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焕章
    
    《孔门理财学》，陈焕章著，商务印书馆2015年7月出版，58.00元
    作为中国古代的主流意识，儒家思想体系曾深刻地影响着世界。但19世纪末以来，以儒家文化为主的中国传统文化渐渐式微，就在中国知识人和整个精英群体表现出偏离儒家的倾向时，陈焕章作为一名中国留美学生，在大洋彼岸用英文撰写了60万字的著作《孔门理财学》（TheEconomicPrinci⁃plesofConfuciusandHisSchool，现收入商务印书馆“中华现代学术名著丛书”），向西方系统介绍了儒家经济思想及中国历史上的经济实践活动。在中国文化亟需走出国门、影响世界、树立文化自信的今天，陈焕章与他的《孔门理财学》有着历史与现实的借鉴意义。
    从进士到博士：中西最高学位的获得者
    陈焕章(1880-1933)，字重远，广东省肇庆鼎湖区（原高要县）砚洲乡人。11岁参加高要县童生县试，稍后参加府试，相继考中。12岁，参加广东学政主持的院试，被录取，入高要县学，成为秀才。1903年，陈焕章中举人，1904年，陈焕章参加最后一次会试、殿试，中进士，朝考点内阁中书，入进士馆。
    1905年，陈焕章奉派成为留美学员，在库克学院学习英语后，1907年考入哥伦比亚大学；1911年，获哥伦比亚大学博士学位，陈焕章先后获得中西双重“最高学位”，从清代进士到美国博士，一人在中西两种教育体系中都取得了最高学位，历史上再无第二人。1912年陈焕章回国，同年，在其师康有为的授意下，在上海创办以“倡明孔教、救济社会”为宗旨的孔教会，陈焕章担任主任干事，总揽会务。1913年，陈焕章、夏曾佑、梁启超等代表孔教会上书参众两院，请于宪法中明文规定孔教为国教，发起国教运动。陈焕章曾先后办《孔教会杂志》《经世报》，宣扬孔教。1923年，与香港孔圣会人士联名发起建立孔教大学及孔教总会堂，1930年在香港设“孔教学院”，任院长，1933年在香港病逝。
    陈焕章生当中国社会新旧转型时代，其旧学与新学的造诣均极为深厚，他在中国传统科举制度下金榜题名考取进士，又接受了当时最好的西方教育获得博士学位，陈氏学贯中西的学养背景，是他完成《孔门理财学》的重要前提，也是这本鸿篇巨著能在西方产生影响、成为中国古代思想“走出去”的必备条件。
    戊戌变法前，陈焕章拜师康有为，在万木草堂受业。作为康有为的学生，陈焕章深受其师孔教思想的影响，“倡明孔教”成为他一贯追求的理想；作为民初思想家，陈焕章推崇其师的孔教思想，在陈氏的著述中，如登载于《孔教会杂志》《经世报》上的论说、讲演、书信公函等大量文献，以及陈焕章主要的著作《孔门理财学》《孔教论》等，无不体现了其师的孔教思想。
    康有为曾写道：“孔子为创教之圣，立人伦，创井田，发三统，明文质，道尧舜，演阴阳，精微深博，无所不包”。（《答朱蓉生书》）康有为不仅确定了孔子教主地位，还提出“开教会、定教律”，以孔子所作六经为“圣经”，以儒家的“忠爱仁恕”为信条，以尊孔之典为宗教仪式。陈焕章的博士论文《孔门理财学》开篇详述孔子为创教之教主，“孔子创建的新宗教——孔教，不仅属于野蛮未开化的原始初民，也属于文明教化的民众”，（《孔门理财学》，韩华译，中华书局2010年版第4页，下同）最后陈氏得出结论，孔教是世界上最优秀的宗教，“基督教所有的优秀之处在孔教中都能找到”，孔教还能提供比基督教更多的优点，“从哲学的观点出发，基督教不如孔教，也不如佛教与道教那么深邃与丰富，从实用的立场出发，基督教不如孔教那么具有人性或那么切合人类需要。”孔子的整个学派能够使中国现代化，孔子的“大同世”将来临。（《孔门理财学》第468-470页）
    1911年，《孔门理财学》第一次出版时，哥伦比亚大学华文教授弗雷德里克·夏德（FriedrichHirth）作序，序中说：“陈焕章乃康有为的学生与私人朋友，康有为是现代中国改革运动的发动者之一，其本人也是渊博的中国文献专家。……康有为在中国民众中享有的精神声誉在很大程度上应归于这样的事实——在坚信社会政治迫切需要改革的同时，仍坚守孔子的原则。陈焕章博士当之无愧是这位大师的追随者，而陈焕章爱护大圣（孔子）及其教旨之热心，未有能过者。”陈焕章也在自序里说，“我深切地感谢我的老师康有为，从他那里，我获得了孔教的概观。”陈焕章建构起民初发起孔教会及组织国教运动的孔教思想体系，直接受益于康有为的教诲，而陈焕章不仅以造诣极深的中国传统学问与西方科学方法紧密结合，还将中国古代思想置于现代学术体系内，成功地得到激活，这与陈焕章受教于中国近代重要的政治家、思想家与教育家，学贯中西、放眼世界的康有为有着密切的联系。
    1907年，陈焕章考入哥伦比亚大学，学习政治经济学。对陈焕章在哥大完成学业的具体情况，就笔者视野所及，目前没有更多更直接的文献记载。根据1911年版《孔门理财学》自序，陈焕章说：感谢哥伦比亚大学的教授，“他们是约翰·贝茨·克拉克教授（ProfessorsJohnBatesClark）、塞利格曼教授（Ed⁃winR.A.Seligman）、弗雷德里克·夏德教授（FriedrichHirth），以及凯特琳教授（WarrenB.Catlin）。从他们那里，我获得了若干思想与多方面切实的帮助。……感谢亨利·施格教授（HenryRogersSeager），他提出了大量的建议，并为本书纠正了错误。”作为哥伦比亚大学的学子，陈焕章系统学习西方经济学，并运用西方经济学框架阐释儒家经济思想，这样的西学功底无疑也得益于各位大师的引领与教导。
    哥伦比亚大学是世界知名学府，陈焕章在序言中提到的这几位教授，他们都是杰出的经济学家、汉学家，在各自的学科领域有着卓越贡献。简单介绍如下：
    约翰·贝茨·克拉克（1847-1938），美国新古典学派经济学家，美国经济学会创始人，边际革命倡导者，对后世的凡勃伦、哈耶克、费特、奈特、莫尔等经济学家有广泛的影响。为纪念他对经济学的贡献，美国经济学会设置了约翰·贝茨·克拉克奖，奖励青年经济学家。主要著作有《财富的哲学》《财富的分配》《经济学纲要》。
    夏德，德裔汉学家，曾到中国考察多年。1902年，夏德被聘为哥伦比亚大学第一位“丁龙讲座教授”，这是北美大陆第一个以特别基金设立的汉学讲座。夏德曾翻译宋代赵汝括的《诸蕃志》，成为美国汉学的发轫之作。夏德的代表作有《中国上古史》《中国与东罗马交通史》等。
    塞利格曼（1861-1939），哥伦比亚大学财政学泰斗，美国经济学会的创建者和主席，也是《社会科学百科全书》的主编，曾指导过马寅初、赵乃抟多位研究经济学的中国留学生博士论文。
    亨利·施格，美国经济学家，哥伦比亚大学政治经济学教授，主要著作有《经济学原理》等。
    上述教授中，夏德与施格为《孔门理财学》初版作序，盛赞陈焕章独特的研究；塞利格曼在主持中国留学生博士论文答辩时常以《孔门理财学》书中的观点提问，可见陈焕章的博士论文赢得了各位教授的重视与称赞。
    作为康有为、克拉克、夏德、塞利格曼、施格等中西大师的学生，陈焕章集中西学问于一身，不仅熟知英文经济学文献，精通中国经典文献，也掌握了西方经济学研究方法，以及分析、整合中国传统经典中的经济思想文献，还能以英文专业地进行论述，正因为如此，《孔门理财学》承载着深厚的东西文明学养，在中西大师思想的交汇点上，它不仅贯穿、发展了康有为的孔教思想，也采用西方经济学家克拉克论交易与生产的关系、塞利格曼的《租税各论》等经济学观点，诠释儒家经济学思想，对中国古代经济思想与实践进行具体的论证。
    《孔门理财学》：中国经济学走向世界的始步
    1911年，《孔门理财学》作为“哥伦比亚大学历史、经济和公共法律研究”丛书之一，以45卷、46卷112号、113号同时在纽约和伦敦初版，此后近100年时间里，又相继在1930年、1973年、1974年、2002年与2003年在Krishna Press GordonPress、ThoemmesPress、Lighten⁃ingSourceInc.、UniversityPressofthePacific等英美多家出版社重印，这是中国人“在西方刊行的各种经济学科论著中的最早的一部名著”（胡寄窗语），也可能是在近代以来中国经济学家的所有经济学学术著作中出英文版最多的，在中西交通中占据着独特的位置，不仅在英语世界获得诸多肯定，西方学者获得了以中国为基础的经济理论的强有力的陈述，看到了在中国古代经济思想中存在着现代经济分析的先行因素。（著名经济学家摩根·维尔兹语）而且，《孔门理财学》的作用还在于“不仅对其母国有所贡献，即对所在国亦会产生一定的影响。”（钱存训：《美国在亚洲研究的启蒙》）
    陈焕章在自序中说：“本书讨论了孔子本人及历代孔门主要弟子的理财之道，出于比较之目的，也对管子、老子、墨子、商鞅及许行等其他诸子的理财论进行了介绍。”因此，陈焕章虽然尊孔，但《孔门理财学》的取材却并不狭隘，全书梳理了大量的古典文献，在其附录里，罗列了引用文献55种，首先是《诗经》《尚书》《礼记》《周易》《春秋》五经；其次是孔子、儒家及诸子，同时大量引述中国理财制度。此外，也有康有为的《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还有理雅各等翻译的四书五经，以及德裔东方学家马克斯·缪勒主编的《东方圣书》等。
    《孔门理财学》旨在倡明孔教，发挥中国文明，但在论文结构上，陈焕章采用了西方经济学写作框架，将儒家丰富、深刻的经济学思考，以及经世济民的经济思想进行系统梳理，并以专门的学科形态表现出来，通过陈焕章的努力，《孔门理财学》成为儒学与经济有机结合的典案，也成为“中国经济学走向世界的百年始步”。（叶坦：《〈孔门理财学〉——中国经济学走向世界的百年始步》，《中国社会科学院报》2010年8月26日）
    陈焕章曾说：“在本质上，本书是关于中国古代思想与制度的研究，它是独立于西方而发展的中国思想与制度的全面考察，我虽然在材料安排上遵循西方著者的写作惯例，对古老经文的理解也极大地受益于西方思想家，但我一直非常仔细，避免从现代西方经济学家的视角去曲解中国古代思想。”显然，陈焕章已经意识到以西方著者的写作惯例，展开对中国古代思想与制度的研究，二者之间可能出现的冲突。
    《孔门理财学》之所以在中西交通中占据独特且重要的位置，并影响西方学界，这与陈焕章以西方经济学的研究方法、叙述方法对儒家经济思想进行全面诠释分不开，陈焕章不仅使中西思想进行了高质量的思想碰撞、交流，也贯通了中西学术，创造性地使传统经济思想向现代学科体系转换。
    《孔门理财学》对西方的影响
    《孔门理财学》向世界全面展示了中国古代思想的巨大魅力；展示了作为世界文明古国的中国几千年来形成的儒家经济思想；还展示了中国历史上成功的经济实践活动。正因为如此，《孔门理财学》受到西人重视，哥伦比亚大学出资出版了这部60万字的博士论文，这在当时并不多见。《孔门理财学》面世以来，西方学者从中读到了有关中国古代经济思想的精彩内容，他们从不同角度对这本书进行了评价。
    《孔门理财学》出版之初，即获得哥伦比亚大学教授夏德、施格的高度评价；1912年，经济学家凯恩斯（JohnMaynardKeynes）曾在《经济学杂志》上撰写评论，认为《孔门》“基本内容一部分属于中国经济史，一部分是世代相传的诗篇和格言，其所涉话题只与最广义理解的‘经济’有关。其章节标题虽为‘生产要素’、‘分配’、‘公共财政’等，但装入这一牵强框架的是大量讨人喜欢的教诲性内容。”
    除上述中西结合外，陈焕章还努力在经济学概念、经济学学理等方面寻找贯通中西学术的交汇点，在此基础上，陈焕章又系统梳理中国历史上大量成功的经济实践活动、中国人的理财经验、圣人先贤的经济思想等，使得《孔门理财学》在浩如烟海的西方政治经济学文献中占据了一个独特的位置，威斯康星大学著名的社会学家、政治经济学博士罗斯（EdwardAlsworthRoss）在《美国经济评论》上发表书评，认为陈焕章打通了中西经济传统，为西方的政治经济学接上了孔子以来的中国伦理学和社会学资源，使中西经济学得以相互补充。
    而最能说明陈焕章在《孔门理财学》书中总结的中国古代经济思想影响西方的例子，当属1933年担任美国农业部长的华莱士采用中国的常平仓制度。著名学者钱存训在《美国对亚洲研究的启蒙》一文中说：“我们这一代人所亲身经历，完全经由学术途径传播的最有利而重要的实例，就是美国采用了中国古代的所谓的‘平粜’制度，那就是丰收的年头由政府向农民收购米谷储藏，到歉收时期便以平价抛售给平民。这项中国古代的经济理论，最早是由哥伦比亚大学的陈焕章在其1911年的博士论文中加以讨论。1918年，华莱士（HenryWallace）先生主编一份周报，这篇研究论文正巧落在他手里，自此他对这一项中国古代制度极为赞赏。当华莱士1933年出任农业部长时，这个中国的理想终于为美国所采纳。”
    《孔门理财学》对华莱士制定农业政策的影响，说明《孔门理财学》成功地向西方传播了中国古代的常平仓制度，也是《孔门理财学》使古代经济思想“走出去”的一个成功范例，它留给我们深远的历史与现实借鉴意义：
    第一，陈焕章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坚信儒家经济思想对中国、对世界都是宝贵的财富，孔子等中国先贤都是人类文明的奠基者，中国悠久的传统与西方思想家一样具有世界性普遍意义，这种坚定的文化自信，蕴含在《孔门理财学》的精彩叙述中。
    第二，陈焕章与他的《孔门理财学》证明了中国传统思想没有落后时代，不仅如此，我们祖先的思想是超前于时代的，著名经济学家摩根·维尔兹（MorgenWitzel）在关于《孔门理财学》的导读中指出，从此书“我们不仅能获得以中国为基础的经济理论的强有力的陈述，而且指出中国经济在未来可能如何进步的富有吸引力的暗示。”熊彼得（Joseph AloisSchumpeter）在《经济分析史》中强调《孔门理财学》重要性的同时，也指出在中国古代经济思想中存在着现代经济分析的先行因素。
    第三，陈焕章与他的《孔门理财学》证明了中国古代经济思想在西方并不存在局限性。经济学思想是经济学的根本，不论经济学方法有什么变化，都没有在根本上改变经济学的思想。在这样的背景下，开展将古代经济思想的概念、论证、知识体系与现代学术相容的学术转译工作，这是思想“走出去”的又一重要方面。
    最后，还有一点值得提出，《孔门理财学》书中对中西大师们的思想都有阐述，比如：孔子、孟子、荀子、墨子、亚当·斯密、孟德斯鸠、纳索·威廉·西尼尔、马尔萨斯等，陈焕章进行的是平等的中西思想交流，还有，评论《孔门理财学》的西方大师们：夏德、施格、塞利格曼、熊彼特、凯恩斯、摩根·维尔兹、马克斯·韦伯等，他们也是基于平等的比较与学习的态度，进行中西思想交流，这也是我们今天实现中国思想“走出去”应该学习的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