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工开物》被誉为“17世纪中国科技的百科全书”。《中国科学技术史》的作者李约瑟博士把宋应星称为“中国的阿格里科拉”或“中国的狄德罗”。阿格里科拉是15世纪德国一位杰出的科学家，被称为“地质学与矿物学之父”；狄德罗是18世纪法国的启蒙思想家、哲学家和百科全书的编写者，欧洲“百科全书学派”的代表人物。日本学者薮内清也认为，宋应星的《天工开物》足以与狄德罗的《百科全书》相匹敌。由此可见，宋应星在世界科技史上的地位和影响。
    宋应星（1587—1666年），江西奉新人，明末清初时期杰出的农学家、博物学家。他生活的时代，正是明万历十五年至清朝康熙五年，一个改朝换代的时期。宋应星对后世最大的贡献，是对农业和手工业生产进行了长期的考察、记录与研究，收集了第一手的农学和博物学资料，从而写出了《天工开物》这部“百科全书式”的科技著作。
    “天工开物”这四个字，从字面上看，天工，与人工相对，指的是巧夺天工的意思；开物，是打开万物之谜，指的是通晓万物的道理。
    那么，《天工开物》到底是一本什么书呢？
    《天工开物》全书分三编，详细描述和记录了中国古代农业和手工业30多个门类的技术和经验，内容几乎包括了当时的全部的农业生产和手工业领域。上编包括谷类和棉麻栽培、养蚕、染料、食品加工等；中编包括制造砖瓦、陶瓷、钢铁器具等；下编包括五金开采以及冶炼、火药、朱墨等。
    这本书的编写主次独特而清晰，是按照“贵五谷而贱金玉”的理念来编排的。也就是说，作者把与吃饭、穿衣有关的农业科技放在最前面，然后才是有关手工业各方面的科学技术，把珠玉之类的制造放在全书最后。这种编排次序，正好反映了宋应星重视农业、注重实学的科学思想。
    那么，《天工开物》这本书是怎样编写出来的呢？
    宋应星出生在一个书香人家。他的曾祖父宋景是明代中期的一位重要阁臣，为官清廉，曾因参与推行著名的“一条鞭法”改革政策而震动朝野。
    宋应星兄弟姐妹六人，他是老三。他的长兄叫宋应升，应星幼小时就跟着长兄在家塾里识字念书。他聪颖好学，十岁不到就学会作诗了，而且还有过目不忘的本领，深得宋家长辈和家塾里的先生赞赏。稍大一点之后，宋应星又与长兄一起考入当地县里的书院，熟读了经史和诸子百家。
    因为喜欢诸子百家的文章，他文心活泼，对按部就班、枯燥乏味的八股文，深恶痛绝。他还特别喜欢听琴、吟诗，经常与同窗好友风雨吟诵，啸傲山水林泉之间。此外，从少年时代起，他就对当时的读书人视为“雕虫小技”、“旁门左道”和“引车卖浆者流”的各种物件的制作技艺兴趣盎然，只有碰到和遇见，他总会打破砂锅问到底，甚至喜欢动手体验。
    也许从那时起，他就已经开始留心观察、收集和记录各种手工业技艺的资料了。但是在明朝后期，统治者所极力推崇的，仍然是八股文考试制度，所谓“科举取士”。当官、走仕途，也是一般读书人心目中的“正道”和唯一的前途。
    1615年（明朝万历四十三年），宋应星与长兄应升一起，赴省城南昌第一次参加乡试。在一万多名考生中，宋应星考中全省第三名举人，长兄名列第六名。他的家乡奉新全县，也只有他们兄弟俩中了举。当时，家乡人都很羡慕，尊称他们为“奉新二宋”。
    因为首次乡试告捷，兄弟二人当年秋天又结伴前往京师（北京）参加大考。可惜的是，第二年春天发榜时，兄弟俩皆名落孙山，只好怏怏而归。
    但兄弟俩不太甘心，又一起去了九江府的“白鹿洞书院”，请那里的名师予以指点，以便第二年再去应试。也许是命运之神有意成全，让宋应星成为一位科学家，因此就阻断了他的科举仕途之路。结果，宋应星后来一连参加了四次京师科举考试，次次都是名落孙山。
    倒是他的长兄比他略微幸运，在1631年（明朝崇祯四年）当上了浙江桐乡县令，算是走上了仕途。
    宋应星在经历了几次科举失意之后，对朝廷的科举取士制度心灰意冷，以至于彻底失望，最终打消了走仕途的念头，放下包袱，安心回到家乡，一边待奉老母，一边开始为他心目中的《天工开物》进行田野调查、收集撰写素材和资料的工作。
    其实，在先后数次从南方到北方的应考往返途中，他就没有闲着，行程数万里，他沿途都在考察、寻访和记录，对南北各地的农业和手工业生产状况，作了大量的社会调查。用他自己的话说：“为方万里中，何事何物不可闻。”意思是说，来去行程数万里，没有什么事情和物件是我不想知道的。
    而他在奉新乡居的日子里，更是走遍了田野和村镇，遍访打谷场和手工作坊的各类匠人和艺人，以及店铺、窑场、工地，等等。他的第一手科技资料，就是这样一点一点收集、记录和积累下来的。
    晚年的宋应星，一心只想着写他的各类科技著作，即使有了入仕当官的机会，他也早已心灰意冷，不再能提起任何兴致了。
    他写的书真是不少，自然科学、人文科学、技术科学的都有。自然科学方面的，除了《天工开物》，还有《观象》《乐律》等；人文科学方面的，有《野议》《画音归正》《杂色文》《卮言十种》等；还有《思怜诗》《美利笺》等文学作品。
    可惜的是，宋应星的著述，不被当朝理政者看好，尤其是生逢改朝换代之时，作为大明“遗老”，他的骨子里还有对清朝强烈的抵触与反对情绪，不为当世所容，所以，他的大部分著作都没能保存和流传下来。幸运地保留下来的完整著述，只有《天工开物》《野议》《思怜诗》《论气》和《谈天》五种。
    他在贫困中度过了晚年的时光，大约在1666年（清朝康熙五年），离开了人世，享年80岁。临终前，宋应星把自己一生的经验教训，作为“宋氏家训”留给了子孙们：一不参加科举，二不去做官，只在家乡安心耕读，以书香传家。
    《天工开物》于1637年（明崇祯十年）刻版面世，宁波范氏天一阁藏有此书初刻本。明末学者、科学家方以智在《物理小识》一书中较早引用了《天工开物》的有关论述。但《天工开物》在清朝并未公开印刷过，只在康熙年间陈梦雷所编辑类书《古今图书集成》里略有摘录。满人入关后，《天工开物》被认为存在眷恋旧朝、抵触满清思想而遭到禁毁，从此被雪藏了近300年。
    1694年，日本学者、本草学家见原益轩（1630—1714）在《花谱》与《菜谱》两本著作的参考书目中，开列了《天工开物》的书名。据说这是日本有关《天工开物》最早的文献材料。1771年，日本出版商柏原屋佐兵卫（菅王堂主人），根据《天工开物》初刻本，在日本首次翻刻《天工开物》，这也是《天工开物》的第一个域外刻本。宋应星的天工开物思想，受到当时一些日本学者的尊崇，被誉为富国济民的“开物之学”。
    18世纪末叶，《天工开物》从日本传到朝鲜国后，也受到朝鲜李朝后期一些实学派学者的重视。1783年，李朝末期学者、小说家朴趾源（1737—1805年），在他的游记名作《热河日记》里，第一次向在朝鲜知识界推介和传播了宋应星和他的《天工开物》。
    从18世纪至20世纪，《天工开物》的不同刻本与印本，陆续在法、英、德、意、俄、美等欧美国家的著名图书馆里都有收藏。巴黎皇家文库（即现在的国家图书馆前身）在18世纪就收藏有明刻本《天工开物》。1830年，法兰西学院汉学家儒莲（即茹理安，1797—1873）用法文翻译了书中“丹青”一章中有关银朱的部分。儒莲此举被认为是《天工开物》一书的首次西译。1832年儒莲又将这部分法译转译成英文，发表在印度《孟加拉亚洲学会学报》上。1833年，他又用法文翻译了“制墨”等部分文字，刊载于法国权威杂志《化学年鉴》和《科学院院报》，接着也把这一部分的法文本译成了英文和德文。
    《天工开物》一书在西方的传播，汉学家儒莲功不可没。1837年，儒莲又将《天工开物》有关蚕桑部分和“授时通考·蚕桑门”译为法文，并由巴黎皇家印刷厂出版了官方刊本，法译本取汉名为《桑蚕辑要》。《天工开物》所记录的中国蚕农有关植桑、养蚕、防治蚕病等一套完整的蚕桑业生产经验，为当时欧洲因为对蚕病的防治束手无策而陷入低谷的蚕丝业，提供了切实的生产帮助。《天工开物》在欧洲的传播，被欧洲学者誉为“直接推动了欧洲农业革命”。达尔文在读到了儒莲翻译的有关桑蚕部分文本后，在他的《动物和植物在家养下的变异》（1868）一书里特意记下了一笔：“关于中国古代养蚕的情况，见于儒莲的权威著作。”达尔文把《天工开物》里记载的中国古代养蚕技术与措施，引为论证他的人工选择与人工变异的一个重要例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