲子来。汪曾祺记述道：“许先生的曲子唱得很大方，《刺虎》完全是正旦唱法。他的‘擞’特别好，摇曳生姿而又清清楚楚。”汪曾祺大概还不知道，这位“许先生”会唱三百多出昆曲，曾是谷音社骨干成员，目前还担任他们系主任罗常培和音乐家钱晋华的昆曲老师。
    六十多年后，忆罢昆明时期若干昆曲往事的汪曾祺，在《玩翠园曲会》一文结尾写道：“参加同期曲会的，多半生活清贫，然而在百物飞腾、人心浮躁之际，他们还能平平静静地做学问，并能在高吟浅唱、曲声笛韵中自得其乐，对复兴民族大业不失信心，不颓唐，不沮丧，他们是浊世中的清流，旋涡中的砥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