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盛夏酷暑之际，陆谷孙先生突然撒手人寰，业界大恸，我的悲伤难过至今仍不时涌上心头。每忆及谷孙师生前的音容笑貌，一幕幕与他交往而受益的情景就如过电影般地不断闪过脑际，让我陷入一种不可控制的追忆与沉思之中。如果说我这一辈子在教书育人与学术研究方面尚能有一点微不足道的作为，其背后有形无形的激励力量中，就有谷孙师对我的引领与提携。虽然我是上世纪八十年代初进入复旦大门的，但他对我的人生影响早在七十年代后期就开始了。
    1.
    1976年10月，“四人帮”倒台，高校开始重现学术生机。当时我在杭州工作，单位邻近我的母校杭州大学。一天一则消息传来，说复旦大学的陆谷孙副教授要到杭大来讲学。当时的我对陆谷孙一无所知，问了一位杭大的老师，他说，陆谷孙的讲座你可一定要去听，他是复旦的才子啊! 语气里透出的是一种崇拜。果然，几天之后杭州大学的大礼堂，听众爆满 (听众主要来自在杭州的各高校师生)，全场为台上那位戴一副黑边眼镜、略显消瘦，但却英气逼人的年轻主讲人口若悬河的中英文所折服。陆谷孙副教授 (那个时代他这样年龄的副教授在国内凤毛麟角) 的讲座分了几场举行，内容涉及现代英语、当代语法、英美文学阅读与欣赏、翻译等。我至今还记得他当 时批评pedantic English (学究式英语) 时所引用丘吉尔的那句俏皮话：This is nonsense up with which I cannot put(此乃胡说，我断难接受)。谷孙师的讲座让我第一次领略到，原来学习英语可以达到如此美妙的程度，原来英语研究有着那样宽广的天地，进而对这位才子的产生地——复旦大学，也有了一种神往。
    2.
    上世纪八十年代第一春，我幸运地被复旦大学外文系录取为英美语言文学专业的研究生，从此开始了我在复旦大学的学习、生活、工作，直至2014年底退休。初入复旦时，很少见到陆老师的身影。他当时的精力全扑在英汉词典的编纂上，只是偶尔回系里开设讲座。那些讲座似多与莎学研究有关，现在记得起来的题目有：Shakespeare Across Time and Space (超越时空的莎士比亚)，Five Ws of William Shakespeare(关于威廉·莎士比亚的五问)，The Vehicular Load of Shakespeare Plays(莎剧容量谈)。这些讲座着实给了我很多启发，让我体会到，要成为才子，除天赋条件外，经典文学的浸润绝对是必不可少的前提条件，复旦外文系所以享有盛誉，重视文学基础是一个根本原因。
    我研究生毕业留校工作后住进复旦宿舍，开始有机会慢慢近距离接触到陆老师。起初是我早上去买早点，或去上课途中，偶尔会见到他：他总是挎一个包，行色匆匆走在国年路上，他这是要去赶班车，去词典组工作。后来，我担任了外文系的副主任，因工作关系与陆老师有过几次接触，皆为行政事务。直到上世纪九十年代初，陆老师主编的 《英汉大词典》 完成，回到外文系全面执教，我才真正有机会接近他，进而相交相知。
    国年路一带，复旦好几个教师宿舍群相挨着，我开始到他家串门，讨教教学与研究方面的问题，兼谈其他。每次去他家，他基本都处于伏案状态，他待人和气，不立崖岸。每次与他交谈，都是一种享受。别的不说，就是他言谈间常常脱口而出的博引旁证，或是情不自禁地几句脱口背诵，都可让我开窍。有时他还会突然想起什么来，随手找出一张小剪报什么的送给我。他对我在学术研究上的点拨与鼓励是真诚而见实效的。他欣然为我的第二本研究小书写了序言，其中有两句话：“学向勤中得”，“博观约取”，成为我后来做好教学与研究工作的座右铭。整个九十年代我上他家串门承教不知多少次，获益匪浅。我的主要研究著作与文章也都是这个时期完成的。每当想到这些，我真是从心底里感谢谷孙师。后期因为彼此已很熟稔，有些事他也会随时想到让我卷入。如译文出版社有几本国外文学小说要翻译，让他推荐译者，他就让我先认领了一本Daphne du Maurier的 The King's General (《征西大将军》)；又如，1997年夏天，外文系与 《中国翻译》 联合举办 (应是国内首次) 翻译讲习班，作为系主任的陆老师将具体操办的任务交给了我。全国各地报名参加这次讲习班的人数众多。陆老师还特地请了谢希德校长来参加开幕式，与全体学员合影。其中的一些人现在已成了国内翻译教学与研究界的知名人物了。
    3.
    1996年，陆谷孙教授出任外文系系主任。他当政三年，外文系上下归心，各方面工作均多有起色。其中，对学生成长的关心与支持，他做得尤为出色。他特别重视为学生创造更好的学习氛围与条件，在陆老师眼里，学生的事情无小事，有时他自己还真的深度卷入地去做好。最典型的一个例子就是指导复旦代表队赴京参加第二届全国高校英语辩论大赛夺冠的过程。
    第一届赛事复旦未派代表队参加。第二届比赛，陆老师指示要去参加，并指定我为领队与教练。在紧锣密鼓的筹备中，陆老师始终给予了关心、指导与鼓励。别的不说，就在出发前，陆老师花了几乎一天的时间，为辩论队的八篇备用稿作了最后的修改、润色。赴京前一天下午五点多，陆老师还特地来看望大家，并送上一张写得非常漂亮的小纸张，上面写着：“谈说之术，矜庄以莅之，端诚以处之，坚强以持之，譬称而喻之，分别以明之，欣欢芬香以送之。———荀子 《非相》。”第二天，我们在向北京奔驰的火车上重又琢磨了这张纸上内容，觉得这其实是陆老师赠给的赢得辩论赛的锦囊妙计：如何出场，什么神态，怎样固守自己的观点，如何用各种修辞手段增强说服力，怎样利用好逻辑的力量以助辩势，尤其是要自始至终不失掉风度与善意。到北京后，我们连夜调整了相关辩论策略，用陆老师赠言中的几条原则准备每一个辩论细节。凭借我们充足的准备，在决赛阶段我们先后击败清华与北大两个代表队，夺得了冠军。我们回沪后，第一件事就是到陆老师家报喜，与他分享胜利的喜悦。
    4.
    2000年暮春，我从美国访学归来，便得到谷孙师的召唤，邀我去他寓所一晤。原来他是要与我谈 《大中华汉英词典》 编纂之事，意欲让我出来主持编纂的日常工作。我事先并没有思想准备，加之从未涉及过辞书的编写，自然有些惶惶。当时陆老师对此词典已有了大致的设计，也备好了一个权威、可资借用的基础语料群，只是尚缺一个固定的团队来展开具体的工作。他坦诚地说，许多人鼓动他，在完成了 《英汉大词典》 后，何不再编一部 《汉英大词典》，以成“双璧”之美呢？ 他也想着要做成此事，但因工程浩大，故想让我相助。他郑重对我说，选我加盟他是经过认真考虑的。陆老师对我的信任让我很感动，更何况在他的手下学习词典编纂，对我而言起码也是一个提高中英文文字水平的极好机会，就一口应承愿意试试。他接着向我介绍了将要编纂的这部词典的详情，包括一些已经拟定的原创性设想等。离开陆老师寓所，我的心情既兴奋又忐忑。我深知此事自己是“蜀中无大将，廖化当先锋”。不久，陆老师又特意写一份约一千三百字的文字材料给我，文中回顾了复旦外文系自葛传椝先生开始，直至我接手操持《大中华汉英词典》 为止，历时数十载的词典编纂历史，其中有序记录了一些重要人物与事件。他是希望我很好继承外文系的词典编纂传统，真正做到薪尽火传。
    当时还有一位女士，名叫杨东霞，是外文系已故著名教授杨烈之女，陆老师让她配合我处理些办公杂务。我的第一项任务就是“招兵买马”，动员本系与大英部的一些青年教师来加入编写团队。两个月后，十来位教师与研究生组成的团队形成。此后，我定期召集相关会议，讨论技术性问题，并对每个人做的词条进行规范性审核，我自己也是边做边学。这以后相当一段时间，我频繁出入陆老师寓所，每次都是带着问题上门，获得答案或方案离开，这是我逐渐学习、积累词典学理论与实践的黄金期。我一年后写成的第一篇 (也是最后一篇) 关于辞书编纂研究的学术文章后来被收录在商务印书馆出版的 《辞书的修订与创新》 一书里。这一时期，我还真切体悟到，陆老师不仅英文纯熟道地，而且汉语的功力与修养也实在是了得，在他手下学习编词典，学问长进是扎实的。我好幸运!
    我成为陆老师编纂汉英词典的助手，他对我非常尊重，特别是我有什么建议，他都倾听，择善而从。比如，我曾建议，编纂词典的同时，也应超前考虑为词典将来的修订工作极早储备人才。他听后十分赞赏，嘱我留意这方面的“坯子”。我在给四年级学生上翻译课的过程中就发现两位这样的“坯子”，其中之一就是现在英语系教师中的才俊朱绩菘君。陆老师面谈后认可了他。就这样在陆老师的直接培养下，朱绩菘完成词典学硕士、博士阶段的学业，留校任教，现在已成大器。在陆老师的指导下，我们用了一年半的时间，基本做出了标准的张样若干，接下去就要大规模地推进编纂。就在这个节骨眼上，一件想不到的事发生了。
    2001年12月，我被查出患胃癌，且已经是中晚期，住进华山医院动了手术。手术前后，陆老师都来医院看望我，还把一张 《大中华汉英词典》的上海社科正式立项书带去给我看。此后，他不仅给我精神上的安慰，而且还在经济上分多次向我施以援手。我内人就我的手术及治疗方案首先是与陆老师商量后定的。手术后的化疗使我虚弱不堪，据当时医疗判断，我的病情预后不良。在这种情势下，我自忖已不可能再有力有效地来配合陆老师完成这项词典工程了，便向陆老师提出，不要因为我的重病而使 《大中华汉英词典》 工作中断，请他另择合适之人接替我。从我接受陆老师重托，主持 《大中华汉英词典》 常务工作到我因病离开这个岗位，时间不足两年。时间虽短，但这二十个月成为我一生中的一个大亮点。
    5.
    2003年，复旦大学外国语言文学学院成立。陆谷孙教授出任首任院长。他根据当时对国内外政经大形势的研判，以及对相关学科走势的观察，认定翻译无论作为一个专业抑或作为一个学科，都可能在不久的年月里兴盛起来，复旦外文学院有条件在这方面先走一步。于是在他的提议下，外文学院决定新建一个翻译系，先从英语系的部分学生中抽一部分作为翻译专业的学生来试点培养。这在当时是一个大胆的决定，也获得了学校有关部门的认可与支持。在选择谁来担任这个新建系的系主任时，陆老师又想到了我。这时的我，经过各种方式、方子的调理调养，身体处于逐渐康复的过程中，已经基本恢复正常上课与带研究生。陆老师对我说，刚强，我看你还是再出来做点事吧。我又一口应允。并怀着几分难过，几分激动对他说：陆老师，《大中华汉英词典》 刚强有负重托，现在筹建翻译系，我当再竭驽钝。
    2004年秋，翻译系举行正式成立仪式，宣布我为首任系主任。此后在陆老师的直接指导下，翻译系的工作进展顺利。我于是又开始了另一番的“招兵买马”。短短两三年间，翻译专业课程的骨干力量基本组成，与此相关的翻译专业课程体系建设进展良好。2004年至2006年这段时间，国内相关专家教授向教育部相关部门反复申请、说服在高校新建翻译专业。我代表复旦翻译系，参与了本科翻译专业与研究生翻译专业可行性论证的过程。终于，陆老师的预见得到印证。教育部先于2006年宣布复旦大学等三所院校试办本科翻译专业，次年又决定在包括复旦大学在内的15所高校试办翻译专业研究生教育的试点。由于陆谷孙教授的学科远见，使复旦大学在本世纪的头十年，在翻译专业建设上获得先机，走在了同类院校的前面，在各个方面为兄弟院校提供了良好的参照与经验。
    后来陆老师卸任院长，但他对翻译系的发展仍然一如既往地关心、支持。如2007年4月，“首届全国翻译专业建设圆桌会议”在复旦召开。陆老师出席并作了题为“Translatorlanguage-wise and otherwise (谈译者的语言功底与学识)”的精彩主旨发言，提出了这样一个鲜明的观点：翻译教师至少要有200万字的英译汉和100万字的汉译英作品，口译教师至少要有上百场大规模的同传或交传经历，方可真正胜任教学。又如，翻译系曾试办过 《翻译教学与研究》 刊物，陆老师在第二期上发表题为“飞越与抵达”的文章，用一种新颖而独特的角度来审视翻译的真谛，极具理论与实践的启发意义。
    尤其令翻译系师生感动的是，翻译系举办的面向全国的“优萌杯翻译竞赛”连续八届 (2006年至2013年)，陆老师都担任竞赛专家评审组组长。他拒绝挂名，每次都认真仔细地对参赛卷子进行审阅。他特别提出，复旦的参赛者一般不评一等奖，在同等条件下，奖项应让给外校外地的参赛者。翻译系的阅卷教师每位都要先各自试译，然后进行集体研讨。只要精力时间允许，他会来参加。他还专门为此写过一篇博客文章 (写于2010年9月12日夜)，充分肯定了“优萌杯翻译竞赛”的一些独到做法。今天重温这篇短文，仍然让我感动不已。这倒不纯是因为陆老师赞扬了翻译系的老师，还因为这篇博客文章折射出的一位学术大师的高尚学术品格。举办八年的这项赛事每次都是我自己首先向陆老师递交参考译文，每次都及时得到他用红笔或铅笔圈改过的反馈，这些密密麻麻的圈改永远提醒我 (及翻译系的全体老师)：“译然后知不足”。
    陆老师因其自幼受到的庭训及其特有天赋而成为才子。才子或可让人羡慕，赢得赞誉，但陆老师生前过后，始终受人敬重、景仰、追思、怀念，并非是他横溢的才华，而是他作为中国著名学者、教授的那种清朗风骨与高尚人格，那种质朴处世的生活哲学，那种提携后进的为师之道。在他身上集中体现的是中国杰出文人的特殊气质：敏而好学，不知老之将至；心念学生，传道授业不止；笔有乾坤，风云万象俱来。谷孙师离世的前一年，他主编的 《汉英大词典》 上卷问世，为此他还亲临上海书展的发布会致词。谁料天不假年，在下卷即将付梓之时，他却溘然离我们而去。谷孙师长我十岁，是我真正意义上的良师益友，我将恒久地记住他，怀念他，并在余生继续以他为榜样，努力像他那样做人做学问。