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被遮蔽的文学大家
    一位被鲁迅、朱自清、汪曾祺、司马长风等赞誉有加的
    现代名士
    《包法利夫人》的译者、《雨中登泰山》的作者
    他就是李健吾
    
    就在李健吾与尤淑芬结婚的前一个月，1933年9月9日，沈从文与相恋多年的张兆和结婚，住在西城达子营的一个小院里。自从会贤堂的宴会上相识，李沈两人就成了好朋友，李健吾断不了来达子营沈宅聊天。年底前巴金也住在这儿。
    沈从文也是双喜临门，就在新婚的这个月，从吴宓手里接编天津《大公报》的文艺副刊。新编辑就得有新作者，一方求贤若渴，急欲光耀副刊版面，一方技痒难耐，正待一展雄才，两好并作一好，于是《大公报》的文艺副刊上便接连出现了李健吾那峭拔机警、锋芒毕露的批评文章。如同一员骁将，挥舞着手中的方天画戟，拍马直奔敌阵，要在百万军中取了上将的首级。
    有人写了一篇文章，综述明清小说的趋势，从小说是人类社会的反映谈起，接着举了三个例子，其中有这样一句话：“在中国君主专政时代所产生的《红楼梦》与法国民主革命时代所产生的《双城记》绝不相同。”虽语焉不详，大体也能说得过去。李健吾那鹰隼一样的眼睛，看出了其中的破绽，更看出了其中隐含的社会学批评的凡庸，当即写出《从〈双城记〉说起》予以批评。
    
    先指出史实的出入，“《双城记》是狄更斯1859年的作品，背景是1789年左右的法国大革命，书和历史相距六十余年，说是那时的出产，事实未免歪扭，而且狄更斯是英国人，不是法国人”。
    自知有理而无情，退一步，他说，其实这只是一个绝小的错误，倒是另外一个过节不容漠视。囫囵吞枣是我们目下的通病，流行名词的堆积也成了渊博的佐证。譬如研究一件作品，我们往往加重社会的关系，运用唯物史观解释一切的成就。这并没有错，可惜中途遗失了许多。
    这才是他所要批判的，仍有点含糊。接下来一个小故事，将他那厌恶的心理袒露无遗：“我在巴黎遇见一位朋友，从前研究中国文学，很写了些吃力的书籍；我以为他到海外搜集资料，没有想到他摈弃了过去的功绩，专门攻读某种主义。索性从此致力于社会的改造，人类的幸福也罢了，我却怕他装满了一肚子主义，回头再来审定我们的文学。不怕别的，却怕中国文学从此失去了他的青睐。”说得多轻巧，甚至不无惋惜之情，读者一眼就可看出，所谓“怕中国文学从此失去了他的青睐”的真义，不过是怕中国文学从此之后，因那“一肚子主义”的“审定”而遭殃罢了。
    “这全是小焉者也，重要的是态度。”又退了一步，不等站定，便将手中的方天画戟照直刺了过去——
    一本书或许无色，或许有色，我们读者却应该永久无色，永久透明。至上的艺术品无所谓态度，从人类的文物凝炼出来，能够不沾染文物的气息。批评家应该具有成见，然而为了成见找例子，因而牺牲了例子，不大应该。有时我们觉得归纳法胜过演绎法，对于批评家，犹如对于历史家，我想这是对的。我欢迎朋友研究社会主义，不过怕他戴上眼镜来观察。艺术具有社会性：哪一件艺术品不出自人类？哪一个社会不是人类的集合？这里的根据是人性，不完全是社会的政治性，其实政治也只是人类活动的一种现象。
    这便是他对批评文艺作品的看法，自诩是代表广大读者说话的。那么，文艺作品就没有社会性的一面么？当然不好这么武断，以李健吾的见识，重要的是从哪儿着手，又怎样才能不至于误入歧途：“从艺术作品里面，我们可以看出社会的反映，但是多数人却偏重历史的知识，从外面判断作品的价值。所以认识一件作品，在它的社会与时代的色彩以外，应该先从作者身上着手：他的性情，他的环境，以及二者相成的创作的心境。从作品里面，我们可以探讨当时当地的种种关联，这里有的是社会的反映，然而枢纽依旧握在作者的手心。批评家容易走错了路，因为他忘掉作者的有机的存在。”
    文末，顺手调侃了一下好朋友，其时已有美学家之称的朱光潜：“性情是一切艺术作品的个别的暗潮，朱光潜先生那样通畅而且可爱的一部《谈美》，没有谈起，我引为遗憾。”接下来又对周作人 （启明）表示了一点由衷的敬意：“然而，与其扯些不相干的书本以外的议论，更不如从书的本身看起。老实话，只是读书而已。这就是为什么，我崇爱启明先生，因为他用他的读书教训我们。”有调侃，有褒扬，率性而为，是李健吾的心地坦诚，也是那个年代文坛风气的纯正。
    随后又发表文章，评价清代小说《绣像飞跎全传》。平静的论述，不是他擅长的。褒扬，哪怕是轻度的，对一部清代的小说，提不起他的兴致。除个别文句的警醒外，这是一篇平平常常的文章。
    一旦有了批评的目标，可就来劲了。8月间，这位还谈不上翻译家的青年学者，又在《大公报》上发表文章，对当时文学翻译界的老前辈伍光建和他翻译的《英美名家小说选》作了一通切实的挖苦。
    读李健吾的文章，不能光考究其思想意义，一定要赏析他那曲折有致的文笔特色。
    先说看到商务印书馆的广告，介绍伍光建先生选译的英美名家小说二十种，他以为是全书的译出，预约价只有五元，这未免便宜了我们读者。于是去订了一部，付款后得到已出的五册。原来是节译，英汉对照，是为了中学生或同等学力而出版的。不打算看了，那就拿回去送给弟弟们看吧。——纯粹是行文的关节，他就一个弟弟，还不跟他在一起生活。
    接下来说，他对伍先生，原先有着怎样的好感。小时候，一册《隐侠记》曾叫他整整一个月没吃好饭，一时一刻也离不开书中的达特安，犹如更小的时候离不开白眉毛徐良，或者黄天霸。后来看见胡适之先生赞誉《隐侠记》的文章，觉得胡先生一点也没有过分，同时也就牢牢记住了伍先生的名姓。“现在已然若干年，若干年，而我自己，辗转徙离，陷进一个不可窥测的深渊。钻在我所爱好的欧西名著里面，惹了一身尘土，对于童时的经验，我也就恍若隔世了。”
    还嫌台子不高，再垫上块厚厚的砖，将这位老先生的容貌恭维上一番。看书上那张四寸小像，虽是第一次瞻仰伍先生的容貌，究竟秃了顶，上了年纪，样子有些冷峻，严重，不过精神透出饱满，真是一个从所事、务所业的气魄。于是他打开《二京记》，一本狄更斯的知名的小说，想起当年在大学一年级读原著时的一切。
    够了，够了，恰当其时，他一脚踢倒了自己垒起的高台，于是敬爱的伍先生不得不摔了下来——
    我的老天爷！这是伍先生译的，这《隐侠记》的光荣的译者？我的心沉了下来，好像我撕碎了我童年的时光之网，坠入无底的灰色的人生——无一不是失望的人生！《二京记》就是我们已然耳习的《双城记》。现在，读者们，假定你们是中学生，和我弟弟们一样的英文程度，打开书……
    这年轻的刽子手，开始抽筋剔髓，一刀一刀地来消遣我们可怜的伍老先生了。
    先剔下《狄更斯传略》中的一句话：“这部小说的长处不在于概念人物……”他反问道，什么“概念人物”？我们知道概念是一个抽象名词，但是将这用作动词，我们就有些如坠五里雾中，譬如将“概念”两个字换成“孕育”，问题就解决了。这还是客气的。
    又剔出正文第一段的第一句：“有一大桶的酒跌在街上，酒桶打碎了。”这回就不客气了。他故作惊讶地，几乎是喊道：“酒跌在街上，我的先生！如若我是一个好兄长，我一定笨手笨脚地译做：‘一个大酒桶掉下来，碎在街上。’或者：‘一个大酒桶掉在街上，而且打碎了。’”
    这次是连赞赏过伍氏的胡适也一并捎带上了，注意下面引文中“尝试”二字，原文中第一个“尝试”旁边特别加了着重号——
    和伍先生的一比，这也许只是半斤八两，然而我的弟弟们，至少不用尝试，便知道打算。我不相信伍先生是直译，鲁迅先生所谓的直译，因为伍先生是硬译或者死译。他不知道译文也有生命，应该在字斟句酌以外，追寻一种语言的自然的节奏。最好的翻译也是一种创造，这就是为什么，我们那样爱好佛经，因为它自身完美。有时我想，像伍先生这样的名译，真正应该学学隋唐时代的僧侣，不仅仅将这当做一日三餐的生计，而且更加神圣其事，舍了心，发了愿，牺牲一辈子，看做理想跟上去。佛爷笑着脸，鼓着大腹，好叫徒众打进他的脏腑，然后才堪宣讲真谛。我是说，译者应该钻进作者的生命，才不至于有失他的精神。这是事业，是信仰，是真实与美丽的结晶。然后不至于陷进一个永生尝试的圈子。
    对这样几本错误百出的书，该怎样处理呢，他说，他回到家，将这五本书放在书架最后最低的一格，一点不想叫弟弟和他纠缠，他怕极了那些无聊的请问，倒不如让他们抱住字典，一个字一个字地自己思索。中学生太老实，人家给什么就吃什么，于是有人看准了他们良弱可欺，便如此这般来和他们开胃。他们全然信托，一点不晓得对方葫芦里卖的什么药，而所谓一服良药者，左不过是走江湖的套数。上了当的，只是我弟弟那群羊羔似的中学生而已。——他的弟弟是无此灾难了，因为有他这个哥哥呵护着，可我们的翻译家呢？
    在尽情的消遣之余，他并没有忘了一个忌讳，伍光建毕竟是海内有名望的老翻译家，这样糟践人家，别人能服气吗？对此，这聪明过人的刀斧手，也不是没他的解释。他要让读者彻底地服气。“其实伍先生的译文自有他的特长，就是：他有他特殊的调子，如若有人说我讥讽，我愿意改做老练。不过你不觉得，他有时译的太不费力气？他译得日子久了，而且译熟了，于是一管笔滑了下来。他渐渐失去他早年那点质朴。”再一个原因呢，
    “说到《隐侠记》，我现在有时想，固然伍先生译得不坏，而另外还有易于成功的原因：大仲马的文字本身粗窳，简单，容易上笔，而译者何况是根据英文重译。”这么一说，这位译界名宿，真是一无是处了。
    最后，得意洋洋地，他要走开了，意犹未尽，又将手中的利刃随手甩了出去，不是对着已颓然倒地的伍老先生，而是对着当时中国文化界的一种不良的风气：“随便翻开哪一本杂志，在标题之下，你一眼看见的是个耳习的或者知名的中国人，如若不是看到最后，有一个小注，简直不知道是创作还是翻译。这和欧西杂志正好来个相反，所以中国杂志比起来进步多了，和一般译者一样，知道了商业化的重要。于是原作者朽矣。”
    通观这篇文章，是论文，不也像一篇故事吗？
    此文名为《伍译的名家小说选》，值得玩味的是它的署名，不是李健吾，而是刘西渭。这是他第一次使用刘西渭这个笔名。是觉得自己的辞锋太严苛，还是因为其中捎带了胡适而有意回避？不管怎么说，总是个异数。取这个笔名时，他定然想到了九岁时，在渭水西岸那个关中农村，度过的一年多的畅快日子，使枪弄棒，练拳习武，满世界地疯跑。说是纪念，未免言重，更多的考虑是怎样组合成一个让人看了像个真名的名字。西渭，能将他人的猜测引开，或许是哪个陕西人吧。至于取刘姓，想来没有深意，只是这个姓太普通了。要的就是平庸，自有文章去增添它的伟岸。
    此后，李健吾又接连在《大公报》文艺副刊上，发表了《中国旧小说的穷途》和《现代中国需要的文学批评家》。
    在后一篇文章中，他对中国的批评家提出了自己的要求。他说，在我们这样一个不文的时代，一个合格的批评家，不光应当具有书本的知识，鉴赏的能力，了解得透彻，更要具有语言文字的知识。你要以身作则，语言必须说得过去。有时他们在一起谈笑，以为“我们今日理想的批评家，在他自身和一切以外，应该合有鲁迅或者岂明的文笔，赵元任的语言，黎锦熙的文法，然后才说得上什么批评”。这自然是笑话。
    而眼下，中国需要的还不是那样全面的批评家——
    所以一生气，我们直以为中国现时需要的文学批评家，不是什么这个派，那个派，倒是一个切实而厉害的马莱尔布，因为我们的时代和他的时代几乎全然相似。你这一句话对吗？说的美丽吗？从前这样用过？如今这样说着？我们现在缺乏的正是这样一个迂阔的学究。他从来不管你写些什么，只要你写的属于人性以内。他能够阻拦一个大作家产生吗？不能够。他可以帮忙一部杰作出世吗？可以。这就是我们今日需要的文学批评家。
    这，不妨看作他将要对中国文学界负起的责任，一个郑重的个人宣言。然而，截至现在，我们还只能佩服他的伶牙俐齿，聒聒不休，至于他是不是一个优秀的文学批评家，还得等他那些精辟的，就具体作品而写的批评文章发表之后。
    选自《李健吾传》，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本书是国内迄今为止唯一的一部李健吾传记作品，作者围绕李健吾丰富的一生，多方搜寻史料，尽可能客观完整地呈现了李健吾这一被遮蔽多时的文学全才。
    李健吾以文学批评名世，但他的文学成就却不尽如此，他在散文、小说、戏剧、翻译、法国文学研究等领域也成绩斐然，鲁迅、朱自清、汪曾祺、司马长风等人都赞誉有加。他的翻译作品《包法利夫人》，二十九岁写成的《福楼拜评传》，均为传世之作。他的散文作品《雨中登泰山》入选中学语文课本，影响了一代人。
    他是中国现代文学的参与者，他的长篇小说《心病》、中篇小说《终条山的传说》，他以笔名刘西渭写就的绚烂的批评文章《咀华集》《咀华二集》，他编导的话剧作品，均是现代文学大花园中的灿烂花朵，透过他与现代文人诸如郑振铎、蹇先艾、朱自清、周作人等人的交往，亦为了解中国现代文学的真实图景打开了一扇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