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7年10月1日《国立河南大学校刊》复刊第16期刊载了一则《吴雨僧先生来函》，全文如下：
    姚校长前曾邀请武汉大学外文系主任吴雨僧先生来校，作学术讲演，顷接来函，说明未能到校之原因，并允十，十一月间，决定应约，兹录全函如次：
    从吾校长尊兄尊鉴：自兄长河大，逖听欣忭无已。一年来，屡由友人函中，备悉吾兄对宓雅意殷勤，一再宠招，虽未能□（笔者按：此为原文漫漶不清处，下文同）赴，感荷至深！五月初，奉喻存粹君传示，五月四日兄亲笔书函，迟迟未覆，以至今兹。敬求宽恕。来河大讲学二三星期，原可遵行，只以当时学年将终，外文系四年级毕业在即，弟主系务，关于考绩及论文以至举□就业各事，均需亲理，不能离开，其时又多风潮，故弟未能承命即来。惟兄鉴察，下学年开学后，如时局安定，诸事照常。则弟当于十，十一月间来河大讲学二三星期，略答盛意，且以践兄对学生所宣布之消息，兄谓如何？（下略）
    《国立河南大学校刊》由教务处出版组编辑发行，是河南大学的校刊，逐页题名为《河大校刊》，与1929年12月创刊的《河南中山大学周刊》与1933年8月25日创刊的《河南大学校刊》一脉相承。该刊主要公布学校布告，报道人事动态，刊登历史、考古、文学方面的学术论文及文艺作品等内容。
    1946年8月，吴宓应好友刘永济之聘，任武汉大学外文系教授兼系主任。同年11月，历史学家姚从吾出任国立河南大学校长。从《吴雨僧先生来函》可知，姚从吾执掌河大后，曾数次约请吴宓来校讲学。1947年5月4日，姚氏亲笔作书，盛邀吴宓“来河大讲学二三星期”。此函通过喻存粹转示吴宓，但吴迟迟未予回复。一方面由于当时武大学潮平息不久，一方面因吴宓身为武大外文系主任且兼《武汉日报·文学副刊》主编，事务繁忙，故未能践约。于是，吴宓函复姚从吾，说明缘由，允诺下学年（10、11月间）应约赴汴。根据内容推测，吴宓此函大约作于暑假期间。不过，吴宓最终似乎还是爽约了，笔者未见有关他1947年赴河大讲学的记载。
    其实，早在1946年2月，当时河南大学的校长田培林就有聘请吴宓担任文学院院长的意愿，但吴婉拒。是年3月29日的《吴宓日记》记载：“托代婉辞河大田培林伯苍、襄城。聘宓为文学院长，并详述宓近情。”（见《吴宓日记第10册》，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年版，第26页。）由此看来，从田培林到姚从吾，河大两任校长都对吴宓礼贤有加。
    姚从吾与吴宓的相识不知始于何时，不应迟于1936年。此年8月21的《吴宓日记》有“至中央公园，赴叶麐邀叙。旋悉姚士鳌从吾”的记录。吴宓还将爱慕自己的陈绚（宜珍）介绍给姚从吾。姚、陈最终结合，于同年12月12日成婚。当天的《吴宓日记》记述了吴参加两人婚礼并担任介绍人的情形。
    次年5月10日，姚从吾致函吴宓，请其批评陈绚的诗作。吴宓作复：“宜珍贤妹诗，昔曾读过。此作甚高雅，仅易数字，以求合律。宓附候俪安五月二十日。”此函现已收入《吴宓书信集》。同时，《吴宓书信集》也收录了1935至1936年间吴宓写给陈绚的四通书札。
    1938年4月，由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南开大学三所著名高校组成的西南联合大学在昆明正式成立。吴宓与姚从吾成为联大同事。不久，联大文学院迁至蒙自办学。于是，吴宓与姚从吾、汤用彤、容肇祖、贺麟、沈有鼎、钱穆等同事共同租赁了校外以东的一幢西式楼房——“红楼”（吴宓称之为“天南精舍”）。同住“精舍”的七人各有专长，常在一起研讨学问，切磋砥砺，彼此关照，融洽无间，谱写了一段历史佳话。因既是同事又属“同楼”，吴、姚在这一时期的往来最为频繁。
    笔者披露的上述信函，因未见《吴宓书信集》等收录，应是吴宓的一封佚简。虽然它并非全璧，但对于我们了解吴宓与姚从吾二人的交往，以及吴氏1947年的工作、生活情状等当不无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